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丹丹：是不是越來越多的中國女性選擇離開職場？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的資料，中國15-64歲女性勞動參與率從2000年第11位下降到2022年第51位。2022年，全球GDP排名前15的國家中，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排名第8，在15個國家中下降幅度最大。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經濟學教授張丹丹長期研究國内勞動經濟、健康經濟方向，關注國内轉型期的弱勢群體。她從2015年開始研究國内女性勞動參與率下降的問題，發現從1982年到2020年，國内女性勞動參與率下降22%，比同時期下降16%的男性勞動參與率速度更快、範圍更大。

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後，張丹丹發起疫情對國内勞動力市場影響的研究。通過資料分析發現“相對男性勞動力，女性勞動力失業率更高，複工進度更慢，居家辦公可能性更大。”其中，處于家庭内部的已婚、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勞動力市場地位下降更明顯，“家庭照料負擔是導緻女性職場損失的重要因素”。

雖然研究中的資料不能實時更新，但這些研究與近幾年國際上“女性衰退（she-cession)”的讨論共同展示一種女性在當下的工作處境，提醒我們注意這種不平等，并盡力找到縮小差距的方式。

以下内容根據張丹丹口述和公開發表文章整理。

記者｜李曉潔

大陸女性勞動參與率相比男性下降速度更快

我從2015年開始關注并研究國内勞動參與率變化，以及這種變化中的性别差異。利用國家統計局的曆次中國人口普查資料，我們得出從1982年到2020年近40年的時間裡，在15-65歲勞動年齡人口中，女性勞動參與率從77%下降到55%，男性勞動參與率則從92%下降到76%，有6%的性别差異。這與國際勞工組織統計的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下降結果比較吻合。

要先說下這個資料下降的前提。與世界相比，國内的勞動參與率資料是從一個極高值下降到正常水準的過程，其他國家近些年的勞動參與率，尤其是女性勞動參與率上升，與中國下降後的資料基本齊平。是以不是說我們國家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相對男性下降快，就說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低，相對其他國家，我們相當于回到正常水準。

背後的原因，你可以回想下上世紀80年代前，計劃經濟時代的勞動力很少有不參與就業，或者失業的狀況，勞動參與率極高。而後續我們的研究中也發現，2000年是中國勞動參與率開始下降的一個節點，這時國内勞動力市場中的私有部門占比更高，市場化後女性勞動參與率開始降低，是以女性勞動參與率下降主要發生在2000年後。

為什麼會有這種變化？為什麼女性勞動參與率與男性有這種差距？不同代際的女性勞動參與率有何不同？這些問題當時在國内幾乎沒人能給出有說服力的解釋。但這确實是個真實的現象和問題。

除了使用國家統計局的曆次人口普查資料進行分析，2015年我和合作者開始嘗試使用實驗經濟學的方法回答這個難解之題。我們選擇了在北京不同代際出生的群體。這些群體主要集中在城鎮，因為當年國家統計的資料大部分也在城鎮。我們想通過問卷、遊戲設定分析他們的競争意願，進而反映不同代際男性和女性的勞動參與意願。三個代際分别是1958、1966、1977年出生群體，他們完全成長于經濟改革時代，每個群體各取樣100人。

分析結果顯示，勞動參與率的下降存在顯著的代際差異。1958年出生的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最高，競争意願甚至高于同時期男性；1966年出生的女性勞動參與率稍微低，1977後出生的女性勞動參與率最低。打個比方，就像一杯水，每一個時點上都有那個代際的人進入，這些人參與的意願是不一樣的，是以這杯水在不同時期的濃度是不一樣的。

說到原因，一個比較确切的解釋是——在一個人關鍵的發育年齡階段，接觸不同的制度/社會規範會顯著改變這個人的行為、競争意願，進而影響他/她的勞動參與程度。

比如1958年代出生的女性，她們在1950年新的《婚姻法》修訂之後出生，當時女性地位有所提升。等到了她們成長、發育的年齡，正值文化大革命時期，當時在性别觀念上的宣傳口号推翻了儒家的男尊女卑、三從四德，強調“婦女能頂半邊天”，女性也能開飛機、燒鍋爐，社會上似乎不太容忍可以工作但選擇不工作的人，這種意識形态到了高峰。展現在我們的實驗中，1958年代出生的女性就業意願極高，行為上比男性更有競争意願。到了1966年這一代，她們到國中就開始經曆經濟改革，政治宣傳口号弱化，是以我們觀察到這個代際的女性勞動參與率稍微下降。1977年這一代同樣明顯，他們經曆了市場化變革和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意識形态上“個人主義”影響開始加強，一些此前推翻的舊傳統又回來了，這必然影響女性的競争意願，甚至大幅度降低了勞動參與率。

