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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風雲激蕩、刀光劍影的中國近代軍事、政治舞台上，西北軍是一個最具神秘、傳奇色彩的重要角色。它既是國共兩黨合作北伐的同路人。
1、馮玉祥的出身
這個一度非常強大的軍事集團的建立、發展和瓦解，與著名愛國将領馮玉祥密不可分。
馮玉祥，字煥章，1882年11月6日出生于河北青縣興集鎮一個清軍下級軍官的家庭。祖籍安徽省巢縣。父親馮有茂原為泥瓦匠，後投淮軍劉銘傳部為哨官。馮玉祥的童年是在窮困中度過的，僅斷斷續續受過一年零三個月私塾教育。
1893年，十二歲的馮玉祥在他父親服役的營中當了補兵，挂名領饷。他本名馮基善，玉祥這個名字，是當補兵時管帶随手給他寫上的，以後就一直沿用下來。十五歲時，正式入營當兵。二十歲那年，升為教習。當他得知袁世凱的新軍在教練、裝備等方面比舊式軍隊先進後，便投入了新軍。
馮玉祥勤奮好學，緊張訓練之餘埋頭讀書。到新軍以後又讀過一些兵書和操典，練過國外步兵操，且無不良嗜好，加上體格魁梧強健，聲如洪鐘，頗得上司賞識，是以升遷較快。
1902年在袁世凱的武衛右軍被提升為頭棚副目，1903年升任四棚正目，同年末便升至哨長。第六鎮十一協協統陸建章對馮非常器重，甚至将自己的内侄女劉德貞許配給他。
1906年，馮提升為第二營後隊隊官。那時的鎮相當于師，協相當于旅，标相當于團，團以下設營，營以下的隊、哨、棚，分别相當于連、排、班。
1910年馮玉祥升任北洋軍第二十鎮第八十标第三營管帶（相當于營長)。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随後，馮玉祥與王金銘、施從雲等“武學研究會”的青年軍官一起，在灤州舉兵響應，宣布成立北方軍政府，通電南北主張共和。
公推王金銘為北方大都督，施從雲為總司令，馮玉祥為參謀總長，奉孫中山之命北上聯絡的革命黨人白雅雨被推為參謀長。但這次起義很快就被清政府鎮壓下去，王金銘、施從雲、白雅雨等十四人壯烈犧牲。馮玉祥被拘禁，後因陸建章大力施救得免，随即被押送遣返。
2、馮玉祥的崛起之路
清王朝被推翻後，袁世凱攫取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建立了北洋政府。
作為袁世凱親信的陸建章奉命編練左路備補軍。為擴大自己的實力，陸建章起用馮玉祥為第二營營長，并令其赴河北景縣招兵。
馮玉祥自定招兵标準，隻收農村質樸精壯青年，凡當過兵的“老兵油子”一概不要。孫良誠、劉汝明、石友三、佟麟閣、馮治安、過之綱等就是此次被招入伍的。
這是馮玉祥建立自己心腹隊伍的開始。1913年，左路備補軍改編為京衛軍，馮玉祥晉升為左翼一團團長，又赴河南招募新兵。這次招的有田金凱、吉鴻昌、梁冠英等人。加上原二十鎮來投效的舊屬李鳴鐘、韓複榘等，這些人成為後來他建立西北軍的骨幹。
在北京任京衛軍團長期間，馮玉祥經常到崇文門教堂聽牧師布道，對基督教産生濃厚興趣，并于當年由牧師劉芳施洗禮，正式成為基督教徒。
但馮入教也許有很大的實用主義的成分。
馮曾對人說：“若将基督教義在軍隊中加以深入宣傳，必收絕大效益”，并決定以基督教義治軍。
從此，馮部官兵一律受洗入教。在軍營中還設了禮拜堂，每逢星期日必請牧師向全體官兵宣講教義。
是以當時人稱馮為“基督将軍”。
