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老師在“從貧窮走向繁榮——中國經濟增長40年”專題研讨會”
作者：王勇，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博士，現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副教授、學術副院長、博士生導師。曾任職于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與世界銀行。
來源：北京大學國發院經濟雙學位-朗潤之聲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在2015年2月14日成立，它像是一股經濟新風向，吹得國内外經濟學界波瀾湧動，讨論不息，時至今日依然如此。林毅夫老師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的理念早已經在北大生根發芽，隻是我們經濟雙學位的同學剛接觸經濟這一領域，對這一本土化的經濟學理念或許知之甚少。于是，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學術副院長王勇老師，為我們講述他和新結構經濟學的故事。
新結構經濟學是什麼？
新結構經濟學 （new structual economics ）由林毅夫老師首次倡導提出，強調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
林老師在2008年-2012年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以後，不僅依托中國改革開放經驗，還把了解升華到全球範圍内，提出了新結構經濟學。他研究了非洲和其他地區開發中國家的發展路徑，希望尋找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一般性，總結不同發展階段經濟結構的異同點，發現哪些因素是導緻一國經濟結構發生變化的動力，在這一過程中市場和政府發揮什麼樣的作用，等等。基于這些發現以及林老師長期任教、研究的經驗，他總結拓展出來了這一理論。
簡單來講，新結構經濟學就是運用現代經濟研究方法，尤其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一個經濟體在發展過程中的經濟結構是怎樣内生地、動态地變化，以及決定這些經濟結構的因素有哪些，在這個過程中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有什麼樣的含義。
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成立時，初創團隊留下的紀念手印，包括林毅夫等老師及同學，甚至林老師的司機都印了手印
王勇老師接着介紹道，新結構經濟學強調三點：有效市場、有為政府、有情社群。
首先，市場的有效性需要讨論。現代經濟學理論主要發源于發達國家，它們有成熟的市場經濟。許多對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學研究采用這種理論，忽視一個國家處于什麼樣的發展階段，而隻參考發達國家有什麼、自己的國家缺什麼，缺什麼補什麼。這種理論忽視了不同發展階段差異的内生性，比如，大煉鋼鐵、大躍進就忽視了當時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而一味追求産量、産業向發達國家看齊，這就違背經濟發展規律。現在這種思想在許多國家仍然普遍存在。“新結構經濟學不是缺什麼補什麼，出發點是先看我自己有什麼，根據自己有的，再想怎麼把它做好，逐漸改善。”所謂“有什麼”就是自己的禀賦結構（ endowment structure ）。一個國家資本、土地、勞動等生産要素的比重是不一樣的，應該根據禀賦決定最适合的産業結構，是勞動密集型還是資本密集型。
其次，政府決策時也同樣應符合禀賦結構，例如窮國應該首先建立勞動密集型産業，“做鞋子、襯衫、服裝，而不是一開始就要造大飛機”。随着經濟發展，資本不斷積累，勞動力成本上升，資本相對價格下降，産業跟着更新，于是勞動密集型變資本密集型。
此時，對應的金融結構也會發生變化。無論是小銀行、大銀行、股市還是風投，它們的最優比重根據産業結構的變化，在不同發展階段需要的金融服務之特性也不一樣。大部分理論的“趕超”思維誤導了開發中國家，因為它沒有強調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一國的産業結構、金融結構、貿易結構、技術結構是應該不一樣的。新結構經濟學主要突出強調重要次元上的經濟結構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差異性，并研究什麼東西能決定這些結構在本質上是怎麼變化的，動力是什麼。在這一基礎上，觀察政府發揮什麼作用，市場發揮什麼作用。一味向發達國家的政府政策看齊，這是錯誤的想法。
