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史||朱明勝、許文勝. 阿瑟·韋利與《西遊記》在英語世界的經典化

本文轉自：語言學通訊

阿瑟·韋利與《西遊記》在英語世界的經典化

朱明勝1,2 許文勝2

1. 南通大學外國語學院

2. 同濟大學外國語學院

摘 要：文學經典的建構需要作品内部和社會外部兩個要素合力發揮作用。經典作品的“發現人”是兩個要素的連接配接者，在文本經典化的過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為西遊故事的“發現人”,阿瑟·韋利對其研究經曆了從曆史遊記、文學翻譯，再到人物傳記、續寫西遊故事的過程。其譯本在英語國家多次出版發行之後，為了使其譯本能夠适合青少年學習，該譯本又被進行了簡化和多模态改編，進而擴大了該譯本的閱聽人群體。韋利通過對丘處機的遊記和《西遊記》的節譯、曆史上真實玄奘傳記的書寫以及續寫，以及非文本傳播，使得猴王形象在西方深入人心，完成了這部中國古典名著在西方的傳播過程。

關鍵詞：阿瑟·韋利;西遊故事;改編;經典化;多模态;

文獻來源：朱明勝,許文勝.阿瑟·韋利與《西遊記》在英語世界的經典化[J].明清小說研究,2023(2):214-230.

引言

經典文學對社會文化有着重要的影響，能夠承載文學之“至道”和“鴻論”的文學經典之是以為經典，其構成有内部和外部兩項要素。文學作品的内部要素要求作品具有藝術價值和可闡釋空間，外部要素包括意識形态和文化權力的變動、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價值取向、特定時期讀者的期待視野，文學經典的“發現人”和一般讀者，由于上述要素互相作用，使得經典文學得以世代相傳，通過不同的方式被進行傳承和解讀。

在中國，取材于玄奘天竺取經故事的《西遊記》最初由“佛教社群”的變文，又經過“世俗社會”利用傳奇故事對其潤色,加上元雜劇等其他多種藝術形式對其進行加工，再到明朝世德堂版本中故事的定型，以及清朝全真道人解讀的濫觞、民國時期研究者對其深入探究，以及新中國成立初期學者利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以及新時期全方位的诠釋，都使得學者對這部著作的研究一直保持着興趣。西遊故事在英語國家同樣有廣泛的影響，通過譯者、文學評論家、作家和媒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實作了《西遊記》及猴王形象在國外的文學經典化。該故事經過譯者的翻譯，使得一般讀者了解到了玄奘和猴王的故事，英美文學評論者的研究使得該小說從群眾的喜聞樂見轉向了學術研究，再加上藝術家用多模态形式來展示西遊故事、作家對猴王故事的重新書寫和漢學家的續寫，完成了西遊故事在西方經典化的曆程。

在英語世界，以英國漢學家阿瑟·韋利(Arthur Waley, 1889-1966)為代表的“發現人”對西遊故事的譯介影響較為廣泛而深遠。他是20世紀著名的東方學家、文學翻譯家及漢學家，被西方世界稱為未到過中國的“中國通”。他對中國的研究興趣從文學、到繪畫和宗教，再到思想史，對中國文化展示出深厚的興趣。他先後翻譯了《長春真人西遊記》和節譯了百回本《西遊記》中的30回，經過他對西遊故事的翻譯、對曆史上真實玄奘的傳記撰寫，并且為西遊故事創作了新的一回，再到對Monkey故事的多種改編，使得猴王故事從中國文學而成為世界文學，促成了猴王故事在西方的經典化。韋利作為西方漢學家，他對西遊故事的主動譯介，對于中國文學在西方經典化的傳播方式有着重要的借鑒價值。

一、韋利對遊記的翻譯與創作

文學經典的建構始于作品的最初讀者，在此即為文學經典的“發現人”,是聯系文學經典的内部和外部力量。韋利對西遊故事的研究始于西遊曆史，遊記中所記載的史料除了能夠開啟讀者對異域的想象，還對于研究所描述地點中的地理學、生态學、民族學和史學以及名人傳記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國人所寫的遊記在西方有着悠久的翻譯曆史，這些譯著有助于西方人對遊記中所描述的地方進行了解。韋利翻譯過《長春真人西遊記》,并撰寫了傳記《真實的玄奘及其它》(The Real Tripitaka and Other Pieces)5一書，通過這兩部著作來講述丘處機的旅行日志和玄奘的朝聖記錄，成為西方人了解西域、中亞和古印度重要的曆史資料。

