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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徐坤《神聖婚姻》:回到火熱的當代城市生活現場

最近,徐坤長篇小說《神聖婚姻》研讨會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辦。

徐坤曾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優秀短篇小說獎,當她還是一名年輕學者時,其中短篇小說《白話》《先鋒》《熱狗》等就以鮮明的風格被關注。此後她完成了長篇小說《春天的二十二個夜晚》《野草根》《八月狂想曲》等。在《神聖婚姻》中,徐坤寫作海歸青年、來京的“外鄉人”、城市高知、挂職幹部等人群在新時代中的生活與命運。

研讨|徐坤《神聖婚姻》:回到火熱的當代城市生活現場

故事中講述了幾段婚姻關系,其一是留學歸來的準備結婚的程田田和孫子洋,他們因為孫子洋考入北京的會計師事務所而決定在北京買房;其二是孫子洋的父母于鳳仙、孫耀第,為了給孫子洋買房,他們通過辦理“假離婚”而獲得買房資格,但未曾想生了變故,孫耀第離婚後與别人結了婚;其三是律師顧薇薇與薩志山,顧薇薇的強勢讓薩志山很苦悶,于是他去到基層挂職,開始了新的工作與生活。

人人都在小說中自主、痛快地活了一回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白烨介紹,《神聖婚姻》由婚姻異變、體制轉變,揭示人們的情感隐痛與社會的陣痛,故事中,借由學者薩志山的基層挂職,小說把筆觸伸向社會巨變的前沿領域,寫出新時代新變化,以及這種變化的新動能。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閻晶明談道,他在《神聖婚姻》中讀到“火熱的現實生活”:“小說中,有對于當代城市生活的集中描寫,呈現一種生機無限的狀态。小說中的人物性格都很鮮明,每個人的生命情感都有切膚之痛,然而他們依舊對生活充滿了熱愛,人人都在小說裡自主、痛快地活上了一回,命運的坎坷、生活的沖突沖突,最終都達到了反轉與和諧。”

山西大學文學院教授王春林同樣在閱讀時感到酣暢:“小說在喧嚣背後蘊含對社會的思考、對人性的體察,小說的美學風格機智反諷、幽默诙諧、具有喜劇性,其中很不起眼的次要角色老黃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整部小說其實由兩條叙事脈絡構成,時代、社會的宏大叙事以及日常叙事的線索。整體小說不僅強調婚姻是神聖的,我們的社會生活、新時代生活同樣也應該是神聖的。”

研讨|徐坤《神聖婚姻》:回到火熱的當代城市生活現場

徐坤

關于《神聖婚姻》中的人物,中國圖書評論學會會長郭義強注意到,徐坤在小說中寫出了堅守傳統價值觀的一群人,比如宇宙所所長孔令健,副所長毛榛,挂職犧牲的研究員薩志山,支教山區的程田田等。“還有于鳳仙這樣的角色,雖着墨不多,但是寥寥幾筆就把人物的突出特點寫活了。小說不乏喜劇色彩,兼具東北地方戲的幽默感,在正與邪的較量中突出正氣,對人物命運始終懷有強烈的悲憫。”

《文藝報》總編輯梁鴻鷹認為,《神聖婚姻》小說中,最成功的還是女性形象,樊梨花舌戰“群雄”的場面把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把治家如烹小鮮的氣魄,寫得淋漓盡緻。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謝有順認為:“《神聖婚姻》的好看還在于人物,尤其是女性角色的獨立、又不嚣張的獨特人格。徐坤對于荒誕的書寫來自于對這個時代的熱愛,有反諷,但是很克制,有包容,有了解,靜觀其變。徐坤是骨子裡有相信的作家,絕大多數作家是悲觀的、不信的,但徐坤不是虛無主義者、懷疑主義者。”

研讨|徐坤《神聖婚姻》:回到火熱的當代城市生活現場

研讨會合影

悲涼底色與聲音肖像

關于徐坤的寫作,沈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孟繁華認為,徐坤是很有現實關懷的作家,她的衆多作品,都是現實題材,《神聖婚姻》即使書寫十分熱烈,但其反諷戲仿之下的底色卻具有深批判性。其一是對東北文化的批判,作家在離開東北之後對東北文化中的問題具有了深切體悟,并在小說中以婚姻為切口展開批判,寫出幾段東北婚姻的一地雞毛;其二是對知識分子的批判,這是徐坤寫作中一脈相承的主題。

《南方文壇》主編張燕玲談道,《神聖婚姻》是徐坤暌違十年歸來的聲音的肖像,一打開,耳邊就雀躍着徐坤的聲音,豪俠、潇灑、快人快語,讓人生怕這聲音斷線。她的小說中有脫口秀般和評書一樣的喜感。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吳俊關于《神聖婚姻》的叙事特點談道,作者以叙事速度去覆寫現實生活和精神生活空間,并用了凝練而有技巧的多重叙事關系讓内容龐雜卻緊湊。此外,在塑造人物時,也有茅盾《子夜》中人物設計的影子,“每個人物都是一個時代、一個社會處在特定曆史時期的非常重要類型的化身。”

關于“神聖婚姻”的主題,沈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賀紹俊談道,小說以薩志山為核心人物,書寫了從解構神聖到重構神聖,婚姻的神聖性由虛到實的過程。薩志山的離婚是對中産階級婚姻的絢麗外衣的解構,而基層工作則是找到神聖之實、并重新賦予神聖具體内涵的必經之路。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陳福民也對“神聖”與“婚姻”兩個關鍵詞的關系展開了思索,他談道,神聖并非婚姻的先驗性的定義,婚姻的神聖性來自脫離傳統農業社會、進入商業社會的曆史程序中婚姻與愛情的結合,而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巨變又給婚姻、情感關系再次帶來了變異,徐坤的小說就集中處理了現代商業社會中有關婚姻神聖性的問題。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執行主編李蔚超強調了徐坤小說中攜帶的九十年代的文化記憶,以及由這種文化記憶生發的對城市的曆史記憶、對世俗生活與人性的熱愛、對人通過實踐而實作價值的相信、對後現代文本拼貼形式的熟練,以及對女性主義思潮的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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