1914年春，陸建章被袁世凱任命為“剿匪督辦”，率五旅兵力赴陝西追剿白朗率領的農民起義軍。馮團随行并擴編為左翼第一旅，途中又改為第十四旅，均以馮為旅長。
這年秋，第十四旅又改編為第十六混成旅，馮玉祥任旅長并晉升中将。
1915年12月中旬，馮玉祥奉命入川，先與護國軍作戰，後與之聯絡，還秘密加入了讨袁護國的行列。
他一方面與護國軍首領蔡锷聯系，一方面力勸陳宦不要與護國軍為敵，應宣布四川獨立，反對袁世凱稱帝。
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後，很快在郁悶中死去，其一手建立的北洋軍閥集團分裂為以馮國璋為首的直系軍閥、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和以張作霖為首的奉系軍閥。
馮玉祥隸屬直系。直、皖、奉之間互相攻伐，内戰不斷。各派系内也沖突重重，不時發生内讧。
1916年，馮玉祥在北洋集團内受到排擠，離開部隊到北京郊外的西山閑住。
張勳率“辮子軍”入京扶植清廢帝溥儀複辟後，馮玉祥奉陸軍訓練總監張紹曾之命，立即回到部隊駐地廊坊，率部參加段祺瑞“馬廠誓師”，讨伐張勳，并通電全國反對複辟。馮軍會同讨逆軍攻入北京城，很快平定了複辟鬧劇。
馮玉祥開始在北洋軍界展露頭角，所部成為北洋軍一支勁旅。
3、西北軍的緣起
1917年，孫中山上司的護法戰争爆發，段祺瑞派馮玉祥率第十六混成旅去福建與護國軍作戰。在南京，馮見到了孫中山的代表汪精衛，從此開始和孫中山的南方政府人士發生聯系。
馮率部到武穴後，停兵不前，接着通電主和，反對段祺瑞對南方用兵。段十分惱怒，要撤換他，但全軍将士堅決要求他繼續留任。因害怕逼迫太急造成馮公開倒戈，段隻好收回成命。同年10月，馮玉祥被任命為湘西鎮守使。
1920年7月直皖戰争爆發，在奉系支援配合下，直系打敗皖系，控制了北洋政府。1921年，北洋政府撤銷皖系陳樹藩的陝西督軍職務，改由直系閻相文繼任。
陳樹藩拒不卸任，緻使閻相文決定以武力接收。
馮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成為入陝武力接收的先鋒部隊。馮玉祥将全旅編成三個縱隊，分别由張之江、李鳴鐘、張維玺率領，從河南直入陝西，經過一番激戰，擊敗陳軍，将陳樹藩趕出西安。于是，閻相文順利入城接任陝西督軍。
第十六混成旅因驅陳有功被擴編為第十一師，馮玉祥升任師長。同年8月23日，閻相文突然吞服鴉片自殺，馮玉祥接任陝西督軍，正式成為坐鎮一方的軍政大員。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戰争爆發。剛開始奉軍占上風，吳佩孚在長辛店作戰失利，直系急調第十一師馳援，同時任命馮玉祥為後方總司令。不久，馮部大敗奉軍。
5月5日，與奉軍勾結的河南督軍趙倜發兵偷襲鄭州，馮部又與趙倜和鮑德全的部隊在鄭州展開激戰。5月9日，馮軍大敗趙部，并追擊趙部殘兵至開封。第一次直奉戰争結束後，馮玉祥被任為河南督軍。
馮玉祥就任河南督軍後，立即進行整訓和擴充軍隊，增編了兩個補充團和一個學兵團，不久又将這三個團擴大為三個混成旅。這樣，馮玉祥便有了一個師加三個混成旅的兵力，馮軍成為北洋軍事集團内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
4、西北軍崛起的緣由
當時馮玉祥已有一些新派思想及平民作風，治軍嚴謹，嚴禁煙賭嫖，這些做法，使吳佩孚大為反感，斥責他是“赤化”。
加上馮玉祥屯兵開封，與駐軍洛陽的吳佩孚在一條鐵路線上，朝發夕至，對吳形成威脅。這樣，馮玉祥便成了吳佩孚的心腹大患，馮吳沖突日益激化。