西方漢學家對于中國旅行者在西域的行程日志翻譯肇始很早。早在1875年，俄羅斯著名漢學家貝勒(埃米爾·布雷特施奈德，Emil Bretschneider, 1833-1901)在上海出版發行了《中世紀中國的西域旅行家紀行》(Notes on Chinese medieval travellers to the West,1875)一書，該書内容包括丘處機弟子李志常編寫的《邱長春西遊記》、元代都事劉郁據常德出使波斯筆錄成的《西使記》、金國大臣烏古孫仲端口述、劉祁筆錄的《北使記》、清代官員耶律楚材撰寫的《西域錄注》。1888年貝勒把其所翻譯的遊記集結為“特呂伯納東方系列叢書”(Trübner)之一的《東亞中世紀研究資料》(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在倫敦出版，内容除了包含上述幾部著作之外，還包括元朝時蒙古軍隊西征所記錄的資料。譯者翻譯這兩部書時，提供了詳細的注釋、附錄、地圖、插圖和索引，除了用英語翻譯地名之外，還附有地名的漢字寫法。他采用厚翻譯的方式，對書中的文化負載詞采用音譯加注釋、直譯和意譯相結合的方式再現了源語的曆史語境，為讀者提供了詳實的資訊。

韋利對于貝勒的英譯本不甚滿意，他應東方學家羅斯爵士(Sir E. Denison Ross, 1871-1940)和鮑華(Eileen Power, 1889-1940)之邀，參與翻譯了“百老彙旅行者”(Broadway Traveller)系列叢書中的《長春真人西遊記》(The Travels of an Alchemist:The Journey of the Taoist,Chang-Chun,from China to the Hindukush at the Summons of Chingiz Khan,全譯為《一個道士的遊記：在成吉思汗召喚下長春真人從中國到興都庫什山的旅程》),1931年首次由喬治·勞特利奇父子出版有限公司(George Routeledge & Sons. Ltd)出版。該書包括序言、導言、參考文獻、附有孫錫為《長春真人西遊記》作的序、正文、附錄、索引和遊曆的地圖，旨在向一般旅行愛好者和遊記書籍搜集者提供資料，該書是研究蒙古早期曆史、中世紀中國道教的發展狀況以及成吉思汗西征曆史的遊記文學。在此書中，韋利把全真派道士李志常所記錄其師傅丘處機的旅行見聞進行翻譯并作序，在“序言”中譯者闡明了其選取漢語底本的原因，即因為當時的英譯本不僅不合時宜，而且不适合該系列書籍的目标讀者。在“緒論”中，他還講述了該書跟成書于公元七世紀的《大唐西域記》和公元十六世紀吳承恩所著的《西遊記》之間的差別。

在韋利節譯長篇小說《西遊記》之後，讀者經常會去尋求小說中那個富有傳奇色彩的和尚、曆史上真實玄奘資料的出處。韋利經研究發現，歐洲作家所引用的關于玄奘的材料都直接或間接地引用19世紀儒蓮(Stanislas Aignan Julien, 1797-1873)所譯法語版的玄奘傳記《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但是該譯本不完整。韋利為了給讀者提供詳實的材料，他根據玄奘撰寫的《大唐西域記》、冥祥的《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道宣的《續高僧傳》、慧立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行狀》和《舊唐書·玄奘傳》等各種記載玄奘的資料進行綜合整理,撰寫了《真實的玄奘及其它》(1952年)一書，為讀者提供了詳實的史料，成為英語國家研究玄奘的生平和唐朝時期印度曆史的重要參考書籍。該書由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團出版，被列為“中國：曆史、哲學和經濟”叢書中的一部，并被歸于曆史傳記類。該書共有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講述三藏取經的緣由及經過，包括三藏的身世及在大唐早期的活動、西行求法所途徑之地和沿途見聞及活動。在第二部分叙述了三藏傳回大唐、谒見太宗、翻譯活動及撰寫《大唐西域記》、參與政治活動、直至病危等取經後的故事。這本書叙述了三藏一生的經曆，全面介紹了玄奘從出生、取經、譯經再到圓寂的全過程，以地域空間為經、以時間為緯，給研究玄奘的愛好者提供了一幅玄奘生平的全景圖。

