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曆史當中，有許多名臣能将，他們或拯救國家于危難之際，力挽狂瀾；或顯迹戰場于頹靡之勢，扭轉乾坤；他們崇高的人格、偉大的精神、傑出的貢獻、動人的故事，在時間的長河裡，猶如璀璨的明星，熠熠生輝，讓無數人銘記。
然而，有一個人，他忍受着常人所不能忍受的屈辱，潛心著書，将這些王侯将相的故事，寫成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一《太史公書》，也就是我們熟知的《史記》，是否更應該值得我們銘記？
著《史記》一書，并不是司馬遷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他畢生的理想，他在《報任安書》中曾提及這個理想：“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有這麼崇高的理想，和他的生活環境不無關系。
司馬遷是西漢龍門人，在漢武帝時期為官，他的父親司馬談便是西漢時的太史令，才多識廣，知天文、曉地理，通古博今，平生以修撰《春秋》之後的曆史為志向，司馬談的才氣和志氣，逐漸的滲透到了司馬遷的心中，生根發芽。
司馬遷少時便向西漢大儒董仲舒、孔安國等人學習經書，十年乃大成，而後遊曆天下，考察民俗史料，為寫史書做準備。然古之成大事者，必先曆經險阻磨難，司馬遷似乎也逃不過這個規律，一次正義之舉，使他遭遇了難以忍受的恥辱。
在漢武帝時期，曾多次和匈奴發生戰争，在一次征讨匈奴的過程中，有一位叫做李陵将領，帶着不滿5000千的步卒，深入匈奴地區，并且遭遇了匈奴的主力部隊。李陵率領軍隊和匈奴交戰十幾天，雖然斬首了幾千匈奴，但自身的隊伍也是油盡燈枯，彈盡糧絕，而援軍又遲遲不到。
最後的結果，是李陵投降了匈奴，或許是因為手下千餘将士的性命，或者是因為被匈奴俘虜身不由己，無論如何，這個結果都引起了漢武帝的不滿。在之前李陵打勝仗的時候，朝堂文武百官對他皆是一片贊譽之聲，但當李陵兵敗被俘的消息傳來時，百官則落井下石，極盡诋毀之言。
在漢朝，匈奴人和漢人之間的來往并不因為戰争而決裂，雙方貿易、通婚者比比皆是，而互相投降也十分常見，匈奴的王子金日磾後來還成為了漢武帝的顧命大臣，是以，隻要認清李陵兵敗的事實原因，這件事态或許可以大事化小，然而朝堂小人的诋毀，可能會連累李陵的一家老小。
是以，司馬遷果斷的站了出來，但是司馬太史公站出來的時機，和說話的方式并不恰當。他對漢武帝說：“李陵以五千步卒，深入匈奴腹地，殺敵過當，揚我國威，可見他不是貪生怕死的小人，他投降，或許有不得已的苦衷。”這番話在震怒的漢武帝看來，司馬遷是在為李陵辯護，并且指責他昏庸，于是漢武帝将李陵全家處死，将司馬遷處以宮刑。
宮刑，一件十分恥辱的刑罰，可并不是死罪，且是因言獲罪，司馬遷完全有活動的空間，因為在漢朝，是可以通過交錢減免罪行的，也就是“贖刑”，這個詞在封建時代經常出現，也就說，隻要司馬遷能夠交些錢，就可減免罪責，即使隻減免一等，也可避免宮刑。
在中國古代當官，最不缺的可能就是錢了，但是司馬遷不一樣，他為官清廉，兩袖清風，沒有錢，雖然他出身于官宦世家，也沒有錢贖罪，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寫到：“家貧，财産不足以自贖，親朋好友也沒伸出援手……”從他的語氣中，我們可以讀出他對此事的遺憾之意，但是司馬遷并沒有是以沉淪，他并沒放棄自己的志向。
在當時社會看來，宮刑是最下等，最恥辱的一種刑罰，司馬遷也曾想過一想了之，但是古來富貴而名磨滅者不可勝數，《史記》未能表于後世，司馬遷更覺遺憾，他暗暗說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是以他發憤著書，忍辱負重，網羅天下舊聞，考察四海行事，總結曆代王朝興衰規律，從軒轅黃帝開始，一直到漢武帝時期，終于完成了“史家之絕唱”的《史記》，司馬太史公，不得不讓人敬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