為打壓馮玉祥，吳佩孚操縱中央，于1922年10月通過黎元洪總統調馮玉祥到北京任陸軍檢閱使。這是個有職無權的閑差，實際上是為了把馮玉祥趕出河南。
馮玉祥由士兵出身，深知士兵的苦楚，是以他既治軍嚴格，又十分愛護士兵。他不準官長侵犯士兵利益，要求官長與士卒同甘苦。
他特别規定，隻準上級請下級吃飯，不準下級請上級吃飯，隻準上級給下級送禮，不準下級給上級送禮。
馮玉祥對下級軍官都很熟，不但能叫出他們的名字，而且記得很多人的外号。他常常與士兵親切交談，同他們打成一片，毫無首領的架子。就在擔任陸軍檢閱使時，他曾親自給一個得敗血病的士兵獻過血，這在近代軍閥中恐怕是絕無僅有的。就愛兵如子這一點看，馮玉祥的确是軍閥中的一個異類。
馮玉祥要求部隊要愛護老百姓，他令士兵左臂都佩戴“不擾民，真愛民，誓死救國”的白布藍字袖章。
他還親自編了《愛百姓歌》，指令部隊傳唱。對于害民、擾民的官兵，他的處罰相當嚴厲。馮軍中曾發生過一個連長強迫老百姓換馬，和一個士兵吃老百姓西瓜不給錢的事，結果那連長和士兵均被槍決。
有一次，馮軍行軍途經懷柔和密雲，道路兩邊的棗樹挂滿鮮紅的大棗，整整三個旅開了過去，但沒有一個人去采摘棗子。
馮玉祥極為重視軍隊訓練，數年如一日地堅持教育訓練，并且不斷改進訓練方法和提高訓練水準。
1917年7月他率第十六混成旅進駐常德，有了兩年能正規、系統地訓練部隊的時間。他組織教導隊培養幹部，成立官佐體操團提高國術水準，經常組織閱兵和行軍拉練，并對官兵進行文化、政治教育。
他出任陸軍檢閱使後，又有了兩年訓練部隊的時間。他在辦教導隊的基礎上又辦了進階教導團，對以前教導隊畢業的人員再作教育訓練。此外，還開辦了學兵團和電學傳習所等。
由于馮玉祥注重部隊的思想教育和軍事訓練，注重軍紀限制，馮軍的作風與當時兇惡蠻橫的軍閥部隊頗不相同，軍民關系相對融洽，戰鬥力也較強，這為他日後發動北京政變，自成一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馮系部隊從此成為民國時期引人注目的軍事力量。
5、北京政變
1924年9月，屬于直系的江蘇督軍齊燮元、福建督辦孫傳芳，與屬于皖系的浙江督軍盧永祥之間為争奪地盤爆發大戰，史稱江浙戰争。
戰争爆發後，奉系軍閥張作霖以粵浙奉同盟為由，通電攻直，并率兵入關，支援盧永祥反直。
9月15日，十五萬奉軍兵分六路攻向榆關、朝陽，第二次直奉戰争爆發。
曹锟火速電召吳佩孚到京指揮戰事，吳于9月17日到京，18日被任命為“讨逆軍”總司令。吳佩孚任命王承斌為副總司令兼後方籌備司令；以彭壽莘為第一軍總司令，以王懷慶為第二軍總司令，以馮玉祥為第三軍總司令，任張福來為援軍總司令，命杜錫矽為海軍總司令。
這次戰争雙方各有二十萬人參加，戰争首先在熱河揭開，主要戰場在山海關一帶。
馮玉祥所率第三軍的任務是出古北口經灤平、承德向北進軍。這一路交通不便，人煙稀少，地瘠民貧，不但行軍困難，而且給養也無法解決。
馮玉祥斷定這是吳佩孚故意所為，企圖以此使馮部陷于絕境。這使馮玉祥最後下定決心，趁這次直奉戰争進行倒戈，發動政變。
馮玉祥表面接受了指令，但借口籌措軍糧，修理軍械，故意拖延出發時間。待部隊終于開拔，每天卻隻挪動二三十裡，10月1日才到達古北口。
到古北口後又以籌措給養為名停了下來。他一面秘密與張作霖的代表達成倒直的協定，一面與駐喜峰口的直系援軍第二路司令胡景翼和京畿警備副司令孫嶽秘密計劃倒戈。