作為文學經典的“發現人”,韋利對西遊故事的興趣始于全真教和佛教弟子的西行遊記。他翻譯的遊記《長春真人西遊記》和撰寫的朝聖傳記《真實的玄奘及其它》兩本書中豐富的内容為西方不同學科的研究者提供了異域詳實的曆史、地理和人物傳記資料，勾起了他們對異域東方的好奇、想象與憧憬。作為翻譯《西遊記》後的延續，韋利對于宗教的研究拓寬其對中國文化研究的範圍，對西遊故事的研究，展示了他對中國文化的興趣。

二、韋利對《西遊記》的節譯

《西遊記》作為長篇小說，其内容本身具有宏大的闡釋空間和深厚的藝術價值，并能滿足社會現實的需求，使得韋利所翻譯玄奘西遊取經故事在二戰中的英語國家得以風行，孫悟空的英雄形象給飽受重創的英國群眾帶來了鼓舞。該書出版後，即刻成為當年的暢銷書，“整個戰争期間英國讀者都對這部作品有着巨大的需求”。

韋利從古典長篇小說《西遊記》中精選了30回進行翻譯，這是韋利翻譯的唯一一部中國長篇小說。自從1942年該譯本出版以來，該譯本在英美兩國經過企鵝(Penguin)、喬治·昂溫(George Allen & Unwin Ltd.)、莊台(John Day)、格羅夫(Grove)、弗裡歐(Folio Society)和曼荼羅出版公司(Mandala Publishing)等多家出版社進行了數十次出版發行，企鵝出版公司還把該小說列為“企鵝經典”讀物，可見讀者對韋利譯本保持着持久的興趣。

韋利《西遊記》節譯本之是以在西方流行，原因主要包括西遊故事本身的文學性、媒體和評論家推薦、譯者的翻譯政策以及時代要求等因素的合力作用。

首先，在文學性和底本的選擇方面，作為四大名著之一的《西遊記》集民間文學、諷刺和寓言于一體，在中國文學裡占據着重要地位。這部小說具有奇幻的想象、日常生活的經驗和幽默的語言、高超的叙事技巧，人物鮮明的個性特征和曲折的故事情節。譯者在選用底本時，精心挑選了1921年上海亞東圖書館足本，在這一版本中胡适撰寫了“《西遊記》考證”,陳獨秀撰述了“《西遊記》新叙”,汪原放則對百回本《西遊記》進行點校，這部經過全新标點、且不斷被再版的《西遊記》在當時流傳最廣泛，是各種版本中最受歡迎的一部。該版本來自清代乾隆十三年所刊刻流傳的張書紳《新說西遊記》,相對于其他版本，該版本出版者既立足于保持小說本身故事的完整性，又充分考慮到當時閱聽人對西遊故事的接受現狀。評注者張書紳把《西遊記》評注為一部具有寓言意味的哲理性小說，認為其具有很高的審美和社會學價值，反映了人性。該本自從清代起在民間最為流行，而且最為接近明代世德堂版本全貌。張氏的《新說西遊記》融合了明代百回本和清代的删節本，是自清代講道說濫觞之後，為恢複儒家正統思想以來闡釋西遊故事情節最為全面的一個版本。韋利選擇此版本為底本，除了其與胡适的密切關系之外，還與該版本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有關。