最後，所謂有情社群（community），指社群裡面沒有正式的政府組織，但是有慈善機構等，它們希望能夠幫助所需要的群體，提高福利水準。這一研究具體要深入到社會學的領域，經濟學主要還是研究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這兩者是互相作用的：市場的價格能夠比較準确反映要素的稀缺性，引導産業正确更新和資源正确配置；但是開發中國家市場不完備，市場有效以政府有為為前提，需要政府培育市場、監督市場。同時，政府有為以市場有效為依歸，政府不能包辦一切，不能越界。
與發展經濟學的關系
至于新結構經濟學與現有的發展經濟學之間有何關系，王勇老師提出，很多人把新結構經濟學看作發展經濟學的第三波思潮。發展經濟學是二戰結束後新興的經濟學的子學科，主要研究經濟發展。第一波思潮是舊結構主義，第二波是新自由主義，也是現在比較主流的想法，第三波即是新結構經濟學。
其實，新結構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非常相關，但又不限于發展經濟學領域。它包括宏觀經濟學、國際經濟學、産業經濟學、金融經濟學，同時都可以把發展階段這個次元加進來，是以并不隻是限于發展經濟學。
與區域與國别研究的關系
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的宗旨之一，是為開發中國家提供戰略咨詢。王勇老師介紹，新經濟結構學研究院現在除了教學團隊，還有智庫團隊，有國内智庫組與國際智庫組。國内智庫組應用新結構經濟學理論，與中國各個地方政府各部委合作，幫助當地實作結構轉型、産業更新、進行發展。國際智庫組幫助其他開發中國家，給其中央政府提供政策咨詢，幫助開發中國家實作經濟發展、産業轉型。
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在非洲的不少國家都得到支援，林毅夫老師在非洲已經拿到好幾個國家的總統自由勳章。波蘭的現任總理也指出，波蘭新政府的經濟改革理論基礎是新結構經濟學，是以其實新結構經濟學在國際政策上的影響已經很大了。
而在區域與國别研究領域，中國學者進行的研究仍處于起步的階段，跨學科的領域很難結合起來。王勇老師的博士論文的主題，就是中國與印度的經濟比較，可以說是經濟領域的區域國别研究中品質極高的研究成果。王勇老師對兩個國家的經濟比較有特别的興趣，給我們帶來許多獨特的見解。例如，中國與印度是人口最大的兩個開發中國家，可是把兩個國家作為樣本點放在世界200多個經濟體中，經常會發現這兩個國家通常是outlier ，和其他國家都不一樣。有觀點認為在200多個點中去掉兩個點也可以，可是把這兩個經濟體去掉，就把全世界40%的人口忽略了，是以需要對它們進行特殊的讨論。在對這兩個國家進行對比研究的時候就會發現，大國政府應該發揮什麼樣的作用，不同的政治體制會導緻什麼樣的事情，對于經濟結構意味着什麼。
王勇老師指出，跨國比較的視野非常重要，它會幫助國人在習以為常的視角中，捕捉到中國在哪些方面在世界上具有特殊性。其次，這樣的比較有助于我們發現，不同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到底會有什麼樣的不同，甚至是同一發展階段的不同國家在很多元度上也有差異，解釋這些次元上的結構的差異性非常有意義。例如比較中國和印度兩個國家，同是仍處于發展階段的人口大國，但在貿易量、FDI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2008、2009年，中國貿易量大于印度的時候，印度整個國家的貿易量不如浙江和江蘇兩個省加起來那麼多，但為何印度1995年就成為世貿的首批成員國，而我們2001年才進入？另一方面，印度這麼多人講英語，勞動力成本更加便宜，但是為什麼中國貿易量比印度還大，為什麼中國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FDI）更多？是以，觀察開發中國家具體實踐，我們就會發現現在的主流理論并不能很好地解釋這些事情。
要解釋中國政府到底做對了什麼，大家想當然的事情不見得就是正确的，是以區域的視角非常重要。新結構經濟學并不隻滿足于解釋中國，而是希望總結出經驗一般化的理論，能夠幫助我們解釋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開發中國家之經濟現象，同時也能夠幫助這些國家更好的進行産業更新、結構轉型、經濟增長。
進一步而言，要進行區域研究，需要跨學科的合作。我們原來是FDI的淨流入國，現在FDI出比進多。中國人跨出中國國門後，對于中國人做生意的态度、政府人員的工作素質要求就提高很多，我們需要了解當地的文化習俗，遵守當地的法律和文化傳統，這與一帶一路也密切相關。這是我們在新的發展階段面臨的新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