胡景翼和孫嶽二人，早年都曾加入同盟會，民國成立後，都曾參加倒袁運動和護國戰争，胡景翼還曾出任陝西靖國軍總指揮。馮、胡、孫三人一拍即合，決定聯合倒直。
幾天以後，馮玉祥得到東線直軍屢屢失利的消息，同時又接到讨逆軍總部參謀長張方嚴“九門口危急，望速進軍”的電報，他認為時機已到，便于10月21日指令部隊後隊改為前隊，24小時急行軍向北京進發。
22日午夜，李鳴鐘、鹿鐘麟分别率馮部第八旅、第二十二旅首先開到北京，在負責戍守北京的孫嶽配合下，一槍未發占領了北京的交通、電訊等重要部門。
鹿鐘麟又派出一營兵力包圍了總統府，将還在床上的曹锟抓了起來，并囚禁在中南海延慶樓。
10月24日，馮玉祥到達北京，立即發出停戰通電。24日，馮玉祥迫使曹锟發表指令，撤銷吳佩孚讨逆軍總司令等職務。不久，馮玉祥又迫使曹锟自動辭職。這就是曆史上的所謂“北京政變”，也叫“首都革命”。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使直奉戰争形勢急轉直下，直軍軍心大亂，迅速潰敗。吳佩孚由秦皇島倉皇逃回天津，接着率殘部乘軍艦狼狽南竄。
北京政變後，11月5日，京畿警備總司令鹿鐘麟向清室宣布了以上條件，令溥儀交出玉玺并即日離宮。
6、孫中山北上的來龍去脈
北京政變成功之後，馮玉祥、胡景翼、孫嶽聯合宣布脫離直系軍閥系統，并将所部改稱為國民軍。國民軍共三個軍，馮玉祥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孫分任副總司令兼第二、第三軍軍長。
北京政變後，馮玉祥立即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
得知北京政變的消息及接到馮玉祥的電邀時，正在廣州忙于與共産黨合作、改組國民黨、成立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孫中山非常高興，馬上緻電馮玉祥，電文說：
“…大憝肅清，諸兄功在國家，同深慶幸！建設大計，即欲決定。拟即日北上，與諸兄晤商。先此電達，諸維鑒及…”
馮玉祥立即再次緻電孫中山，請早日北來，訓示建國方針。并派馬伯援為代表持他的親筆信，前往廣東迎接孫中山。
但是，由于政治眼光的局限和對自身力量的估計，馮玉祥在電邀孫中山的同時，又與奉系軍閥張作霖聯合，推出段祺瑞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緻使政權落到了段祺瑞、張作霖手中，形成國民軍、奉系和直系暫時共同控制北京政府的複雜局面。
孫中山于1924年11月13日啟程北上。
但當孫中山于12月抱病到達北京時，馮玉祥已因張作霖和吳佩孚的聯合施壓，而離開了北京。直到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馮玉祥都沒有安排與孫中山見面。
原來，北京政變後，馮玉祥、張作霖、段祺瑞三派共同把持北京政權，此時皖系的軍事勢力所存無幾，段祺瑞政府的基礎隻是建築在馮奉兩系的軍事均勢之上。馮奉控制北京政權後，雙方的沖突産生并不斷激化。
為緩和與奉、皖的沖突，馮玉祥在1924年12月12日通電取消國民軍的稱号，并且宣布解除自己國民軍總司令一職，也不再堅持與孫中山南方政府合作。
但馮玉祥與奉系的沖突并沒有得到緩解。馮玉祥和張作霖先後采取“以退為進”的手法，提出辭職，要挾對方。段祺瑞不得不從中調解。
1925年1月，段祺瑞準馮玉祥辭去陸軍檢閱使一職，專任西北邊防督辦；準張作霖辭去東三省巡閱使一職，另加任張作霖為東北邊防督辦，以便與馮的西北邊防督辦相對稱。
