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後主十五年，北宋太祖開寶八年（975年）十一月；
宋軍向圍城長達半年的金陵城（今江蘇南京），再次發動進攻。二十七日，金陵城破，宋軍與吳越軍湧入城中，南唐後主李煜奉表請降。立國江南39年的南唐政權，宣告滅亡……
如果我們把曆史的時間，稍微往前推進那麼十幾年，就會發現；統一天下這件事，似乎應該由南唐來完成，南唐才更像一個赢家該有的樣子，而不是那個從别人家搶皇位的“老趙”。
而實際上，在南唐的身上，我們的确能看到一個上升型國家的各種“優秀表現”……
江淮的沿海制鹽業，每年能給南唐貢獻幾百萬缗的财政收入；福建的制茶業，可以讓南唐國主毫不吝啬地，一次送給後周皇帝50萬斤茶葉；景德鎮的瓷器加上揚州的造船業，讓南唐最先嘗到海外貿易的甜頭；
安徽歙州的一方龍尾硯，可以讓後來的歐陽修用上20年；南京的澄心堂紙，更是成為當時江南文人墨客，争相搶購的上等佳品。
《韓熙載夜宴圖》
如果這些還不夠，南唐還有；
周身黑甲的“黑雲長劍”，雖然僅有五千人，也足以讓北方的沙陀人不敢窺伺江南；南唐的人口基數是後周的1.5倍，而實際國土面積隻有後周的一半；憑借海運的優勢，南方的茶葉、瓷器源源不斷地運往北國的契丹，而随着換來的，則是南唐極為短缺的馬匹，以及更為稀缺的猛火油，或者可以稱之為石油；
江浙産糧區，每年供給上百萬石的糧食，直到北宋，這裡依舊是糧食的主産地；而揚州和南京，在經曆五代初期的戰亂後，繁榮與富足再一次成為城市的主要基調；李煜的嶽父周宗，憑借身份優勢，聚資百億，成為當時首屈一指的“資本大鳄”，名副其實的“周總”。
時至今天，我們似乎依舊可以透過景德鎮窯爐的袅袅風煙，和金陵城染坊的天水碧布，感受到南唐的别樣繁華；
雲錦
可是，僅僅過了十幾年。建隆二年（961年），當李煜登基時，他看到的卻是另外一番景象……
北邊，長江以北的江淮十四州，被迫割讓給後周。從此，南唐失去了重要的淮河防線，以及主要的産鹽地，并且每年還要承擔上百萬的朝貢，這還不包括平時偶爾給宋朝皇帝“随禮”；東側的吳越國，西側的武平節度使更是小動作，頻繁襲擾南唐邊境；而在南唐中央，三朝老臣廖居素，不惜“閉門卻食，立死井中”，隻因他不願看到亡國之日。
僅僅過了十幾年，南唐怎麼硬是将一場“順風局”，玩成了“逆風局”？
李煜
唐朝末年，席卷全國的黃巢大起義，徹底擊垮了唐中央政府在地方上的行政機構。手握權柄的節度使，搖身一變，成為地方政權的實際掌控者。
鹽作為當時重要的經濟資源，成為上至節度使，下至平民百姓争相搶占的資源。并由此在一些夾縫地帶，形成了一群具有武裝性質的盜匪團夥，廬州人（今安徽合肥）楊行密就是其中之一。
楊行密的盜匪生涯并沒有持續太多時間，很快就遭到了官府的圍剿，被捕入獄。恰逢地方軍閥擴張軍隊，楊行密應征入伍。幾年後，楊行密在廬州殺掉軍吏，驅逐刺史，自立為八營都知兵馬使。時任淮南節度使的高骈隻好承認既成事實，任楊行密為廬州刺史。楊行密從此一躍而上淮南政治舞台。
光啟三年（887年），高骈被部下殺害，江淮地區陷入混亂。楊行密趁機擴張勢力，與來自北方的軍閥孫儒，争奪江淮地區的實際控制權。
景福元年（892年），楊行密在廣德（今安徽廣德）大敗孫儒。同年八月，唐中央政府被迫承認楊行密在江淮地區的地位，正式任命其為淮南節度使。
獲得“官方授權”的楊行密，開始在江淮地區瘋狂擴張。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以揚州為起點，向東占領潤州（今江蘇鎮江）、常州；向西占領升州（今江蘇南京）廬州、舒州（今安徽潛山）和滁州；向北占領泗州（今安徽泗縣）、楚州（今江蘇淮安）、濠州（今安徽鳳陽縣）、壽州（今安徽壽縣）、光州（今河南潢川）等地。（後又占領鄂州和江州）
