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詩是大陸詩歌發展史上的另一座高峰，曆來備受關注。
目前大家都認為“宋調”在蘇轼、黃庭堅時期正式形成，但“宋調”的許多特點在梅堯臣的詩作中已初見端倪。
一生緻力于詩，全部詩歌約有三千首的梅堯臣到底能不能算作“宋調”的開拓者呢？
“無意不可入詩，無事不可入詩”是宋詩的突出特點，這一特點在梅堯臣的詩歌中已經有了較為全面的展現。
無論是梅堯臣“日課一詩”的做法還是“宋人生唐後”的創新難題，抑或現實與理想的巨大差距，都讓梅堯臣對日常生活有了更多的關注，呈現出“日常化”傾向。詩歌與生活的聯系愈發緊密，生活中常見的内容也是以得到了詩意提升。
他以詩歌吟詠常見之物、叙述所遇之事、表達身心狀态。從農具、香爐、茶餅到觀看鬥雞、小販當街賣梅花再到胡須突然發白、牙齒突然掉落，都成為他詩歌書寫的對象。他還運用長詩題、詩序與自注等副文本補充詩歌背景資訊，更加凸顯“日常感”。
中唐以來的“日常化”趨勢在梅堯臣這裡得到了繼承發展，大量日常生活内容進入詩歌，題材範圍得到了拓展。詩歌“日常化”的發展，也給後代造成了“影響的焦慮”。
如同“宋人生唐後，開辟真難為”的感歎，宋人探索出的詩歌“日常化書寫”的道路發展至清代也被前人寫盡了，并且随着不同水準的詩人争相詠歎，“日常化書寫”明顯表現出了“庸常”的流弊。
在梅堯臣所處的時代，他的詩歌還彰顯着人文特性與淑世精神。這種人文特性一則表現在人文題材與人文意象上，即對筆、墨、紙、硯等文人用物與讀書、觀畫、賞音等精神審美活動的書寫上；一則表現在詩歌中愛發議論、愛用典故等彰顯詩人才學的因素上。
後人探讨的“書齋意趣”“書齋意象”與“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即是對梅詩中人文特性的沿襲與發展。“淑世精神”更是宋人的鮮明特點，與詩歌的“日常化”趨勢相聯系更能彰顯其中張力。
随着儒學的複興，宋代士人參政、議政的熱情也空前高漲。梅堯臣以詩歌記錄政治上的大事件，即使未處于公權力中心，也具有頗強的政治參與感。
他關注百姓民生，繼王禹偁之後提倡詩歌的“諷喻”精神。他也關心着國家的邊防大事，以儒士身份言兵，與蘇舜欽共同開拓北宋邊塞詩的新局面。
文學史上一個理論初被提出時，往往有着矯正流弊的效果。但随着時代的發展，會産生矯枉過正的效果進而成為新的流弊。
梅堯臣的詩歌題材相比前代詩歌确實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并且這一特色為後輩所繼承。蘇轼、黃庭堅等人的詩歌中皆可以看到他們以日常生活題材為詩并不斷拓展題材邊界的努力。
越來越多的詩人寫作日常生活題材詩歌，注意題材的生新，終于使得這一特色發展為宋詩的突出特點，并對後代詩歌産生影響。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們肯定詩人開拓創新之功，但若以詩歌藝術的高标準來觀照這些詩歌，則會發現很多詩歌尚且達不到相應的藝術水準，更多的是向高藝術水準路上的“練習”。
曆來有無數學者肯定梅堯臣在題材上開拓創新的努力，但也有許多學者抨擊梅詩題材上的瑣屑，尤以紀昀、錢锺書的批評為最。
梅堯臣主張“意新語工”，強調要做到“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以故為新，以俗為雅”，他也努力在詩歌中進行實踐。
但從詩歌文本的呈現來看，以學界傳統的高藝術水準來看有很多詩作是沒能“達标”的。這中間有因題材擴大找不到對應雅語而以生活中常用俗語入詩造成的影響，也有梅堯臣詩歌創作能力、詩歌觀念乃至個人性格造成的影響。
其詩歌關注日常生活，展現生活中随處可見的事物與現象，展現出庸常感；梅堯臣秉承求新求異的創新意識，詩中經常刻意追求描寫“不曾有詩”的事物；梅詩追求“意新語工”但很多詩歌是“練習”的成果，尚不夠精進。
“不曾有詩”的事物往往是基于不曾被注意或其形象難與詩歌融合迸發詩意的原因而“不曾有詩”，詩人或囿于雅俗觀念或認為自身能力難以駕馭“新”事物并不去書寫這類事物。同時，梅詩中的叙述容易顯得過于闆滞，叙述層次有待改進。
袁枚曾言梅堯臣詩歌“欠精深”，在正統詩歌的視域裡或是進行詩歌藝術水準的評判時，這類詩歌确實沒有取得高藝術水準，不是很成功。
