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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四方面軍本發端于鄂豫皖蘇區,到底發生什麼事?它長征時在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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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于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召開,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焘為副主席。設立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統一上司和指揮全國紅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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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中共中央1930年2月和3月的訓示,鄂豫邊特委和紅軍上司幹部于4月在黃安箭廠河(今屬河南省新縣)舉行會議,成立中共鄂豫皖邊區特委,統一上司鄂豫邊蘇區和皖西蘇區的工作。

鄂豫皖蘇區,地處長江以北,京漢路東,在1932年上半年經過黃安、商(城)潢(川)、蘇家埠、潢(川)光(山)4次進攻戰役後,得到空前發展。這時鄂豫皖蘇區迅速擴大,“東起河,西迄平漢路,北達潢川、固始,南至黃梅、廣濟,總面積達四萬餘平方公裡,人口350餘萬,擁有黃安、商城、英山、羅田、霍丘五座縣城”,跨越26個縣的區域。

主力紅軍4.5萬餘人,地方武裝二十餘萬人,其規模僅次于中央蘇區,直接雄視南京,威迫武漢。

從總體上說,當時全國蘇維埃擁有十六萬平方公裡的面積和一千多萬人口,紅軍共發展到十五萬人左右。但在革命發展的有利形勢下,“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政策也給蘇維埃政權和紅軍的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和危害。

一、國民黨反動派進攻鄂豫皖蘇區的背景

1932年初,國民黨确立了由蔣介石主軍、汪精衛主政的統治體制。蔣介石重新上台後,對中國共産黨上司的革命勢力在全國的迅速發展深感不安,極為仇視。

蔣後來在追述當時的形勢時驚歎地說:

3月18日,蔣介石就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參謀本部參謀總長。此時,他一再鼓吹“剿共”是“救國”的唯一途徑,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作為指導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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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蔣任命何應欽、陳濟棠為閩贛粵三省“剿匪”總、副司令。何應欽于月末赴贛部署“剿共”事宜,接着調兵遣将,特派劉建緒、餘漢謀、陳誠分任贛、粵、閩三省“剿共”指揮。5月24日國民政府公布任命蔣介石為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

蔣、汪随即聯名發表通電,聲稱“救國必先剿共”,對于共産黨“必須以有效的方法去抵制它們,必須不顧一切代價去應付它們”。6月初,南京政府将英勇抗戰的十九路軍調離京滬地區,分兩路入閩“剿共”。蔣介石本人也從南京赴漢口再轉廬山,召集國民黨軍政要員,進行“剿共”謀劃。6月15日蔣在廬山主持召開鄂、豫、皖、贛、湘五省“清剿”會議,會商第四次“圍剿”紅軍計劃。

汪精衛、何應欽、何成溶、熊式輝、何鍵、陳誠、錢大鈎等數十人出席。會上,蔣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誤國政策。他回顧以前幾次“圍剿”失敗的教訓,認為共産黨有群眾的擁護,僅憑軍事力量難以征服,要用分化瓦解的辦法,争取民心,以軍事政治互相配合,齊頭并進,提出“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口号。

會議讨論決定五省“剿共”的全盤計劃,對紅軍采取大包圍方法和“進剿”方略以及饷糧籌措等,并決定先以主要兵力消滅鄂豫皖、湘鄂西的紅軍,然後全力進攻江西中央蘇區,确定采取重兵進攻,分區“圍剿”的辦法,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會議還決定撥款3500萬元作為“圍剿”經費,禁止就地籌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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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漢口正式設立鄂豫皖“剿共”總司令部,宣布第四次“圍剿”開始。“剿共”總部設于漢口,運輸總部設于蚌埠。

二、圍剿鄂豫皖蘇區的安排

6月28日,蔣介石在漢口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經過編組策劃,拟定“剿共”要訣:“以少擊衆,以實擊虛,以整擊零,以正擊奇。”戰術為:“縱深配置,并列推進,步步為營,邊進邊剿。”下組設左、中、右三路軍。以左路軍“圍剿”湘鄂西蘇區;中、右兩路軍“圍剿”鄂豫皖蘇區。

