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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廣饒縣委上司了韓橋廟會“砸木行”的鬥争。這時，縣委負責人是：書記劉良才、副書記延春城、組織委員任天縱(任聖符)、宣傳委員劉奎文。
韓橋三官廟會
韓橋在劉集以北八裡路的陽河西岸。每年的農曆四、九月份，各有一次為時三天的廟會。每逢此時，縣城稅局就要派員去強征稅款，搜刮民财。1930年農曆九月，韓橋廟會的前幾天，縣委就研究決定利用廟會開展一次反對國民黨苛捐雜稅的鬥争。
廟會的第一天(九月十四日)，劉良才、劉奎文、劉百祿、延春城、耿金銘、任天縱、王學文、劉考文等同志，都早早趕到會上去察看動靜。收稅的人出來後，一個個吆五喝六，飛揚跋扈。稅收得很重，特别是木貨稅更是重得出奇：買賣一條值四、五毛錢的扁擔要抽稅一毛；買賣一輛八、九元錢的木輪車要抽稅五毛。由于征稅過重，整個韓橋會上民怨沸騰。
晚上，劉良才組織各村黨支部負責人在劉集開會研究。研究結果是：①由劉奎文起草一份以警告國民黨橫征暴斂、号召群衆起來進行鬥争為内容的《告全縣同胞書》，連夜刻印幾百份，張貼到韓橋周圍許多村莊和去韓橋的必經之路上。②稅局如果無視我們的警告，執意妄為，就一定給他們以堅決懲罰。③各村黨團員和群衆積極分子都裝扮成紅槍會會員，按時趕到會場，聽候縣委統一号令。④幹就幹過痛快，幹脆把為首收稅的人打死。⑤如果大王局子的民團幹涉，我們先占住廟，然後四下一齊動手，捅死他們幾個。⑥行動以後趕緊疏散，幾個主要上司同志暫時隐蔽起來。
第二天，大家都按照縣委部署來到韓橋會上，田之樂還用一個山果筐挑了幾百面各種顔色、上寫“打倒苛捐雜稅”的小三角旗。
廣饒縣三天三千大參軍
看來，我們貼的傳單還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直到九點多鐘，收稅的家夥們才探頭探腦地将收稅的桌子擡出來。過了一會，他們以為天下依然太平，就開始收稅。大約午後一點鐘時，木貨市裡又罵聲連天了。一看時機成熟，劉良才發出行動信号。在距木貨市幾十米遠的地方，劉奎文跳到一輛大車上，對群衆大聲進行宣傳鼓動。早已壓抑不住胸中怒火的群衆齊聲高喊：“砸了它！砸了它！”我們舉起帶來的紅纓槍和蠟條杆子，群衆也順手抄起一件件家什，象一股洶湧的洪流沖到木貨市的稅桌跟前。一個收稅的看勢不好，悄悄溜走了。為首的韓xx低頭哈腰說好話：“老少爺們！咱莊裡莊鄉，有話好商量……”沒容他說完，劉良才當機立斷，掄起鬼頭刀朝他後腦勺上劈下去。因為韓xx戴着帽子，是以隻受了點傷，捂着腦袋滑到了桌子底下。在附近的民團一看情形不對，便拖着槍躲到了一邊。我們黨團員便帶領群衆，搖着三角旗高呼：“打倒貪官污吏！”“取消苛捐雜稅！”“擁護共産黨！”遊行到牲口市後，隊伍才自然地分散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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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砸木行”以後的環境惡化，我們是有心理準備的。不過，我們原先隻估計國民黨要對我們采取報複行動，而沒想到村中的地痞流氓卻首先對我們發難了。
砸木行鬥争
因為劉良才在村中幾乎是人所共知的共産黨“頭頭”，他家又是後劉集比較富裕的一戶，是以劉集村的地痞流氓就在劉良才身上打主意，想借機敲他的竹杠。這夥人有四、五個，最壞的一個叫劉茂秀。他在大街上提着劉良才的小名氣勢洶洶地叫罵：“xx，你好大膽，不要腦袋了，我非到城裡告你不行！”