其次，評論家和媒體的推介對于該譯本的傳播發揮着巨大作用。韋利的譯本于1942年由英國艾倫·昂溫出版公司首次出版。該書一經出版，就因其故事性獲得好評。美國華裔作家和翻譯家郭鏡秋(Helena Kuo, 1911-1999)在《紐約時報》上為美國版Monkey譯本撰寫“猴王：一部中國民間小說”(Monkey: A Chinese Folk Novel)的書評。該文首先贊揚了阿瑟·韋利是為數不多的能夠用英語表達中國豐富多彩思想的非華裔作家之一。她在文中寫到，該書适合一般讀者閱讀，閑暇時的浏覽可博一笑。該文簡要介紹了西遊故事情節及師徒四人情況。在譯本選取的回目中，取經故事各個情節互相獨立，是以可以選取其中任一部分進行翻譯。全書每一個故事都具有啟發意義，每一節都具有心靈的聖潔性和純潔性，情節也較為簡單；在譯本的翻譯政策中，人名、地名翻譯中使用韻律，如：猴王(Monkey)、豬八戒(Pigsy)和沙僧(Sandy)等押尾韻的譯法，友善讀者記憶；其次，她認為該譯本促進了中西人文的交流，美國人對中國了解越多，就越能促進兩國在戰争中的合作，縮小彼此之間的心理距離。再次，該書提供了優美的内容和抑揚頓挫的閱讀愉悅，該書既可以用來休閑閱讀，也具有教育意義。阿倫·普裡斯特(Alan Priest, 1898-1969)認為“該書不僅僅适合兒童閱讀，也可以供教學和文學批評之用。該小說還可以與《天方夜譚》和《安徒生童話》等世界名著媲美。可惜的是該譯本隻是節譯，真心希望韋利能夠進行全譯”。他建議，讀者可以忽略該書是《西遊記》的譯本及其作者，而作為一部譯者獨立創作的小說。書中充滿了奇妙的打鬥、血腥、魔法和冒險，一般讀者可以為了愉悅而快樂地閱讀該書，至于其中的寓意和象征意義讓學者來進行解讀。《紐約時報》在1944年11月13日對紐約莊台出版公司出版韋利譯本的前七回集結而成的The Adventure of Monkey進行了推薦。該譯本由插圖畫家庫特·維瑟(Kurt Wiese, 1887-1974)進行繪圖，講述在中國流傳了400多年的猴王想長生不老的故事，他聰明、魯莽，有遠大抱負。為了能夠長生不老，他學了一身本領，這個輕快活潑的故事适合8歲以上兒童閱讀。評論家和媒體的評論可以引起潛在讀者群的閱讀興趣，對于《西遊記》在西方傳播起到了很好的宣傳效果。

再次，選取恰當的内容和翻譯政策容易為讀者所接受。翻譯理論家勒菲弗爾認為：“翻譯是對原文的改寫，所有的改寫，無論其目的如何，都反映某種意識形态和詩學，并以此來操控文學，以便在特定社會中以特定方式發揮作用。”韋利主要選取了百回本《西遊記》中的30回進行翻譯，這些故事既互相關聯，又互相獨立，介紹了取經的前因後果，除了占據主導的猴王故事之外，譯者還精心挑選師徒取經過程中經曆的八十一難中烏雞國、車遲國和通天河的三個故事。譯者之是以選擇這三個故事，可能的理由是，韋利認為這三部分跟西方文學中的經典故事有諸多類似之處，分别對應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中的王子複仇故事、《聖經》中“出埃及”中摩西、亞倫與法老的術士鬥法的情節以及希臘神話中的彌諾陶洛斯每年都需要7對童男女來作為祭祀的傳說。這些情節與西方經典文學中的故事形成了極強的互文性，進而使得西方讀者在閱讀該部小說時有似曾相識的故事情節。在精選的30回中，韋利在翻譯中省略了原著中大部分描述景色和陳述說話者身世的韻語。同時，改變了漢語原著中的叙事方式，即把漢語表達方式“某某道(說/雲):‘……’”改為英語中常用的表達方式“‘…’,somebody said, ‘…’”,把說話人和報道動詞置于說話内容中間，以适應英語讀者的閱讀習慣，通過對原著故事的精心挑選和譯本中叙事結構的調整以适應目的語讀者的接受。

最後，韋利的譯作《猴王》之是以獲得成功還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關。該譯本出版時正值二戰正酣之際，在納粹空襲之下英國人飽受物資匮乏的煎熬和生活的艱難。小說中孫悟空法力無邊、降妖除怪的英雄形象給深陷困頓中的韋利帶來了精神寄托，可以猜想到其譯本對于鼓舞人們戰勝德國法西斯起着極大作用。韋利翻譯的這部小說不僅給當時的人們帶來了快樂，同時也應該會樹立起一定會戰勝邪惡納粹德國的信心和鬥志。