至此，長江下遊沿線和淮河沿線南部的所有重要城市，幾乎都被楊行密占據，其隐隐然成為南方第一割據勢力。
楊吳政區圖
天複二年（902年），潛逃的唐昭宗封楊行密為吳王，官拜東面行營都統、中書令，诏令他讨伐朱溫。同年，楊行密試圖北進中原，驅逐朱溫。但最終不敵，雙方遂以淮河為界，展開長達幾十年的并存對峙局面。
到目前為止，楊行密的故事似乎并沒有什麼新意，依舊是一個典型的軍閥成長史。那麼，這又和後來的南唐有什麼關系？我們接着往下說……
楊行密以及後來的南唐，與同時代的割據政權，如同是并行的兩駕馬車，當行駛到狹窄的分岔路口時，雙方不可避免地要各自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而事實上，曆史的微妙細節，總是在不經意間發生了至關重要的變化……
職業軍人出身的楊行密很清楚，在當時看來，武将以及其背後所掌握的軍事力量，是影響一個武裝集團或是政治團體，能否能夠長期穩定存在的關鍵因素。
雖然他也試圖削弱武将集團對政權的影響，并且從多方面壓制和收縮将領的權力。但由于正處于開創期，軍事集團依舊是整個政權的核心資本。是以，用來制約武将的措置大都無法真正長效地執行下去，武将集團依舊是整個政權最大的不安定因素。甚至，直到楊行密臨終之際，仍然有人試圖分割楊氏一族的權力。
既然無法徹底地消除來自武将集團的威脅，那麼有效的制衡還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我們扒開楊行密時期的這段曆史，會發現；與北方政權不同的是，底層文人正逐漸進入當時的楊吳政權，而徐溫就是當時衆多不起眼的底層文人中的一員。
實際上，徐溫壓根都算不上是個文人，他是私鹽販子出身，早年投到楊行密麾下。不過，徐溫雖然沒怎麼讀過書，但做事很機靈，在很多關鍵時刻，都對楊行密有非常大的幫助。我們前文提到，楊行密臨終之際，有人試圖分割楊氏一族的權力，正是因為有徐溫才未能得逞。
唐天佑二年（905年）十一月，楊行密去世。與徐溫私下往來密切的長子楊渥，承襲吳王位，為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行營都統。
楊渥的順利繼位在當時來看，是一個非常明顯的政治現象的轉變；表明在楊吳政權内部的權力結構中，權力的傳遞第一次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雖然其中仍有徐溫若隐若現的身影。但至少能夠說明，一條政治脈絡正在楊吳政權内部逐漸形成。
可惜的是，楊渥實在不争氣“晝夜酣飲作樂，然十圍之獨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或單騎出遊，從者奔走道路，不知所之”！
徐溫沒有想到自己捧上去的，居然是這麼個玩意兒！二人言語之間，便多有龉龃！
楊渥一不做二不休，打算先動手把徐溫除掉！但徐溫是老江湖了，早在楊渥動手以前，就已經控制了楊渥的三千親兵。天佑四年（907年）正月，徐溫、張颢率牙兵二百人，闖入楊渥居處，剪除楊渥親信。從此，徐溫開始掌握楊吳大權。
如果我們就當時的政治環境來看，徐溫貿然帶兵覆滅楊渥，是極為冒險的一步棋……
實際上，徐溫并不是一個靠軍事起家的職業軍人。雖然在楊行密創業的過程，他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事實上，他更像是楊行密身邊的一個職業幕僚，而非是一個職業軍人。他的權力所及，僅限于朝堂上的政治活動。