晚上，劉良才找到我們商量對策。我們幾個年輕的一聽就火了，氣憤地說：“一隻羊是攆，兩隻羊是放，先把這個家夥的嚣張氣焰打下去再說！”第二天晚上，我們組織了十六、七個青年，帶着砍刀和紮槍闖到劉茂秀的院子裡。劉良才和我先進去見劉茂秀。劉良才質問劉茂秀道：“我到底怎麼着你了，你這樣欺負人？”我也湊上去說：“劉茂秀，你想騎着人的脖子拉屎呀？不行！這回你得說清楚！”劉茂秀會國術，哪把我們兩個放在眼裡，剛要瞪眼發作，我們的人呼啦闖進屋裡。這個無賴一看我們人多，又攜帶刀械，立時又變成了個稀屎蛋，說“良才、考文，這是幹什麼？咱老少爺們，還有過不去的事嗎?……"看到他一個勁地陪不是，我們也就順坡下驢，七嘴八舌地訓了他一頓說:“劉茂秀，以後你少發熊，再這樣非拾掇你不可！共産黨就是不怕你這種人！”經過這個回合，劉茂秀他們暫時收斂了一下。
但是一波剛平，一波又起。不出原來所料，廣饒縣的國民黨要對我們下手了。“砸木行”二十多天後，廣饒縣民團副大隊長，帶着十幾個民團團丁來捕劉良才。因為我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劉良才同志才得以幸免。
砸木行鬥争遺址
“砸木行”以後，我在自己場院的一個麥穰垛裡掏了一個洞，晚上就躲到裡邊睡覺，劉奎文每到夜裡，也到外村他的同學家中借宿。民團來捕人時，正巧劉良才在坡裡于活。鄉親們趕緊給他送信，他就從坡裡走了。到了傍晚，他托人捎來口信，叫劉奎文和我到鄧家去找他。我倆沒顧上吃飯就去鄧家莊找到了劉良才。我們三人一塊從鄧家莊到了益都縣的陽河村，再從陽河奔了紙坊，在一個姓白的同志家裡住了一夜。劉良才分析了當時的形勢，決定去濟南找省委彙報。第二天，我們就從紙坊回到了劉集。
年底，劉良才從濟南回來，藏在家中。這時形勢已有所緩和，我和劉奎文也都在家睡覺了。劉良才趁夜間到過我家幾次。他說已和省委取得聯系，省委決定将他調去濰縣工作。記得過了春節，他把工作交待給劉奎文，就帶着省委介紹信離開了劉集。誰知此别竟成我們的永訣！至今，我還常常回顧我們之間的革命友誼，以他為師表，勉勵自己在有生之年奮鬥不息，為黨多做一點事情。
敵人到劉集捕人時，沒有捕到劉良才，就逮去了田之樂，但田是一個地無一壟的孤老頭子，既逼問不出多少情況，又實在榨不出什麼油水，是以關了幾天後，隻好掃興地把他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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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良才走後，廣饒縣委的工作由延春城、任天縱、劉奎文三人負責。延春城文化很低，家庭生活非常困難，一家的衣食就靠他種幾分地的菜園子來維持。由于家庭拖累，他難以抽出更多的時間跑工作，是以任天縱和劉奎文在外活動相對多一些。這時常到劉集來的除任天縱以外，還有耿集的耿金銘，他可能是耿集支部的聯絡員（耿集黨支部還負責上司着呂家王鎮的幾個黨員）。
劉奎文是在1929年，由他的同學謝文英介紹入黨的。當時，他剛由廣饒縣中學退學回家。他特别熱心于黨的宣傳工作，起草傳單，寫智語，幹得非常起勁。1930年冬天，他曾同任天縱、劉良才到壽光縣張家莊開過一次各縣縣委聯席會。會議開了三天。