但梅堯臣這樣的嘗試是值得贊賞的，尤其是梅堯臣“日課一詩”的背景之下，很多詩作更趨向于“練習”的性質，不能是以否定其詩學成就與創新精神。
從審美取向上來看，梅堯臣提出“詩家率意”“意新語工”，注重推陳出新，表達詩人之意。當心中之“意”上升為理性的認知時，又往往凸顯哲理性，展現出“理趣”的特點。
尤其是對人生哲理的體認上，從梅堯臣的“即事推理”到蘇、黃以具體的人生經驗闡釋哲理思辨，宋詩的“尚理”特色不斷發展、深化。
“平淡”被梅堯臣認為是詩歌的至境，要經曆一番辛苦，才能達到的“意”“語”兩個層面渾融的境界。“平淡”既是一種風格，也是一種藝術境界，即以拙撲的形式表達深厚的意蘊。
追求“意新”，故梅堯臣一則在詩歌中寫他人未曾寫，因題材而“意新”的詩歌，一則在傳統詩歌題材中追求他人未曾寫之意，因立意構思而“意新”。而“以俗為雅，以故為新”是促成“意新”的具體方式。這與後來黃庭堅主張的“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說可以說是一脈相承，都注重在前人的基礎上化用生新。
追求“理趣”，故詩人常常在詩中言及道理，涉及自然之理與人生哲理。這種特點與北宋“右文”政策背景下，詩人愛讀書思考因而在詩歌中多發議論有關。“理趣化”傾向下，詩人發掘生活中随處可見的道理。
“即事推理”是梅堯臣詩歌中言理的特點，他從生活中具體的場景如白雞被狐狸叼走、水位下落船隻擱淺出發推導出人生普遍的道理。
直至今日，讀者還能從中領悟到人生的哲理，詩歌也是以得到不斷闡釋散發活力。當困頓之時，詩人的哲理思辨更承擔着自我寬慰的功能，從梅堯臣到蘇轼無不如此。
自從梅堯臣提出“唯造平淡難”以來，宋詩人、詩話作品對此進行不斷地闡釋，平淡美成為詩學關注的中心。蘇轼發掘了陶淵明、柳宗元“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的平淡意義，黃庭堅評價杜詩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
在梅堯臣成長的時代，宋詩尚未形成自身面目，詩壇流行的是淺近俗白的白體、表現隐逸清幽生活的晚唐體以及雕琢秾麗的西昆體。梅堯臣詩歌倡導的平淡，無論是“清麗閑淡”還是“老勁”“古淡”對詩壇來講都是一股清新的力量。
初創難工，梅堯臣的理論與實踐有時也難以同步。他倡導“意新語工”但并非所有詩歌都能到此境界。他提倡“理趣”但有時難免顯得生硬。“平淡”則如前所述，處于一個微妙的平衡上易于滑向“平俗”與“理”的兩端。
值得注意的是與梅堯臣處于同一時期的詩人多是寫作七言古詩，而梅堯臣卻是以寫作七言古詩的路數寫作五言古詩。而同樣寫作五言古詩的宋祁，走的是與梅堯臣不同的路數。
清代沈德潛曾說：
五言古，長篇難于鋪叙，鋪叙中有峰巒起伏，則長而不漫；短篇難于收斂，收斂中能含蘊無窮，則短而不促。又長篇必倫次整齊，起結完備，方為合格；短篇超然而起，悠然而結，不必另綴起結。
對長篇五古來講難于鋪叙，對短篇五古來講難于收斂。梅堯臣的五古都放手抒寫，注重鋪叙，其實這更适合長篇的作法。以鋪叙寫短篇五古常常難以照顧到“簡質渾厚”的特點。
曆代有關梅堯臣詩壇地位的評價不在少數，以劉克莊的表述最為著名：“本朝詩，惟宛陵為開山祖師。宛陵出，然後桑濮之淫哇稍息，風雅之氣脈複續，其功不在歐、尹下。”
在劉克莊之後，文壇上也有不少對梅堯臣詩學地位進行肯定的聲音，對梅詩進行稱贊，如方回、胡應麟等，然而也不乏“枯槁”“鄙俚”之類的批評。甚至步入現代，學者圍繞梅詩優劣、是否平淡仍争論不休。
梅詩的題材特色分為日常生活題材、與政治關懷題材，充分展現宋代文人對日常生活的關注與淑世精神的加強；在詩歌審美取向上，追求“意新”、追求“理趣”，肯定“平淡”詩風的價值；注重借鑒“以文為詩”手法，增加議論成分，汲取古文章法、句法、字法。
如此一個詩歌體系發展下來，詩歌在梅堯臣這裡确實從宋初規模唐詩的情況發展到顯現宋詩獨特的風貌。畢竟處于“宋調”初步發展時期，梅堯臣筆下的詩歌并非典型的“宋調”，也存在着局限性。
雖然在梅詩之中，繼承前人的内容多，自己創新的少，但能從唐詩的影響之下探索出一條可以展現出不同風貌的詩歌之路，說不上是創舉，也算是異軍突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