“圍剿”鄂豫皖蘇區的中路軍司令部設于河南信陽(後遷湖北廣水),蔣介石兼任司令官,劉峙為副司令官,指揮六個縱隊和一個預備隊。第一縱隊指揮官張,轄第四十五、七十五、七十六師和新編第二十師,駐河南潢川、固始、光山地區。

第二縱隊指揮官陳繼承,轄第二、三、八十、五十八師和兩個騎兵旅,駐河南信陽、羅山地區。第三縱隊指揮官馬鴻逵,轄第三十五師和騎兵第三旅,駐河南信陽、廣水等地。第四縱隊指揮官張印湘,轄第三十、三十一師、第二十二路軍的特務旅,駐湖北宋埠、黃陂及麻城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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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縱隊指揮官上官雲相,轄第四十七、五十四師,駐湖北蕲春、廣濟地區。第六縱隊指揮官衛立煌,轄第十、八十三師,駐湖北孝感、花園地區。總預備隊指揮官錢大鈞,轄第八十八、八十九師集結于漢口。另有三個航空隊分駐漢口、合肥、蚌埠,支援地面部隊作戰。

右路軍司令官由李濟深兼任,副司令官為第三軍軍長王均,司令部設于安徽六安,指揮三個縱隊、一個預備隊。第一縱隊指揮官徐庭瑤轄第四師等,集結于正陽關地區,第二縱隊指揮官王均(兼),轄第一、七、十二師,集結于六安、霍山地區。第三縱隊指揮官梁冠英,轄第三十二師,集結于霍山南部至潛山地區。預備隊指揮阮肇昌,轄第五十五、五十七師,集結于合肥。此外,第十三師駐平漢路花園至孝感段兩側,第三十三師駐浠水,新編第二十師等駐光山,第三十八、四十旅駐六安、霍山、正陽關等地,擔任“駐剿”。中、右兩路軍總兵力有二十四個師另六個旅,約三十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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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圍剿”軍的“進剿”方案為首先進攻“平漢路以東,潢川麻城之線以西地區”,“以黃安七裡坪新集為目标,達到将紅軍第四方面軍主力驅逐出鄂豫皖邊境,然後再以“兩師兵力由水路移到安慶上路,東西夾擊皖西紅軍根據地。再由北而南,将紅軍主力壓迫至長江北岸聚而殲之”。

其總體意圖為:集中主力于平漢鐵路東側,以中路軍的第一、二、三縱隊為主攻,第四、五、六縱隊和右路軍各縱隊為助攻。“圍剿”計劃分為;“第一步,從東西北三面發起攻擊,從東南方向将紅四方面軍驅出鄂豫境;第二步,實施東西夾擊,将紅軍主力壓至長江北岸,聚而殲之。”其“圍剿”戰術以“縱深配備,并列推進,步步為營,邊進邊剿”,“遇紅軍主力,據地固守,待援合圍;擊破紅軍主力後,并進長追,四面堵截,等等”。

國民黨當局還在政治上進行編組保甲,實行“連坐法”,強化各地黨政機關和地方武裝,動員外逃的土豪劣紳“回鄉執政”等措施,以配合軍事進攻。

三、紅四方面軍的反圍剿

當國民黨軍向鄂豫皖蘇區大舉進攻時,擔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張國焘,被勝利沖昏頭腦,竟認為“國民黨動員任何多少部隊,都不堪紅軍一擊”,還以為國民黨軍已臨近崩潰,隻能作為“偏師”。他積極地執行臨時中央關于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左”傾冒險主義方針。“圍剿”開始前,他盲目輕敵,不做反“圍剿”準備,指令紅軍向平漢路信陽至廣水段出擊。其時值7月,驕陽似火,紅軍冒着酷暑在信陽一帶打了幾仗,攻占了雞公山,戰果不大。

