Ieoh Ming
Pei
貝聿銘在盧浮宮金字塔模型前
貝聿銘
（1917年4月26日-2019年5月16日），是享譽國内外的建築大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土木專家。代表作品有巴黎盧浮宮擴建工程、香港中國銀行大廈、香山飯店、蘇州博物館新館等。
從18歲赴美留學的富家子弟，到後來成為在美國及世界範圍内都有話語權的建築大師，貝聿銘的一生不隻是演繹了一個有傳奇色彩的成功故事。實際上，回首他的整個職業生涯，不僅僅在曆史與現代之間建構橋梁，也在東西方之間建構橋梁。正如一位建築界同行所說:“貝聿銘的建築仿佛變幻莫測的現代世界中一條奇妙的絲綢之路。”
團結出版社出版的《走出曆史的塵煙》一書中，收錄了作者李菁多年以前基于實地采訪整理成文的珍貴記錄，其中還包括作者在位于紐約的“貝氏建築事務所”中采訪貝聿銘先生的兒子：貝建中和貝禮中的采訪記錄。閱讀這本書，可以讓我們跟随作者的腳步，從實地采訪中去了解一個家族從蘇州到紐約的故事。
今天是貝聿銘先生誕辰105周年，我們就一起回顧貝聿銘先生行走于東西方的建築人生縮影，一起遙望這位用建築作品穿越時代而存在的建築大師吧！
Pei
東西之間
建築大師貝聿銘
随着貝聿銘在美國建築界的名氣越來越大，他的東方背景和家族故事在更廣的範圍内被傳播和熟知。而他與建築界、文化界、商界乃至政治界主流話語圈或遠或近、或疏或密的關系，也使得他的身上籠罩了幾分神秘色彩。有人形容他“對權力的各種微妙關系的敏感程度，可與聲納相媲美”。貝聿銘性格中哪些特質是東方的，哪些又是西方的，這也成了很多對他感興趣者閑談的話題之一。
20世紀60年代起，貝聿銘開始自立門戶
“他們并不會把他看成一位亞洲人，而是一位有天分的、敏感的、最頂尖的設計師。但某些時候，他的東方背景也會有影響。當初香港彙豐銀行選擇建築師時，也邀請過貝聿銘，但他拒絕了。他知道，當時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對方傾向的很可能是英國人而不會選一個華人。後來證明果然是。是以種族的确是有影響的。但是澳洲在選擇首都時他也被邀請擔任評審員，而他做出的評判對于最終的決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黃慧生說。
貝聿銘曾對他的朋友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很西化，這沒錯。但這遠非事情的全部。我對兩個世界的人都很了解，和他們在一起都很自如。但說到底，我和西方人之間還是有一道屏障。雖然沒有竹簾那麼厚，但這道薄薄的屏障最後還是把我們隔了開來……東方人和西方人的差别，比俄羅斯人或者中東人等任何其他人種之間的差别都要深刻，這也許是因為我們的曆史太悠久。我們的文明可以追溯到那麼遙遠的年代，比任何國家的都要遙遠……”貝聿銘又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比你想象的要中國化得多，我猜我沒有在你面前表露這一點。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故意這麼做的。”
1974年，貝聿銘在時隔近四十年後重返祖國；1978年，貝聿銘被邀請再次回國，對北京城市發展和規劃提出些建議。
貝聿銘早年在中國
“那時候剛開始改革開放不久，中國政府想發展旅遊業掙外彙，希望建造一些新的酒店。邀請貝先生回國。我是先頭部隊，提前兩三天到了北京。我們否決了好幾處選址，因為在那些地方建酒店，會傷害原有的人文景觀。有一天，當我行走在景山公園北邊時，我意識到盡管在地面上看，故宮周圍的城牆非常令人震撼，但如果從高處看下去，紫禁城的氣勢就消失了。任何過高的建築，都會使人們居高臨下地看着故宮，如果這樣，中國一個重要的旅遊景點就會被毀掉。于是我在一張紙上畫了示意圖，讓大家站在故宮北門延展的中軸線上，并建議，不要在附近建高層建築。兩三天後我們交換筆記時，貝先生看到了這個想法。而這個條件所限制的視野角度，就是北京現在在故宮附近實行的政策。現在這條線被稱為Pei-Cobb-Freed線，或者Pei線，因為我為這家公司工作，是以這麼叫也是準确的。”黃慧生說。
“許多重大而複雜的項目找到貝先生，部分是因為他處理人際關系的政策和他的能力能夠克服那些最困難的障礙。他從來不會在沒有事先做大量研究之前進入一個項目，隻有這樣他才能了解問題所在，能夠從文化、曆史、政治、社會方面去評估他們。”珍妮特·斯特朗說。
1990年，73歲的貝聿銘從事務所退休，此後，他在歐洲、亞洲和中東等地接下了一系列小項目，這些項目全由他親力親為。“從1990年起，我不那麼在乎建築物的造型了。設計一個獨特的建築造型對我不再是件難事。去了解認識我所做的才是很大的挑戰，我開始研究各種文明。”他隻接手自己感興趣的項目，追求一條商業資訊沒有那麼濃郁的藝術線路。他退休後的作品分布世界各地，包括盧森堡、德國、英國、日本、中國和卡達。令人驚歎的是，晚年的貝聿銘仍然保持旺盛的創造力。建築評論家卡特·懷斯曼說：“貝聿銘是一位以工程學為根基的現代主義建築師，與此同時，他更牢牢地抓住藝術和文化的靈魂。”
貝聿銘被稱為“最後一個現代主義大師”，有人評價，在使現代主義成為美國公共機構的官方風格這方面，貝聿銘所作的貢獻超過了任何别的建築師。但貝聿銘本人似乎對冠在身上的各種标簽毫不在意，也很少公開表達他的建築哲學和建築觀點。他參加建築師行業的會議的時候，很多建築師熱衷于表達自己的建築觀點和理念，乃至批評同行的東西，貝聿銘幾乎總是不置可否，不表達自己的看法。這也引起了一些建築師同行的不滿，說他圓滑世故。但貝聿銘隻是說：“我不屬于任何流派，也沒有投入任何建築運動，吸引并群聚追随者特别是青年建築師好讓自己成為有品牌的建築師，那不是我的方向。”
“貝聿銘沒有固定的風格，這意味着他不會帶着‘這個建築應該是怎樣’或者‘要用怎樣的材料’這樣預先的想法去開始一個項目。幾十年來，他持續某種堅持和純粹，決不加入類似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或者其他20世紀的‘主義’的流行趨勢中。相反，他堅持現代主義的審美和一緻的幾何邏輯，非常精确。‘幾何’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在珍妮特·斯特朗眼裡，貝聿銘并不是那種口若懸河的理論家，而更像是一個有着基本話語的哲學家。或許，貝聿銘把有關自己的一切都交給了他的作品去解釋，“他相信他的建築自己能說話”。
以上圖文内容節選自《走出曆史的塵煙》中《成為貝聿銘》的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