在兵興時代，任何一個不起眼的火星，都有可能帶來燎原之火！
徐溫給當時的人們上了一堂生動的政治關系學：他意識到，要想堵住悠悠衆口，有一個好辦法：交出一隻替罪羊。而曾經的“戰友”張颢，顯然是最佳人選。就這樣，徐溫先行下手，派人殺死張颢，且将弑君之罪歸于張颢，自己名正言順地主持楊吳國政。
徐溫所謂的掌權，并非我們想象中大權獨攬、隻手遮天的感覺。其實，他能控制的權力和人少之又少。複雜的武将體系和軍事力量，讓他很難切入進去。
如此，徐溫又憑什麼能坐穩楊吳這頭把交椅？
徐溫的想法，和當初的楊行密一樣，那些礙眼的武将，究竟怎樣才能把他們搞掉？
天佑六年（909年，此時唐朝已經滅亡），徐溫當政後不久，開始在境内進行公開選舉。此舉意在繞過地方上的節度使，将地方上的人才直接選拔到中央，再由中央派駐到各地任職。如此一來，節度使便失去了人事任命權。
随着底層士人不斷地湧入中央，參與到政權的政治運作中。曾經被武人政治沖擊的士人集團開始逐漸蘇醒，圍繞徐溫為核心的政治模式，開始運作。
如果把整個五代曆史展開來看，楊吳政權要比同時期的所有割據勢力，先一步進入了士大夫政治的演化序列。但南唐最終的敗亡，也與之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話說當年楊行密攻打濠州時，發現流落此地的孤兒“彭奴”，便收為養子。其後彭奴在楊家受到楊渥的忌惡，楊行密遂把他轉交給徐溫撫養，取名徐知诰，也就是後來的南唐開國皇帝，烈祖李昪（biàn）。（另一種記載，是徐溫當年發現的“彭奴”，收為養子）
徐溫的長子徐知訓與徐知诰之間的故事，就是一個典型的“親生兒子忒混蛋，養子努力繼家産”的狗血故事。徐溫雖然對徐知诰非常滿意，但養子終究是養子，何況徐知訓當時還沒有死，是以自己的衣缽隻能由親生兒子繼承。
天佑十五年（918年）六月，吳将朱瑾在揚州發動兵變，殺死徐知訓。徐知訓的死，讓徐溫面臨一個難題，不管他願不願意，此時的徐知诰是做接班人的最佳人選。除非，他打算硬要把權力過渡給自己年幼的諸子。那麼最終的局面，可能還是被徐知诰奪走，隻不過那個時候，徐氏一族恐怕難逃一劫。
有鑒于此，在徐知訓死後不久，徐溫任命徐知诰為淮南行軍節度副使、馬步督軍副使、留鎮揚州，徹底取代徐知訓的位置。成功上位的徐知诰，首先做的就是不動聲色地地拆解徐溫的勢力。并最終在徐溫死後，順利承襲其絕大部分的權力。
事實上，楊吳（南唐）每一代掌權者上位，都面臨一個問題；如何徹底消除武将集團對政權的影響，并盡快建立文治體系。
徐知诰很幸運，曆史賦予了他很好的機會。他掌權後，恰逢中原梁、晉夾黃河苦戰，北方的契丹也開始與中原有軍事沖突。在戰亂中難以立身的中原士人紛紛逃向相對安甯的南方。徐知诰将這些南渡的士人收入自己麾下，并逐漸以此來替換掉楊行密、徐溫時代的舊臣。
天祚元年（935年），徐知诰受吳禅已成必然之勢。這一年，他接受了楊吳所封的尚父、太師、大丞相、大元帥稱号，繼承徐溫齊王爵位，以昇、潤、宣、池、歙、常、江、饒、信、海十州為齊國。這十州“自潤循江而上，至于江則中斷吳國之腰膂，江都之與洪、鄂，脈理不屬矣。自常、潤波海界淮而有海州，則有包舉吳國之勢。”
次年一月，正式建立大元帥府，下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及鹽鐵官。十一月，吳帝“诏令”徐知诰設定百官，以金陵為吳西都。徐知诰即将代吳之事，在楊吳盡人皆知，甚至荊南政權的高從誨都來勸徐知诰盡早即帝位。次年八月，吳王下诏，禅位于“齊王”徐知诰。
南唐昇元元年（楊吳天祚三年，後晉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十月，徐知诰正式受吳禅，在金陵即皇帝位，改元“昇元”，任命百官。