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等鑒于敵人正在加緊部署“圍剿”,于6月底到7月初先後兩次建議停止在平漢線上的進攻作戰,将主力集結于适當地區休整,認真做反“圍剿”的準備。

1932年7月初,張國焘在湖北夏店主持召開中共鄂豫皖分局會議,否定徐向前等的正确意見,堅持繼續“不停頓的進攻”的錯誤軍事方針。會後調集紅軍主力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師及獨立第一師南下進攻麻城。

湖北麻城為武漢的屏障,是國民黨軍長期經營的一個堅固城池。蔣介石指令國民黨軍死守麻城,以便牽制紅軍兵力,并配合中路、右路軍作戰。張國焘“圍攻麻城”的決定,實際上正中蔣介石的圈套,導緻紅軍在這次反“進剿”作戰中從一開始就處于被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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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上旬,正當紅四方面軍主力深陷麻城而不能自拔時,國民黨軍開始大舉進攻,向蘇區的中心區域逼近:其中路軍第一、第二縱隊進至大新店、宣化店、花山集一線,第三、第六縱隊進至夏店、蔡店、長軒嶺等地。

右路軍第一、第二縱隊進至霍丘南之河口、丁家集一帶,蔣介石見各縱隊進展順利,便改變其原定的穩紮穩打的戰法,于8月7日下令“總攻”,指令各路“進剿”軍疾速進擊,深入根據地中心,企圖一舉消滅紅軍。10日陳繼承的第二縱隊開始向七裡坪急進,衛立煌的第六縱隊進抵河口一帶并向黃安進犯。

當黃安處于危急時,張國焘才決定撤麻城之圍,指令已疲憊的紅四方面軍主力倉促趕向黃安以西應敵。8月10日夜,紅四方面軍總部率領第十一師、第十二師、第七十三師兼程向黃安進發,迎敵第六縱隊;同時以第十師開向七裡坪,阻擊敵第二縱隊。11日至13日,紅軍主力與國民黨軍第六縱隊對峙于黃安城西的馮壽二、馮秀驿地區,雙方互有傷亡。

這時,陳繼承的第二縱隊正從宣化店向七裡坪進犯,紅軍後路有被敵襲擊的危險。紅軍總部決定率主力轉向七裡坪,集中力量打擊敵第二縱隊。13日下午,黃安被國民黨軍占領。

紅四方面軍主力趕到七裡坪後,在柳樹河東布防。8月15日,集中四個師迎擊敵第二縱隊,殲其四個團的大部,将敵擊退。17日,衛立煌的第六縱隊兩個師由黃安北犯,紅軍向檀樹崗轉移,另尋戰機。

四、紅四方面軍的轉移

21日,敵第二縱隊由七裡坪北上,會攻鄂豫皖蘇區的政治中心新集。張國焘指令紅軍主力北上保衛新集。27日,敵第二縱隊四個師從西面向紅軍撲來,雙方在胡山寨地區激戰數日,紅軍殲敵兩千餘人,本身也有較大傷亡。9月6日,國民黨軍第一、第六縱隊從北、南兩面向紅軍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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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面對不利形勢,主力向以金家寨為中心的皖西北蘇區轉移。豫南新集、商城相繼陷落。

紅四方面軍主力到達皖西金家寨、燕子地區後,雖于9月10日同紅二十五軍會合,但又面臨國民黨軍重兵壓境的嚴重局面。9月中旬,張國焘等曾緻電中共中央告急。蘇區中央局在前方指揮作戰的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接到臨時中央轉來的張國焘等的電報後立即回電,對紅四方面軍提出建議:為了打破敵人深入蘇區的分路合擊,紅軍應誘敵深入,争取“在運動中選擇敵薄弱部分,猛烈打擊與消滅敵人一部後,迅速轉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機動求得各個擊破敵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圍剿””。