三、韋利對西遊故事的續寫

對經典著作的改寫和續寫反映出後繼創作者在深入研究原著基礎上的再度思考和闡釋，進而使讀者對原作保持連續的閱讀興趣。在中國，取自玄奘西行求法故事衍生而來的故事，經過民間的世代累積，到明代世德堂百回本《西遊記》定型，該名著又經曆了清代“講道說”版本的濫觞，儒家學者出于對儒家正統的維護而誕生的《新說西遊記》,以及明末清初董說的《西遊補》和其他各種續書，以及近代學者胡适的改寫，都展現了對該故事的不同诠釋。

作為胡适的好友，與胡适交往甚密的韋利對西遊故事的創作可能受到胡适對《西遊記》九十九回中八十一難改寫的影響。胡适在1934年對《西遊記》原著中第八十一難進行了改寫，做到了“結構上的平衡”,避免了原著中第八十一難的“寒伧”和草率，在“思想傾向上美化唐僧形象、強化佛教教義和禅學主題”,進而完成了“佛教主題的凸顯和升華”。如果說在中國《西遊記》随着語境的變遷得到各種闡釋，成為經典文學的話，那麼該小說在國外能夠得到續寫，則表明其在海外有着巨大的影響。韋利節譯《西遊記》之後、興趣之餘，他為西遊故事撰寫了新的一回，其創作最早發表于康希爾雜志(Cornhill Magazine)1945年12月,後來被收錄到《真實的玄奘及其它》一書第五部分“首創中國風格故事”(Original Stories in Chinese Style)之中，該部分包含三個故事“龍杯(The Dragon Cup)”、“猴王(新一回)(Monkey: A New Chapter)”和“逝去的國王(The King of the Dead)”。

在新的一回中，韋利模仿中國小說的叙事風格，利用其深厚的中國文化知識，創作出了這個内容完整、涉及到衆多典故的故事。該回以取經途中遇到琵琶女的故事為主線，講述唐僧師徒四人在取經途中路遇一個落難歌女，帶她前行，途中卻下起雨，他們師徒四人争論如何按照禮儀避雨。唐僧認為，《禮記》規定，男女授受不親，不能同時在一起避雨，于是用布簾把他們隔開。女子彈曲子《琵琶行》,三藏和沙僧堵住耳朵不聽音樂，因為佛教規定和尚和尼姑不允許聽音樂；悟空寬慰他們說，當年在他被壓五行山時，聽土地神說，如果在路上不是刻意、主動去聽音樂，就不算罪惡，以此來減輕他們的負罪感。悟空繼而用菩提祖師給他講述喬達摩·悉達多如何克服各種誘惑而最終成為佛祖的故事，來強調大徹大悟的重要性；後來師徒四人到了一個村莊，在丁員外家他們了解到了琵琶女的經曆，琵琶女因家庭變故賣身于一個商人；八戒欲與琵琶女成親未果，商人前來追尋琵琶女。師徒設計協助琵琶女逃離，但卻逃跑未果；居住于丁員外家的鲛人泣珠救助琵琶女，師徒用那些珍珠來為其贖身，琵琶女被贖身回到父母身邊，鲛人傳回河中，琵琶女遭遇到的困難得以圓滿解決。該故事以琵琶女從逃亡到被救贖為脈絡，把故事情節和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緊密地聯合，使得故事中的各部分情節有機地融為一體。由于韋利熟悉中國文化、文學和宗教，該回融合了儒釋道三家思想和典故，使得新增的一回與原著相輔相成，沒有一絲違和感。

韋利創作新的一回給讀者在閱讀其《猴王》譯本之後留下回味無窮的饕餮大餐，同時也展示了其對好友、著名音樂人維奧萊特·戈登·伍德豪斯(Violet Gordon Woodhouse)演奏的“仙樂”緻謝、其譯詩的風格和對白居易詩歌的偏愛，以及對中華文化的深刻了解。在其所續寫的這回故事中，盡管沒有精彩的打鬥和降服妖魔鬼怪的場景，卻把幾個設計巧妙而又驚心動魄的故事串在一起，組成了一個凄美而又引人入勝的故事，展示了猴王的淵博知識和智慧。其具體創作的手法表現為：