對馮奉兩系的勢力範圍也進行了明确劃分，津浦線為奉系的發展方向，京漢線為馮系的發展方向。由于段祺瑞的撮合，馮張兩人互換蘭譜結為異姓兄弟，雙方的沖突暫時得到了緩和。
由于馮玉祥部将鹿鐘麟任京畿警備司令，張之江任察哈爾都統，李鳴鐘任綏遠都統，馮玉祥的西北邊防督辦并不是一個有名無實的空銜。
原國民軍第一軍歸西北邊防督辦公署直轄，經陸軍部長吳子堂建議，改稱“西北陸軍”，馮玉祥對他原來的部隊擁有直接指揮權。
這大約就是馮玉祥部被稱為“西北軍”的最初由來。但是國民軍這個名稱仍然被沿用，與西北軍并稱。
當然，張作霖也獲得了與馮玉祥同樣的“待遇”，奉軍也就有了所謂的“東北軍”的稱呼。這是軍力薄弱的段祺瑞的無奈之策。
當時的國民軍第一軍名義上僅有三個師，即宋哲元的第十一師、鹿鐘麟的暫編第一師和劉郁芬的暫編第二師，但是實際上該軍已經擴充到七八萬人，加上國民軍第二、第三兩軍，共有十七八萬人，成為北方除奉軍以外最大的一支武裝。
7、馮奉的戰與和
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曹锟，驅逐清室，脫離直系軍閥系統，組建國民軍，這些都是帶有革命性質的重大政治舉動，具有顯著的民主進步傾向，是以引起共産黨人和國民黨人極大的關注。
李大钊派人到馮玉祥的國民軍中工作，并親自對馮做工作。經李大钊和孫中山的代表徐謙介紹，馮玉祥結識了蘇聯駐華大使，表示願意為實作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努力，并請蘇聯政府派顧問幫助自己訓練軍隊。
1925年10月，蘇聯顧問到達張家口，馮玉祥派他們去訓練軍隊，他自己也聽蘇聯政治顧問給他講政治課，并任命共産黨員劉伯堅做他的政治部部長。
在蘇聯的軍事援助下，國民軍武器裝備大為改善，人員素質也有了很大提高。
國民軍的日益強大以及馮玉祥的“赤化”傾向，引起了帝國主義及其各系反動軍閥的恐懼和敵視，一場直、奉、晉聯合讨伐國民軍的戰争很快爆發了。
1925年下半年，奉系加緊擴充地盤，多次入關，不僅南侵至長江下遊地區，占有江蘇、安徽、上海，在北京又極力壓迫馮玉祥，在京畿地區構成了對國民軍的三面包圍之勢。
1925年11月，馮玉祥支援奉系将領郭松齡倒戈反奉，與郭松齡簽訂了“反奉密約”。
11月23日，郭松齡在灤州起兵倒奉，将所部改稱東北國民軍，奉軍陣腳大亂。馮玉祥乘機出兵占領了熱河，繼而攻下天津，趕走了本來準備策應配合郭松齡的奉系直隸督辦李景林，占領了直隸。
如果郭松齡反奉成功，國民軍的處境會大為改善。但郭松齡與張作霖激戰一個月，終因張有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援，加上馮玉祥配合不力、進退失據，最後兵敗被殺。此時，南方的直系軍閥吳佩孚已東山再起，在武漢組成十四省讨賊聯軍，率軍北上。
吳佩孚與張作霖很快達成“諒解”，“讨賊”變成了“讨赤”，聯合進攻國民軍。
1925年12月30日，為打擊皖系，同時因為感念陸建章的提攜和救命之恩，馮玉祥以陸建章之子陸承武為父報仇的名義，殺了皖系大将、段祺瑞的親信徐樹铮。1918年6月14日，正是徐樹铮誘殺了陸軍上将陸建章。這兩件事都是民國時期轟動一時的事件。
國民軍受到直奉兩軍的前後夾擊。馮玉祥為了轉移視線，儲存實力，于1926年1月1日發出“下野”通電，并竭力表白自己沒有“赤化”。馮玉祥還派人分别去見張作霖、吳佩孚，希望停戰議和。