但這時張國焘已由盲目輕敵變為驚慌失措,認為“紅軍隻可打一仗,就沒有打第二仗的力氣了”,不願執行上述正确方針。

9月底,紅四方面軍主力進入英山地區,未獲戰機。10月上旬西進重抵黃安附近的高橋、河口地區。

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的失敗,從根本上說,是張國焘執行王明“左”傾路線,實行錯誤的軍事戰略所造成的。在反“圍剿”開始前,他盲目輕敵,堅持實行進攻戰略,不進行反“圍剿”的準備,繼續向敵人進攻。反“圍剿”作戰開始後,他不是誘敵深入,各個擊破,而是以我疲勞之師倉卒就敵,實行正面堵擊,同敵人硬拼使我軍一開始就陷于被動。此外,張國焘到達鄂豫皖蘇區後,推行許多“左”的政策,搞肅反擴大化,以及不重視地方武裝建設等等,搞得根據地民窮财盡,脫離群衆,也是造成第四次反“圍剿”失敗的重要原因。

在此期間,張國焘曾緻函中共鄂皖邊工作委員會書記郭述申,命他與東路遊擊隊司令員劉士奇、二十七師師長徐海東等組成鄂豫皖工委,留在皖西繼續堅持鬥争。

10月10日,張國焘在河口以北的黃柴畈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蘇區,向西轉移;留下的二十七、七十五師與各獨立師團等在蘇區堅持鬥争。11日夜,鄂豫皖分局和紅四方面軍總部率紅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師及少共國際團,共約二萬餘人,槍械1.5萬支,撤出蘇區,越過平漢鐵路,向陝南、川北地區轉移。

為此,蔣介石特電告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金家寨已克,長江北岸赤匪不難根本肅清。刻來廬山準備清剿江西殘匪,期得早日平定,以慰念。”

紅四方面軍經鄂西北、豫西南進入陝西漢中地區,再南越秦嶺、大巴山,于12月進入川北地區,部隊尚有1.5萬餘人。接着紅四方面軍乘四川軍閥混戰之機,占領了通江、南江、巴中等縣,至1933年2月建立了川陝邊蘇區。

五、紅四方面軍撤離後鄂豫皖蘇區的鬥争

紅四方面軍主力轉移後,鄂豫皖蘇區的鬥争形勢十分嚴重。敵人集中10餘個師的兵力,瘋狂進行“清剿”,企圖徹底消滅紅軍,摧毀蘇區。鄂豫皖蘇區的黨政軍民繼續同敵人展開了英勇的鬥争。但由于留在蘇區的紅軍和地方部隊分散各地,缺乏統一上司和指揮,因而未能給予敵人以有力打擊,蘇區遭到了嚴重摧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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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鄂豫皖省委為了扭轉危局,11月29日在黃安縣檀樹崗召開軍事幹部會議,決定重建二十五軍,作為堅持鬥争的骨幹。30日,新的紅二十五軍組成,轄第七十四師(由原紅二十七師改編)、第七十五師和特務營,共約7000人,吳煥先任軍長,王平章任政治委員。

據省委決定,次年1月上旬在麻城大畈組成了紅軍第二十八軍(又稱紅八十二師),轄第二四四、第二四六團及1個特務營,約3000人,軍長廖榮坤,政治委員王平章。

1933年3月4日,敵人第三十五師第一〇三旅和第一〇四旅各1個團進占郭家河。紅二十五軍乘敵立足未穩,于6日拂曉,在地方武裝和人民群衆的配合下,向敵發起猛烈攻擊,經一個多小時激戰,全殲該敵,俘敵團長以下官兵2000餘人。紅二十八軍在皖西北地區作戰也取得了一些勝利。

3月28日,王平章政委在門坎山戰鬥中犧牲。

4月初,紅二十八軍和紅二十五軍會合。中共鄂豫皖省委為加強紅二十五軍的作戰力量,,于4月8日決定将紅二十八軍編入紅二十五軍。同時決定再組建紅八十二師,堅持皖西北地區的鬥争。

