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曆史學家侯外廬在《懷念呂振羽同志》的悼念文章中稱，“呂振羽是20世紀的董狐。他不顧個人安危，不怕橫加罪名，敢于為我黨曆史上這個最大的冤案申冤辨誣，真不愧是二十世紀新中國的董狐！他和那些好作謗書，專寫穢史的醜類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呂振羽為什麼被譽為20世紀的董狐呢？
1963年1月5日，呂振羽被秘密逮捕。1967年1月，呂振羽被送往北京西郊的秦城監獄。原因就是因為呂振羽曾經擔任過劉少奇的秘書，是以被卷入了政治漩渦，他們污蔑呂振羽在1935年的南京談判為“勾結蔣介石消滅紅軍”。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對呂振羽的審訊達800多次，目的就是需要他為配合形勢做僞證。
在《呂振羽評傳》中這樣記述：“我要堅持自己的曆史真實，也要堅持他人的曆史真實。僞造曆史是沒有好下場的。”他經常振臂高呼：“打倒法西斯！”“打倒僞造曆史的惡魔！”等口号，聲振屋瓦，那些期待從他這裡得到所需要材料的人，一次次落空了。
“僞造曆史是沒有好下場的”，呂振羽作為一個曆史學家，完全稱得上二十世紀新中國的董狐。呂振羽自己在監獄裡感歎，“忠奸功罪全颠倒，籲天辨誣董孤篇”。
呂振羽(1900一1980)，名典愛，字行仁，學名振羽，湖南邵陽人。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曆史學科拓荒者之一，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事曆史研究50年，與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贊、侯外廬等曆史學家合稱“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五老”。
侯外廬說過： “呂振羽走出書房是革命家， 走進書房是學者。 ”呂振羽早年懷有“工業救國”的志向，考入湖南公立工業專門學校電機系。呂振羽在中學時候就上司學生運動，後來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李達的指點，參加過北伐戰争，還到日本明治大學經濟系讀書半年。1933年，經李達推薦至北平中國大學任教，成為“紅色教授”。1936年，呂振羽加入中國共産黨。1942年，他到延安，先後任劉少奇政治和學習秘書，并在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任職。
中國馬克思主義曆史學的開拓者，首先就是著名學者郭沫若。在20年代社會史的大論戰中，郭沫若橫空出世，以唯物史觀寫成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出版以後在國内引起轟動。
郭沫若後來在《青銅時代》中承認“殷代已經是青銅器時代了”，但是最早提出青銅時代的不是郭沫若，而是呂振羽。
在中國社會發展階段的具體劃分上，郭沫若原來認為，商代為“金石并用時代”，西周為鐵的出現的時代，進入奴隸制社會。呂振羽則根據殷墟出土物及其遺迹的發現考察，從銅器冶煉術和冶煉場遺址的普遍存在，青銅器與其它器物出土數量的比例，以及銅器制造技術程度等方面進行論證，認為殷代并非“新石器或金石器時代”，而“應該是青銅器時代”。
呂振羽同樣也是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并投身到社會史論戰中，1934年至1935年相繼完成《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二書，同時“對郭沫若先生的著作也提出一些較系統的意見。”《〈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初版序》）
郭沫若把中國古代社會劃分為：西周以前為原始社會，西周是奴隸社會，戰國以後，特别是秦以後為封建社會。
呂振羽不同意郭沫若的意見，首先提出“殷周奴隸制度”和“西周封建”論。
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提出殷代是原始社會末期、周代是奴隸社會開始的觀點，随後引起學術界的激烈争辯。呂振羽不同意郭沫若的“殷商原始社會”說，從殷代的“經濟構造”、“國家政治形态”、“意識形态”等方面的特征上，論證了殷商奴隸制社會的性質。1944年郭沫若的《古史研究的自我批判》就據此對自己的觀點作了修正，正式放棄了“殷代氏族社會”說。
郭沫若認為西周是奴隸社會。呂振羽卻認為，周初的分封已形成了等級不同的封建領主莊園，在征服民族和被征服民族中部産生了新的土地所有者，“宣王中興”即是西周封建制正式形成的标志。
呂振羽的“西周封建論”在學術界影響很大，後來翦伯贊的《中國史綱》、範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吳澤的《中國社會簡史》等都采用了“西周封建”說。尤其是作為中央候補委員的曆史學家範文瀾的積極推廣，以至于人們将範文瀾視為西周封建論的主要代表人物而忽略了呂振羽。 面對這樣的情況，呂振羽謙遜地說： “範文瀾同志德高望重， 從個人威望來說， 從國家政治地位來說， 都應該把範文瀾同志的名字放在前面。 ”
呂振羽對于郭沫若及其學術地位十分尊重，“ 在中國 ，應用馬克思義研究中國曆史的，最初有李大钊等同志，後來有郭沫若，随後我和其他幾個同志也跟着搞一下。 ” 他還稱 贊郭沫若的淵博學識和科學的治學精神，在中央黨校“主張學員和曆史教研室幹部 好好學習郭沫若的史學著作。 ”
呂振羽從事史學研究50餘年，對中國的社會史、經濟史、思想史、民族史，均有廣泛性的研究，首創性的成果，做出了不可磨滅的特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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