(一)引用佛典、文學中的衆多故事

在這一回中，韋利不但借用了佛典中釋迦牟尼成佛的故事，還涉及到中國古代重要的典章規範、展現先秦儒家的思想選集《禮記》、通俗笑話總集《笑林廣記》中的《閨風》篇、白居易詩歌中的《琵琶行》的情節，以及中國神話傳說《山海經》中鲛人泣珠的故事。韋利把這些典故串在一起，組成了一個情節連貫、邏輯嚴密，而又引人入勝的故事。琵琶女的故事則與其所翻譯過白居易的詩歌有着極大的關系。1918年阿瑟·韋利将自己翻譯的中國古典詩歌彙編成《中國古詩一百七十首》,該選集有從秦朝到明末共111首詩歌，白居易的詩歌多達59首；1946年在倫敦出版的《中國古詩集》(Chinese Poems)英譯本，共有230多首詩歌，白居易的詩歌就有101首；1949年，他寫了人物傳記《白居易》(Po Chü-i),在1970年伊凡·莫裡斯年編輯出版的《山中獨吟：阿瑟·韋利中國譯詩選》(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s:An Appreciation and Anthology of Arthur Waley)中專門有兩節來論述韋利對《琵琶行》的翻譯以及與翟理思譯本的差別，可見韋利對白居易的詩歌情有獨鐘。是以，在新一回中他利用了該詩中的内容，詳細地描述了琵琶女的美貌、身世和彈奏的優美琵琶樂曲，并以此來比喻其好友伍德豪斯的美麗容顔、演奏技巧，使得新一回中的琵琶女、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歌女以及伍德豪斯三者之間互相聯系。

(二)使用《聖經》中的諺語和中國文化中的俗語

在新的一回中，韋利為了讓英語讀者閱讀時既能在耳熟能詳的諺語中産生對中國文化的異域想象，又能讓他們領略到他們熟悉的基督教文化，在創作中使用了《聖經》中大量的諺語和中國文化中的俗語，以此來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在創作時，他沒有直接引用《聖經》中的原句，而是對它們進行了改寫，如：“An angry man can always be outwitted”、“He who cares for his ears and not his mouth will never get to the journey’s end”、“Better be laughed at for honouring the humble than take the risk of humbling the great” 讀者在閱讀這些經過改寫後的句子時，就會在這些充滿異域風情的故事中看到熟悉的語言形式，與《聖經》裡的常用語形成了互文性，減少了閱讀中的難度，增加該回的可讀性和趣味性。

韋利作為漢學家，他對中國農業社會文化中的俗語比較熟悉，在新作中使用的俗語如：The proverb says, “A farmer without a wife is like a steelyard without a weight(秤杆離不開秤砣，老頭離不開老婆。)”使用這些中西文化中的俗語能讓西方讀者在熟悉的語句中了解到東方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文化。

(三)叙事結構的一緻性

該回開頭和結尾對應漢語章回體小說的體例。漢語章回體小說中，每回的開頭常用“話說”“話表”“卻說”,韋利按照翻譯《西遊記》時的方式進行開啟回首套語撰寫模式，部分回目(如Chapter VI,VXIII和XXIX)的開頭使用so, 作為口語體的表述方式，以引出下文，進而對應了漢語的表達方式。在漢語的章回體小說的結尾處，常用“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在韋利撰寫新一回的結尾處，他按照其Monkey譯本的結尾模式，以if you do not know whether …,you must listen to what is told to you in the next chapter而結束，以保持一緻性和漢語章回小說結尾模式的對應性。

(四) 人物個性鮮明，跟原文和譯文中的人物形象一緻

在新的一回中，唐僧依舊是墨守成規、嚴格遵循教義，遵守禮法；悟空聰明勇敢，足智多謀；八戒依然好色，想着與琵琶女成親，思念着高小姐；沙僧依舊是個配角，個性不太鮮明；悟空和八戒喜歡用诙諧的語言互相打趣、取笑對方。韋利所描寫的人物形象生動，跟其節譯本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即便是附在原譯本裡面，也不會顯得突兀和多餘。