昇元三年，徐知诰複姓李，改名為“昪”，改國号為“唐”，以李唐皇室後裔自居。江淮曆史正式進入南唐時代。
南唐政區圖
“李昪代吳”如果放在整個唐宋曆史中來看，算不上什麼大事件，很多人甚至可能聽都沒聽過。但如果将曆史的視角，固定在朱溫代唐後的五十多年割據時期，這一事件的意義，則完全不同……
楊行密政權草創之初，各武将擁兵鎮守一方，實則為集地方軍政大權為一體的節鎮，是唐末藩鎮體制的延續。在這樣的體制之下，政權中心略有動蕩即有可能在各節鎮引起反應，甚至導緻楊吳政權的分崩離析。
經過徐溫、徐知诰兩代努力，武将在楊吳政治中的作用大為削弱，全國統一的土地、賦稅制度的推行，以及地方官吏的任命，使地方的經濟、政治大權都歸于中央。至徐知诰受禅之前，這個政權已由節鎮體制過渡至中央集權體制，作為這個中央集權政權的實際統治者，徐知诰順利受禅。這一政治體制的轉變也展現着唐末至宋之間的政治轉型。
我們再從楊吳政權内部來看。“李昪代吳”本質上是當時江淮統治集團内部的一次權力嬗變，比如李昪在登基後，尊徐溫為“義祖”，其實就是在向外界傳遞一個信号，表明自己的法統是有根可循的。
其次，在整個徐溫時期以及後來的李昪時期，江淮政治集團内部有一個很明确的共識：權力的傳遞并非一定要通過血腥的軍事鬥争才能完成，通過更為複雜的政治活動，可以以最低的成本，來擷取最大的權力。最關鍵的一點，政治活動是需要極高的門檻，那些武将和底層的軍官，連入局的資格都沒有。這一點，比之北方沙陀三朝的暴力更疊，則更為平緩和婉轉。
由此一來，楊吳至南唐，完成了同時期其他政權所未完成的政治演化。事實上，即使是後來政治制度化最高的後周，也依舊未能達到南唐的程度。要不然，僅憑一個“陳橋兵變”是不可能讓趙匡胤竊國成功的。
那麼，既然南唐的政治化高度要遠超其他政權，那為何最終還是敗了呢？這就要說到李昪立國後，在南唐内部，士人政治的另一種演化方向……
李昪雖然為自己的“禅讓”披上了各種合法的外衣，比如自稱是李唐後裔、加封徐溫為義祖等等，但這些都無法消除他的“竊人之國”之嫌。
如何確定新政權不會被取締，特别是如何化解來自國内的威脅，是李昪登基後的首要任務。實際上，李昪的招數并不新鮮，在後來宋朝的身上，我們能夠看到非常相似的方法。
其一：遏制地方權力的發展。有這麼一件事，非常能夠說明這個現象；
與南唐鄰近的閩國，有一次爆發内亂，當地人就向南唐方面的信州刺史蔣延徽求援，蔣延徽未經上報，便率軍進入閩境，并且還成功占領了建州（今福建建瓯）。
按說，這應該是南唐進軍閩地的絕好時機，但在李昪看來，地方長官居然不經過中央政府的授權，擅自向外發兵。這對李昪而言，絕不是一個友好的信号。于是，他甯可放棄建州，也要強行召回蔣延徽。目的則是告訴所有地方長官，是否用兵不是你的說了算，而是我說了算！
其二：大力發展士人政治。這裡就不得不提到，在南唐曆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人：宋齊丘。
早在徐溫時期，窮困潦倒的洪州鄉貢進士宋齊丘就已經投奔到李昪麾下。在此後李昪很多的政治活動中，我們都能看到宋齊丘的身影。
但是在宋齊丘的身上，南唐政治演化出了另一套玩法……
士大夫政治進入五代時期，呈現明顯的下滑趨勢。後漢時，皇帝親衛軍首領史弘肇當着宰相們的面，公開羞辱文官說：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用毛錐（毛筆）幹什麼？暴力的殺伐替代了曾經隻有上層精英才能玩的士人政治。