但馮玉祥的妥協沒有動搖直奉軍閥消滅國民軍的決心，他們仍然調兵遣将，向國民軍進逼。馮玉祥隻得将部隊交給張之江、鹿鐘麟等，然後出走標頭，準備赴蘇聯通路，争取軍事援助。
1926年1月下旬，國民軍與奉系的戰争正式爆發。這場戰争也稱馮張戰争。駐東北的奉軍，以讨伐郭松齡殘部魏益三為名，兵進山海關，攻打熱河、灤州；在山東，由李景林、張宗昌組成的直魯聯軍，沿津浦路北上反攻天津；直系軍閥吳佩孚在河南打敗了國民軍第二軍嶽維峻部後，兵進河北石家莊；晉系閻錫山，與吳佩孚相呼應，兵出娘子關。
國民軍遭到了直、奉、晉等軍閥的聯合進攻和包圍，最後隻得退守北京。
國民軍退守北京後，為了打破直、奉、晉聯盟，鹿鐘麟發動了第二次北京政變，把段祺瑞趕下台，釋放了曹锟，并表示願意迎吳佩孚進京主持政局，但遭到吳佩孚拒絕。
8、南口之戰
4月15日，國民軍撤出北京，退至懷柔、延慶、蔚縣、多倫、懷來、涿鹿等地，主力各部退到南口的預設陣地。
準備赴蘇聯前，馮玉祥推張之江為國民軍總司令，将部隊整編為七個軍，任鹿鐘麟、宋哲元、李鳴鐘、鄭金聲、門緻中、石友三、劉郁芬為軍長。以鹿鐘麟為東路司令，率國民軍主力守南口、懷來；以韓複榘、石友三守地泉、豐鎮，以防晉軍斷其退路；以宋哲元為西路司令，由熱河撤防回守多倫。
1926年5月，南口大戰爆發。
“讨赤”聯軍分别在延慶、赤城、獨石口、沾源、多倫和南口等地約兩千裡戰線上向國民軍各部發起進攻。直、奉、晉聯軍共五十多萬人，兵力數倍于國民軍。戰況空前慘烈。
直軍吳佩孚在直魯聯軍張宗昌的配合下，擔任南口正面攻堅；奉軍吳俊升率部出熱河攻多倫，直取張家口；晉軍商震部北出大同以斷國民軍的退路，企圖将國民軍消滅在塞北草原上。
在南口戰場，國民軍頑強抵抗，防禦陣地溝深壕固，前置電網，後設地雷，防禦工事長達百餘裡，聯軍猛攻多日，士兵積屍成山，竟不能前進一步。
聯軍雖然在人數上占有絕對優勢，但各派軍閥各有各的利益打算，内部思想并不統一，作戰行動難以協調。
在直軍中，孫傳芳陳兵徐州，準備奪取山東；靳雲鹗在南口前線按兵不動，并和國民軍信使來往不斷，準備配合國民軍奪取山西；在奉軍中，李景林因曾支援郭松齡而見疑于張作霖，準備回師天津。
國民軍既與孫傳芳、靳雲鹗、李景林有如此默契，便于5月中旬，在晉北豐鎮、陽高突然向晉軍發起猛攻，大破晉軍，雁門關外要地盡歸國民軍所有。
6月，吳佩孚免去靳雲鹗的十四省聯軍副司令、第一軍總司令等職務，張宗昌也将李景林部繳械。7月，直、奉、晉各派軍閥取得暫時諒解後，又重新部署兵力，再攻國民軍。
國民軍在多面圍攻之下，艱苦作戰三個多月。最後，由于給養困難，饷械無補，且各部聯絡将斷，加之士兵傷亡過半，不得不承認作戰失利，于8月15日下令總退卻，向西突圍。
由于撤退路線均是窮僻之地，交通不便，給養醫藥無着，加之天氣寒冷，後面追兵不舍，國民軍節節潰敗，傷亡慘重。各部将深感前途無望，是以自尋出路，一部投向山西閻錫山，一部開往綏遠等地。
至此，南口大戰全部結束。這場大戰從1月戰至8月，交戰雙方死傷慘重。
馮玉祥通電“下野”後，離開部隊先到了標頭。在南口大戰已爆發的情況下，踏上了赴蘇聯考察通路的旅程。在莫斯科期間，馮玉祥經徐謙介紹正式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任命馮玉祥為西北國民軍黨代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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