作為對照，我們在研究中還選取了同樣上述三個代際的中國台北女性作為調查的對比組，北京和台北共享儒家文化傳統根源，隻是台北沒有經曆文化和制度上顯著變化。分析顯示，中國台北女性早期競争意願不如内地，但因為她們完全受市場經濟影響，接受發達國家的社會規範，女性勞動參與率緩慢上升，其變化趨勢與其他國家接近，最後與大陸女性勞動參與率趨同。

目前，我們仍關注國内勞動參與率的問題。一些新的發現是，過去四十年間，勞動參與率下降幅度最大的是處于勞動力年齡“兩頭”的人群——16-24歲的年輕人，以及51-65歲的城鎮老年人。

年輕人勞動參與率降低幅度最大，這跟國内四十年“義務教育改革”、“高校擴招”等教育政策相關，年輕人接受教育、提升人力資本，自然減少了勞動供給。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去掉“在校生”後，年輕群體的勞動力參與率仍有明顯的下降，這可能說明中國目前已經形成了一個“不工作、不讀書”的NEET（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NEET）群體。另一頭的50歲以上的勞動參與率下降，但在城鄉角度是相反的趨勢：農村老年勞動人口的勞動參與率顯著上升，而城鎮老年人口勞動參與率顯著下降，這種差異部分與城鎮強制退休制度高度有關。

疫情加劇了勞動力市場中的性别不平等

我從碩士時期就關注性别問題，到現在20多年，性别問題一直是我的研究領域之一。比如失業問題，這幾年國内讨論多的是青年失業率很高，在2000年前後國内也有一波下崗失業，當時我的碩士論文關注下崗女工，主題是男女收入差距的動态變化。進入學術界後，我關注的群體是被忽視的，甚至是在統計層面上無法被看到的弱勢群體，這些人易被政策制定者忽略，但他們又是大多數，必須要有人強調他們的存在。比如留守群體、流動人口、女性等。再加上我本身是女性，小時候也是留守兒童，現在是兩個孩子的媽媽，我本能更想了解這些群體的處境，以及其背後反映的經濟、社會問題。但這部分研究通常不好做，資料不夠，需要自己去收集，是以研究周期也會很長。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國内暴發，一開始是武漢封城，後來其他城市實施了不同程度的封控。我在北京，小區也是封鎖狀态，但我當時在家根本待不住，因為我意識到這種封控是極為罕見的情況，它造成短時期内經濟幾乎完全停擺，經濟又影響民生、影響到每個人。作為一個經濟學者，我無法抑制自己想做這方面研究的沖動，關于疫情對國内就業市場的影響，具體包括性别視角，家庭内部時間分工、内部沖突等等，太多值得研究的視角了。後來我發現，這些研究也能與女性勞動參與率下降呼應，在疫情這個全球性的公共危機背景下，其實更凸顯出勞動力市場的不平等狀況。

當時國際上還沒有關于疫情造成“女性衰退（she-cession）”這個說法，即使放到現在看，國内也少有研究團隊自行搜集大樣本數量，分析女性勞動力市場受疫情影響的文章。我是在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後，正式開始着手這個研究。

一切都是摸着石頭過河。因為隻能線上做調查和實驗，我又希望樣本量足夠大，最終确定與騰訊智庫平台合作。這個平台的好處是它能鎖定問卷投放對象。比如我需要找的是2019年疫情前還在崗的勞動力，我想知道在崗群體中有多少人失業、停工、何時複工等等，需要對特定人群進行鎖定。問卷的投放和支付方式也決定了調查的成敗，我們借助用微信投放問卷，采用微信支付，這對線上調查來說非常容易操作。