具體到當時的每個人而言，政權的流動是司空見慣的，他們不會把自己的政治希望完全寄托到某個具體的政權身上。他們所有政治目的的核心，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換句話講，文人和君主之間+失去了原來那種相輔相成、存續相依的局面。君主僅僅是文人實作政治目的的工具，可以是姓“趙錢孫李”的任何一位皇帝。順着這個思路，我們就能看明白宋齊丘個人以及其背後的政治脈絡。
用李昪的話講，宋齊丘不過一“遊客”。何謂遊客？套用當代的詞彙，大緻可以了解為“政客”。而宋齊丘此後的很多政治行為，也很符合這一政治人物特征。
李昪當初流露出欲受禅代之意時，朝臣立即附和。宋齊丘其實并不反對李昪當皇帝，但其時人在揚州，此時如果再行勸進，不過是随波逐流，談何首立之功。于是，他匆匆從揚州趕回金陵，進言李昪反對禅讓，甚至要求李昪斬殺附和之人，以安人心。
這件事就很能說明宋齊丘的心态。對他而言；你李昪當不當皇帝，一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你要當皇帝，那麼我必須是首功。重點就在于；我在這件事上能夠撈到那些政治利益，隻要有利可圖，是反對還是贊成，都不重要。一切都隻是實作目的的工具而已。
南唐建國後，李昪對宋齊丘憤而不滿，有意将其隔絕在政門以外。宋齊丘對此憤憤不平，說：“臣為布衣時，陛下為刺史，今日為天子，可以不用老臣矣。”可在李昇心目中宋齊丘僅是個門客而已，他說道：“公以遊客幹朕，今為三公，亦足矣。”
整個南唐政治結構最好的就是李昪時期，李昪可以通過自己強大的政治權利，強行扭轉整個政治的走向。例如對宋齊丘，李昪任命其為丞相同平章事，兼知尚書省事，但通過一系列的機構設定，徹底架空宋齊丘。到昇元六年（942年），也就是李昪病逝前一年。幹脆一紙诏令把宋齊丘貶為鎮南節度使，出鎮洪州。隻是，此時的節度使，早已不複昔日的煊赫，不過是處置官員的一般去處。
實際上，之是以外放宋齊丘，除了他在私德上劣迹斑斑以外。李昪還發現，一夥圍繞宋齊丘的小政治團體正在逐漸形成，他們既與政府、皇室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又以宋齊丘為政治上的最高首腦，雖然其實力還不足以對抗中央政權，但卻是個不小的隐患，而這絕不是李昪所願意看到的。
後來的事情也證明，李昪的擔心很有必要，宋齊丘出鎮洪州後不久，李昪病逝。長子李景通繼位，也就是唐元宗李璟。李璟其人，溫潤有餘魄力不足，沒有什麼主見，這就給宋齊丘再次執政留下了很大的操作空間。
熟悉古代政治制度的都知道，君主一般都會在正常的官僚機構以外，再設定一套或多套監察機構，以此來監察和制衡日益龐大的官僚體系。南唐雖然也設定有禦史台，但縱觀整個南唐曆史，禦史台發揮的作用，微乎其微。
以宋齊丘為核心的政治團體，多數是李璟做太子時的潛邸舊人。其中以陳覺、查文徽、馮延巳、馮延魯、魏岑、李征古為核心成員。時人号之為“宋黨”。
所謂“宋黨”，事實上他并不代表某個階層的利益，也不是某個權力體系的附庸，他是五代時期文人的特殊地位加之南唐優渥的政治環境，所孵化出的一個物種、一個孤例。
還是如前文所講，他們對目前服務的國家沒有感情，對上面的皇帝更是毫不在意。他們迫切希望通過皇帝和國家機器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關于這一點，在後來的對閩戰争和周唐戰役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南方諸國中，最先動亂的是盤踞在福建的閩政權。王審知作為創業君主，他死後閩地陷入内亂，兄弟子侄、地方勢力之間殺的昏天暗地。當時，就是否向閩地用兵，包括李璟在内，都存在很大争議。