韋利所創作這一回在利用佛典中的故事、中國文學的典故、西方文化中的諺語，增加了故事的可讀性；在叙事結構上，這一回也與《西遊記》中開篇和結尾保持一緻，同時故事中的人物特點也與原作保持一緻。譯本Monkey中表現了猴王的英雄形象，新創作的這回則表現了猴王淵博的知識和智慧，使得猴王形象更加完美。是以，新創作的一回是西遊故事的有益補充，該回的出版更加奠定了該部小說在西方的經典地位。

四、《猴王》的多模态改編

雅克布森把翻譯分為三類，包括語際翻譯、語内翻譯和符際翻譯。其中符際翻譯是指用非語言的符号來解釋語言符号，或者用語言符号來解釋非語言符号，不同符号系統之間的轉換就構成了翻譯的多模态形式，多種符号資源的參與增強了讀者對資訊的印象。文字、圖像、聲音、色彩和動作等每個模态都可以生成意義資源，多模态形式的綜合應用可以充分調動閱聽人的視覺、聽覺和觸覺等感覺器管，傳播媒介變得多樣化，使得不同目的語閱聽人能夠欣賞這部文學名著。阿瑟·韋利的譯本經曆了從文本到文本改編成圖像、再到有聲讀物和教材等多媒體的發行，充分發揮了多模态的傳播形式，鞏固了西遊故事在西方經典化的過程。

(一)文本改編适合不同的閱聽人

這種方式可以使文本适應不同層次、不同年齡階段讀者的閱讀需要，擴大了閱聽人範圍。1973年阿瑟·韋利的妻子艾莉森·韋利經喬治·艾倫&昂溫有限出版公司許可，由美國紐約、印第安納波利斯的鮑勃斯-美林有限公司(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Inc)出版，把Monkey改編為Dear Monkey,在内容上減少了二分之一多，以滿足青少年讀者的需求。在目錄中，該改寫本把整個故事分成四個部分，即“英勇的猴子”(Monkey Valiant)、“三藏被選為取經人”(Tripitaka Chosen)、“英雄之旅”(Heroic Journey)和“猴子修成正果”(Monkey Triumphant)。改寫保留了原譯本的30回，給每回增加了一個内容簡介，以友善讀者閱讀。改編本除了在句式上簡化之外，其改編政策還有如下幾個方面：

1.詞彙使用上的“由佛入耶”

在對文本的改寫中，為了更好地減少閱讀難度，她把一些佛教梵語中的專有名詞變成了基督教中的名詞，如the Bodhisattva(南無觀世音菩薩)改為the goddess of Kuan-yin, manjushri(文殊菩薩)改譯為god, the Bodhisattva of Power(大力王菩薩)為the god of power, 宗教詞彙由佛入耶的變化增加青少年的熟悉度和親切感，可讀性的增加使得改寫本得以廣泛傳播。

2.省略了描述性文字

阿瑟·韋利在翻譯《西遊記》原著時，省去了一些詩歌以及與故事情節發展關系不大的段落，但内容盡量忠實于原文，而艾莉森·韋利在其改寫過程省去了一些冗長的、列舉描述性文字，使文本變得更為簡單，行文更為流暢，減少了讀者的閱讀難度。如：

“次日，衆猴果去采仙桃，摘異果，刨山藥，劚黃精，芝蘭香蕙，瑤草奇花，般般件件，整整齊齊，擺開石凳石桌，排列仙酒仙肴。”(《西遊記》第一回)

A: Next day they duly went to gather peaches and rare fruits, mountains herbs, yellow-sperm, tubers, orchids, strange plants and flowers of every sort, and set out the stone tables and benches, laid out fairy meats and drinks. (tr. by Arthur Waley, Chapter Ⅰ)

B: Next day they laid out fairy meats and drinks. (adapted by Alison Waley, Chapter 1)

3. 省略含有中國特色文化的句子

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可以減少英美青少年讀者了解原文中因文化差異而帶來的閱讀障礙。如：

自古道：“朝廷不可一日無君。”(第四十回)