4月15日,新編成的紅二十五軍又于潘家河殲敵第十三師1個多團。18日和22日,紅二十五軍于楊泗寨再殲敵第三十師和第三十一師各一部。這些戰鬥,挫敗了敵人的“清剿”計劃,使鄂豫皖蘇區的嚴重形勢有所好轉。紅二十五軍發展到3個師,1萬餘人。

這時,中共鄂豫皖省委接到了臨時中央3月10日的軍事指令。指令規定鄂豫皖黨和紅軍的基本任務是“肅清敵人一切地方的和常備的軍隊”;并指令紅二十五軍第一步奪取七裡坪、河口、黃安,第二步奪取新集和光(山)麻(城)交通線的中間地段。

中共鄂豫皖省委于4月14日釋出的《通告第一〇六号》指出,,一定要“奪回新集、七裡坪、紅安縣”等城鎮。紅二十五軍根據中共臨時中央和省委的指令從5月2日開始圍攻七裡坪,連攻月餘未克,,減員近半,被追于6月13日撤圍。戰後紅二十五軍由3個師縮編為兩個師。

7月,敵人調集14個師又4個旅共10萬餘人的兵力,對鄂豫皖蘇區舉行第五次“圍剿”,從17日起,首先進攻鄂東北蘇區。紅二十五軍在中共鄂豫皖省委單純防禦戰略指導下,先後在光山陵牌石和黃安檀樹崗進行陣地防禦,未能擊破敵之進攻,被迫于8月22日向皖西北地區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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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人為消滅我軍主力于皖西北地區,以兩個師封鎖潢(川)麻(城)公路,阻止紅軍西進,集中7個多師的兵力,從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向皖西北蘇區中心區合擊。紅二十五軍從9月13日起,先後在雙河山、瓦屋基、湯家彙等地以陣地防禦抗擊敵之進攻,未能阻住敵人,被迫于23日撤出戰鬥。這時,紅二十五軍減員到約3000人。

9月27日,紅二十五軍根據鄂豫皖省委的決定,由皖西北向鄂東北轉移。10月2日通過演麻公路時,遭到了敵人的截擊,主力突過封鎖線,到達鄂東北地區,一部被阻于路東,傳回皖西北地區。

此後,紅二十五軍采取往傳回旋、時聚時分的戰法,開展遊擊戰争,并不斷取得勝利,鄂東北地區的小塊蘇區和地方部隊又得到了恢複和發展。

1934年2月底,蔣介石任命張學良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到4月中旬,張學良所部東北軍的9個師陸續抵達鄂豫皖地區。敵人“圍剿”鄂豫皖蘇區的總兵力達到16個師又4個獨立旅。

4月16日,紅二十五軍同紅二十八軍在商城東南之豹子岩會合。17日,兩部重新合編為紅二十五軍,轄第七十四師(3個營)、第七十五師(兩個團),共3000餘人,徐海東任軍長,吳煥先任政治委員。此後,紅二十五軍往返活動于鄂東北、皖西北地區。

6月上旬進到羅山、黃陂、孝感交界地區。11月上旬,紅二十五軍由皖西北向鄂東北轉移。8日,在光山縣斛!寨擊潰尾追之敵約10個團,斃傷俘敵4000餘人。随後,在花山寨同鄂東北道委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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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縣花山寨舉行常委會議,根據黨中央訓示,商讨今後行動計劃。會議分析了鄂豫皖蘇區兩年來的鬥争情況和目前的形勢後決定:留一部分部隊再建紅二十八軍,繼續堅持鄂豫皖邊區的遊擊戰争;鄂豫皖省委率紅二十五軍向外線轉移,建立新的蘇區。

紅二十五軍重建後,從1932年11月至1934年11月,在極其艱苦困難的條件下,堅持了鄂豫皖蘇區的遊擊戰争,同幾十倍的敵人進行了英勇的鬥争,消滅與牽制了大量的敵軍,配合了全國的革命鬥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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