在宋黨一方，宋齊丘等人看來。楊行密、徐溫時代的開創期已經過去了，自從李昪登基後，又實行和睦修邊的政策，整個國家可以從外部汲取的政治資源已經枯竭，如果能夠成功拿下閩地，至少在南唐國内，宋齊丘以及背後政治團隊的政治資本，無疑會有很大的提升。
就這樣，李璟在宋黨的“忽悠”下，稀裡糊塗地發動了對閩作戰。實際上，在戰役前期，南唐軍穩紮穩打，進退有序，取得了不錯的戰績，包括福州在内的汀州、漳州、泉州紛紛歸附南唐。
但是包括李璟在内的所有人，都意識到一個問題，南唐軍很難再繼續深入下去了，閩地的形勢要遠比他們想象的複雜得多。
聲稱歸附南唐的福州李仁達，不過囿于形勢所迫，以歸附暫緩南唐的攻勢。南唐方面要想控制福州，就必須鏟除李仁達。李璟遂诏令宋黨的陳覺，命他南下誘服李仁達來金陵觐見。打算以此徹底禁锢李仁達。
陳覺到了福州，碰了一鼻子灰，眼看任務失敗。在傳回的途中，以矯诏發動汀、建、撫、信州兵，以建州監軍使馮延魯為帥，欲以武力迫使李仁達起金陵稱臣。在陳覺看來，福州是一座旦夕可破的孤城。
南唐軍在閩地的大規模動作，引起了東側吳越國的強烈反應，吳越與閩之間山海阻隔，道路艱險，然而如果南唐攻下福州，取得對福建全境的統治，吳越将陷入一面臨海、三面被唐合圍的境地。
吳越君臣下令“糾而為兵者，糧賜減半”，強行在國内迅速召集軍隊，從海、陸兩路出兵福州，聯合李仁達，在福州與南唐軍展開對峙。雙方從946年5月，一直僵持到次年947年的3月。最終以南唐死亡二萬餘人，棄軍資器械數十萬，吳越軍進駐福州城，而宣告結束。
事實上，南唐對閩作戰的失敗遠不止這些。就在南唐在福州失敗前幾個月，公元947年正月，北方的契丹兵下開封府，後晉末皇石重貴奉表出降。但契丹在中原的統治遭到了漢人的猛烈反撲，耶律德光不得不撤軍北歸，中原地區陷入短暫的權力真空期。
來自中原的巨變，讓李璟有心越過淮河，圖謀中原。但其時，整個南唐都陷入閩地的戰争泥潭中，無力自拔。六月，劉知遠在開封稱帝，建立後漢，南唐失去了唯一一次，有可能北複中原的機會。
五代十國
此後對湖南馬楚政權的作戰，幾乎就是對閩作戰的翻版。史載南唐“未及十年，國用耗半”。與吳越、馬楚、南漢等政權的交惡，也使南唐陷入了嚴重的地緣政治危機。這一點在後來的後周伐南唐、北宋伐南唐戰争中，尤為明顯。
從顯德三年至五年（956年－958年），周世宗柴榮一方面率軍親征南唐。另一方面聯合湖南的武平節度使、江浙的吳越國，三面進攻南唐。迫使南唐割讓江北十四州，從此隻能僅憑長江，面對來自北方的軍事壓力。
而就在周唐戰争中，宋黨的身影依舊是無處不在。周軍圍壽州時，李璟以其弟齊王景達為兵馬元帥，以陳覺為監軍使。壽州守将劉仁贍突圍求援齊王，請求裡外夾擊周軍，但齊王名為帥，兵權則在陳覺手中，陳覺猶豫再三，不肯發兵，遂壽州援絕，劉仁贍僅憑一己之力抗拒周軍，在堅守三年後失陷。壽州失陷，周軍長驅直入，飲馬長江。
後周
第三次周唐戰役後期，南唐軍屢戰屢敗，淮南大部分州郡已為周軍攻占。南唐方面決定割地求和，來換取片刻的喘息之機。由于出使後周的不是宋黨中人，宋齊丘等人堅決反對割地。倒不是宋黨有死戰到底的決心，隻不過，即便是割地換來的“和平”，也要出自宋黨之手，斷不可讓他人染指其間。
周唐戰役的失敗，加速了南唐内部政治局勢的惡化，士人政治由于缺少基本的制衡體系和原始的理論引導，加之五代時期社會風氣的誘導。在跑偏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掌握戰争主導權的宋黨，要對戰争的失敗負主要責任。他們“自度事定，必不為群臣所容，若齊丘專大柄，則可以無患。”于是，陳覺、李征古等乘南唐危困之際，進言李璟，建議将國政由宋齊丘攝理，李璟本人退居後苑，“從容談釋老而已”。