…the old saying, “A court must not, even for a day, be without a sovereign.”(Chapter XXⅡ,tr. Arthur Waley)

根據西方的傳統，艾莉森·韋利省去了這種含有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說法。

4. 由确數到虛數的改編

艾莉森·韋利在把一些漢語中表示準确數目的數量詞進行了模糊化處理，減弱了原文一些無關緊要的資訊量。如：

1)三百六十傍門(第二回)

A: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schools of wisdom (tr. by Arthur Waley. Chapter Ⅱ)

B: many schools of wisdom (adapted by Alison Waley. Chapter 2)

2)五六十個妖邪(第十三回)

A: fifty or sixty ogres (tr. by Arthur Waley, Chapter XⅢ)

B: a crowd of ogres (adapted by Alison Waley, Chapter 13)

把确數變成了虛數，淡化了漢語中的文化色彩，特别像“三百六十”等這樣具有中國特色的詞彙變成虛數，減少了讀者的閱讀了解負擔。

另外，在改寫過程中，艾莉森·韋利還修正了阿瑟·韋利譯本中指代不明的人稱代詞，使讀者更容易了解其中的内容。

描述性文字的省略和數字的虛化減弱了原文中具有的中國文化特色，詞彙轉換由佛入耶增加了英語讀者對文本的熟悉度和親切感；人稱代詞指代更加明确，增加了文本的易讀性，所有這些因素都使得這個改編本更容易讓青少年讀者接受。

(二)有聲讀物改編

為了讓閱聽人能夠不受空間和時間所限來了解猴王故事，韋利的譯本還被改編為有聲讀物Monkey, 由英國著名喜劇角色演員、講故事者肯尼思·威廉姆斯(Kenneth Williams)對該譯本進行了三十回的全文朗讀，總時長多達13.75小時。該音頻最早于1981年由雨雲唱片公司(Nimbus Records)發行，後來又在2008年和2015年多次被再版發行。威廉姆斯作為演員極富盛名，後到電台講述故事，他的聲音富有磁性，音域變化多樣，為多個劇中人物配音，他以精湛的表演技巧來展示這部讓人快樂的文本。韋利出色的譯本，再加上威廉姆斯的聲望，增加了閱聽人的接受方式，擴大了該譯本的閱聽人範圍。

(三)多媒體改編

青少年時期是學習的黃金時間，把文本改編成青少年喜愛的多媒體方式則更有利于猴王故事的傳播。科琳·德格南-斯(Coleen Degnan-Veness)一直從事對《企鵝讀本》(Penguin Readers)和《企鵝小讀者》(Penguin Young Readers)的改編工作，她把韋利的譯本改編為青少年、高中生分級閱讀材料The Monkey King,由培生·朗曼出版社和企鵝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發行，發行方式為CD光牒MP3格式，外加文本形式，閱聽人适合在電腦上觀看和練習，旨在讓讀者在輕松愉快中學習英語知識。該閱讀材料以阿瑟·韋利的譯本為基礎，選取了其中的六回作為主要内容，每回包括練習和測試，練習和測試形式多樣，包括縱橫字謎遊戲、紙牌遊戲、搭配、“所思所想”、造句、判斷正誤等形式。對文本進行多媒體改編，并進行多樣化的欄目設計，可以讓閱聽人從視覺、聽覺等方面進行積極思考，在潛移默化中讓讀者熟悉了猴王故事。

結論

《西遊記》具有極高的文學藝術價值，提供了廣闊的可闡釋空間，韋利對該作品進行曆史、文學、創作和改編的過程，滿足了不同讀者的閱讀期待，在作品内部因素和影響作品接受的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使得《西遊記》在西方得到廣泛傳播。肇始于遊記曆史的翻譯，再到古典文學《西遊記》的節譯、為《猴王》故事編寫新的一回、撰寫曆史上真實的玄奘傳記，再到其譯本被改編并進行多模态傳播，這種五位一體的譯介方式完成了西遊故事在西方的傳播過程。該部小說作為中國文學在英語國家主動譯介、接受并成為經典的成功案例，在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大背景下，這種傳播模式為推動世界文化、文學的交流、向世界奉獻中華民族最優秀成果，為其他作品主動走出去提供了可資借鑒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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