2020年3月初，我面向一萬多人發出了第一份問卷，有效回收了5800多份之前在業的樣本。樣本中男女比例基本平衡，包含了3512個已婚家庭的資訊，覆寫中國325個城市的各行各業，也盡量考慮到鄉鎮和農村地區。我後續在6月、12月都進行追蹤調查，基本涵蓋了疫情前、疫情中和疫情緩和後的工作資訊。從6月開始，問卷新增收集已婚家庭配偶的工作狀态資訊、家庭分工等資訊，希望了解家庭層面内，夫妻雙方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差異。

2020年底，資料回收結束後，我們發現，總體上，相對男性勞動力，女性勞動力失業率更高，複工進度更慢，居家辦公可能性更大。2020年末，女性從業者相對男性失業或退出勞動力市場的比例增加了6.1個百分點。周工作時間顯著減少了3.7小時，月工資損失了462元。女性失業時長超出半年的比例高達28%，男性則為16.4%。而居家工作的女性比例更高，特别是2020年上半年，女性居家辦公的比例比男性高出25-35%。

這個結果主要有兩方面的解釋：一是疫情的帶來的經濟下滑主要打擊的是服務性工作，而這些行業多為女性主導；二是女性承擔了更多的家庭照料工作，她們更可能犧牲工作，顧全家庭，導緻工作時間減少、失業以及退出勞動力市場的比例增加。

這兩種解釋哪個更主要？通過對家庭内部資料的回歸分析，我們發現職業、行業的分布差異不是女性處于就業劣勢的最主要原因，關鍵在于婚姻、未成年子女會加劇女性在職場上的不平等。疫情期間，“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合作模式更明顯。相對丈夫，妻子更不可能複工、更易失業或退出勞動力市場；有6歲以下子女會進一步加劇職場媽媽的弱勢地位。妻子們在疫情年承擔了更多的家務勞動，特别是更多地陪伴孩子的學習，同時妻子們的社會活動參與度、上網時間和運動時間都明顯少與其丈夫。

一些特殊情況下，比如收入或人力資本水準比丈夫高的妻子，可以扭轉其家庭勞動參與上與丈夫的差異，但也不意味着妻子的勞動時間是以減少。如果有6歲以下的子女，妻子即使有“強議價能力”，也幾乎無法減輕她在家庭照料上的負擔。

最後，在心理健康層面，我們發現女性整體的心理健康水準顯著低于男性，已婚職場媽媽經曆了更大的心理健康沖擊。還有一個資料我沒放到文章中，是疫情期間自殺事件中男性數量略高于女性，這看起來與我們前面的分析結果不符，但如果看增長率，疫情期間女性自殺增長大于男性，這也能從一個側面佐證女性心理健康問題。

實話說，這些資料總體上跟我本人、我周圍的女性感受相似。我記得資料搜集結束後，我先寫了個文章，轉發到朋友圈。我身邊好多人看到後都過來找我說，她們在家庭中感受到的犧牲、無力、掙紮。也有超出我想象的部分，是2020年12月搜集的資料，當時國内疫情放緩，整個國家經濟資料還不錯，失業率也不高，但沒想到還是有許多女性失業，沒有回到工作崗位，成為家庭主婦，這有點讓我驚訝。面對大的公共危機時，女性更容易，或者說更可能被迫作出讓步。

這個研究中的資料搜集到2020年底就結束了，我沒有繼續比較後來幾年的資料。現在關于疫情期間的研究可能比較敏感，也不是當下關注的主流，文章不容易發表。但回看這些資料，再想想我們身邊的低婚育率現象，女性勞動參與率降低，其實都有關聯。

這些年，我研究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不平等，研究女性勞動參與率降低的原因之一，是希望找到有助于縮小勞動力市場中性别差距的方式。不管是從文化/規範上培養女性的意識，還是從社會服務上關注女性相關的需求（比如提供更靈活的工作時間安排、可負擔的事先串通的人服務），甚至家庭成員多關注家庭内部的弱勢一方，都是可以考慮的方式。

參考文來源于張丹丹及合作者文章：

“Gender Differences in Willingness to Compete: The Role of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with Alison Booth, Elliott Fan and Xin Meng),Economic Journal, 2019, Volume 129, 618(1): 734-764.

“Working mothers’ dilemma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vidence from China” (with Yiling Zhao and Yaxuan Liu)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4，Volume 84，102132.

本文來源：《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