宋齊丘的“竊國”之意，惹怒了李璟，在倒宋派的聯合支援下，宋齊丘被貶歸九華山舊居，幽禁之，次年死去。削李征古官爵，貶陳覺于饒州安置，不久，二人一同被處死。查文徽、馮延巳、馮延魯相繼被貶谪出金陵，落寞而死。宋黨就此覆滅。
宋黨雖然敗亡，但其政治影響猶如附骨之疽，已經深入到南唐的政治血脈中……
北宋建隆二年（961年）七月，李璟駕崩，六子李煜繼位，是為南唐後主。李煜當權時期，來自北方的軍事壓力越來越嚴峻。但是，宋黨遺留下來的政治文化，使南唐的士人與當權者李煜之間，就如同是兩條不相交的平行線。各行其道，直到把這個國家扯得四分五裂。
有人主張，趁宋軍西滅巴蜀，南平嶺南時，自沿江出兵，向北收複淮南失地，李煜不許；湖北的商人送來情報，密言宋軍在漢陽，造戰艦千艘，為進攻南唐所用，密請前往焚之，李煜不許；朝臣提議，宋軍我們打不過，可以先把吳越解決掉，以免未來兩線夾擊，李煜以“大國附庸，安敢加兵”，依舊不許。
可是，如果說李煜一心作不抵抗姿态，那趙匡胤前後四次诏命李煜入京，李煜每次都婉辭謝絕，直到宋軍兵臨城下，趙匡胤最後一次诏命李煜入京，李煜依舊嚴詞拒絕。
可事實上，這麼有骨氣的李煜，并沒有做好戰備工作。宋軍南下，輕易地占領沿江重鎮池州，長江防線迅速土崩瓦解，南唐人再一次用實際行動告訴我們，守江必守淮的重要性。
如同幾百年後，蒙古人進攻南宋一樣；在江南，大量的南唐士人對這個國家，棄之如敝屣。在外敵面前，事唐與事宋對他們來說，毫無差别。那個著名的樊若水，數月間在長江的采石矶江面喬裝漁夫，丈量江面寬度。然後，攜其所得重要情報北上，為宋兵南征出謀劃策。
馬鞍山采石矶
開寶七年（974年）九月，宋軍正式伐唐。宋軍一路高歌猛進，唐軍節節敗退，望風披靡。在江淮地區，宋軍幾乎沒有遇到像樣的抵抗，便兵臨金陵城。
兵臨城下，李煜孤注一擲，打算做最後的抵抗。他派人突圍到長江上遊的洪州（今江西南昌），诏命鎮南軍節度使朱令赟，率洪州水軍出鄱陽湖，沿江而下救援金陵。說到這裡，我們還是要承認，南唐的文治程度确實要遠超同時期的所有政權，朱令赟能夠在臨危之際，還能接受李煜的诏令，就很足以說明問題。
朱令赟的運氣不好，剛好趕上長江的枯水期，大敗于宋軍，朱令赟戰死，金陵徹底絕援。
開寶八年（975年），十一月。宋軍向圍城長達半年的金陵城，再次發動進攻。二十七日，金陵城破，宋軍與吳越軍湧入城中，南唐後主李煜奉表請降。伴随着昇元閣下燃起的熊熊烈焰，南唐宣告滅亡。宋軍僅用了一年的時間，便覆滅了南唐……
回看整個南唐的曆史，他幾乎符合大衆腦海中，關于一個古代統一型國家的所有标準；商貿繁榮、疆域寬闊（相對而言）、高度文治等等。是以我們很難講清楚，究竟是時代造就了南唐，還是時代毀滅了南唐。
借用何劍明老師在《沉浮：一江春水：李氏南唐國史論稿》序言中的一段話：
南唐似乎從來就沒有資格坐過輝煌的曆史交椅。曆史哈哈鏡裡折射出的南唐，除了偏安、輕浮、無奈和短命，就是韓熙載的放蕩、王屋山的妖娆以及徐铉《稽神錄》裡放出來的荒誕離奇。作為迷離的符号，南唐被宋元和明清的文士多少次拾起，或作拾遺雜編，或為野史别錄，演繹出别樣的風景風情，讓郁悶的人兒在李煜的詞境裡慨歎：“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參考資料：《沉浮：一江春水：李氏南唐國史論稿》、《南唐國史》、《南唐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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