1930年(或1931年)，劉奎文指派我到呂家王鎮去替他召開一個革命活動分子會議。去前，他告訴我：那些人裡隻有一名黨員，叫董智甫，還有一個呂執齋表現不錯，是黨組織的發展對象，但因他是地主出身而準備再考驗一段時間。我騎着自行車到了呂家王鎮呂執齋家裡，這時，已到了八、九個青年。在會上，我講了當時的革命形勢，如蘇區的情況、紅軍的勝利消息及以後如何開展革命工作。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呂執齋、呂乙亭(呂執齋之長子)、董智甫、李春榮、劉博泉，還有幾個不知姓名。
劉奎文從廣饒中學退學後，就在劉集村劉洪儒家辦的國小裡當教員。到1932年，環境更加惡化。中、西李莊幾個國民黨員是他先前的同學，見面以後，他們裝着開玩笑，摟起劉奎文的腰來就搜口袋。奎文看到實在難以立足，便在這年清明以後去了東北。走時，我家拿不出路費，恰好我姐姐劉雨輝從東北給我母親寄來二十元錢，奎文便用這些錢做路費去了東北。到東北後，我姐夫延伯真介紹他參加了蘇聯遠東情報工作。他到蘇聯東方大學學習一年後回國，曾幹過饒河縣委書記，以後又到抗聯，在一次對日作戰時為國捐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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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集支部舊址
劉奎文去東北前，交給我一份全縣黨員花名冊。上邊用不太難懂的代号寫着許多村名，村名下邊列着黨員的姓名，共有二百多人。我記着的村子有：劉集、呂村、延集、菜園、耿集、封廟、黃丘。此外，還有臨淄五路口一帶的三個村子。這三個村子共有十五、六名黨員。奎文将名冊交給我時，一再叮囑我一定要将它妥善保管，如有突然情況就馬上毀掉，千萬不能落到敵人手中。後來形勢越來越壞，我隻得将它燒掉了。同時，我還隐藏好了黨内的一些檔案和材料，并把油印機背到了封廟村交給任天縱。任天縱和他三哥曾在家印過一次傳單。一個多月後，由于國民黨縣黨部常有人去封廟一帶活動，我就又把它背回我家，藏到了糧食囤裡。
糧囤
1932年上半年，省委巡視員張洪禮（即“魏胖子”)從博興來到廣饒。他找到我和任天縱，在我家利用兩天時間研究了準備策應“博興暴動”的工作。他說省委決定夏季時發動“博興暴動”，成功後，隊伍先拉到廣饒，稍事休整，再取道壽光、濰縣，拉到膠東昆嵛山區，同膠東的暴動隊伍會師。天縱和我商定：一旦聽到暴動成功的消息，就馬上奪取大王局子上的武器，拉起武裝隊伍。研究後，由天縱和我分别通知了耿集、延集、菜園、劉集等村的黨員。
八月份，上級通知：“博興暴動”馬上發動，你們立即做好準備。我們随即通知了各村黨支部，要求大家近期一律不得外出，在家待候指令。同時，我們還派了一個同志到小清河沿岸負責瞭望，準備迎接暴動隊伍沿小清河順水而下。這一段時間我們既緊張又興奮，期待着暴動成功的消息。但幾天後，卻聽說韓複榘的軍隊開進了博興。大家感到情況不好，果然不幾天就碰到了從博興跑過來的老百姓，一問才知道暴動失敗了。原來韓複榘聽到暴動的消息，大為震驚，馬上調集一師人馬前往鎮壓。因為暴動組織得不嚴，上司不力，不等韓複集的隊伍趕到，已不攻自亂，很快失敗了。敵人心裡一塊石頭落了地，抓住幾個無辜的學生殺了頭，就操着得勝鼓回師請賞去了。
“博興暴動”失敗後不長時間，我、延春城、延成鳌、延俊孝、耿延銘相繼被捕入獄。由于廣饒縣國民黨瘋狂鎮壓共産黨人，一時間，滿天陰霾籠罩廣饒，革命鬥争一度處于低潮。但是，革命的紅旗是斷非一陣狂風所能吹倒的！在抗日戰争初期，我黨重新發展壯大，紅旗再度漫卷陽河兩岸。曆經無數艱險曲折，這裡的黨員和人民終于同全國人民一道，迎來了新中國的豔陽普照。
本文作者：劉考文
内容來源《廣饒文史集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