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北京。
這一天，中南海懷仁堂舉行了一個特别的儀式，即：元帥軍銜及授予勳章典禮。
在這次典禮中，毛澤東主席親自頒發獎章，為粟裕、徐海東、黃克誠、陳赓等10位在抗日戰争、解放戰争中，為新中國建設作出突出貢獻的軍事上司人授予大将軍銜。
而這10人中，有一位大将非常特殊。其他九位大将無一不是戰功累累，而他卻基本沒有戰場上的功勞，也沒有指揮過一場戰役，他便是譚政。
一、恰同學少年
譚政原名譚世銘，1906年出生于湖南湘鄉，而距離譚家10裡之外，則是另一位大将陳赓的家。
由于兩家距離很近，是以，譚陳兩家一直存在往來。由于譚政和陳赓年紀相仿，二人成了一對好朋友。
年歲稍大些，譚政便去了七星橋私塾讀書，後來陳赓也去了。譚政便住在了陳家，每日一起讀書寫字。
陳家的長輩也很喜歡譚政，對他非常關心。
後來，陳赓要去湘鄉縣立的東山進階國小求學，便離開了七星橋。
每逢陳赓回家，他總是會和譚政講一些學校裡的新鮮事。東山進階國小是奉行新式教育，是當時湖南新式教育先河，裡面教給學生的自然都是一些當時最先進的思想。
事後，譚政聽了陳赓的講述，也想去東山進階國小學習，對此，父親并不贊同。父親不想讓兒子學習什麼“革命”、“民主”之類的東西，于是，繼續将他送到了柳樹鋪的一個私塾裡。
陳家就在柳樹鋪，于是，譚政又在陳家住了三年。
譚政離開陳家時，陳赓的爺爺對他說：“
我知道你一直想和陳赓去東山進階國小上學。如果你回家以後，父親不願意讓你去，你可以回陳家來，陳家可以供你去讀書。
”
陳赓有一個妹妹，名叫陳秋葵。當譚政第一次見秋葵時，目光就被秋葵所吸引，而秋葵也是一樣。
由于兩家都是當地的大戶，且早有往來。譚政、秋葵兩人也互相中意。于是，陳譚兩家便為兩人定下了婚事，陳赓也變成了譚政的大舅哥。
1923年，譚政正式與秋葵結婚。同年，譚政進入湘鄉縣立的東山進階國小。
在這新式學堂，譚政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他學到了什麼是民主與科學，也知道了“五四運動”，更知道了一個新的詞——“革命”。
年齡稍長，陳赓離家以後，則去了黃埔軍校，此後時常與譚政有書信往來。在信中，常常與譚政談革命、談自己在軍校所學所見所聞。
陳赓畢業後，父親給他謀了一個閑職，去國小當一名教師。可他并不喜歡這個職業，而是想像陳赓一樣，去革命。
1927年，南昌起義爆發。譚政有感于戰士們的英勇無畏，便萌生了參軍報國的想法。在取得妻子的同意後，譚政當即給陳赓寫信，表達自己要去找他參軍。
随後，陳赓回信表示同意，譚政便動身去往了武漢。
譚政與陳赓會面後才知道，陳赓此時已經是軍隊中的一名營長。而後，譚政也參了軍，在軍隊中擔任司書一職，也就是如今的軍隊文書。
二、與筆結緣
值得一提的是， 10位開國大将中，隻有一位參加過“秋收起義”，此人便是譚政。
1927年9月，秋收起義爆發，毛澤東、盧德銘上司紅軍在湖南東部和江西北部發起武裝起義。
可是，由于敵我力量懸殊，且紅軍的戰鬥經驗不足，攻打長沙的計劃失敗。
起義失敗後，毛澤東果斷将主力部隊轉移，大部隊進入羅霄山内的三灣村進行休整。
由于起義失敗，部隊内的士氣十分低落。在這裡，譚政也是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
毛主席看到戰士們都耷拉着腦袋，無精打采，便走上前，對戰士們說：“
同志們！勝敗乃兵家常事，這群人隻敢在我們屁股後面放冷槍，這有什麼好怕的哩？當年賀軍長兩把菜刀拉起一個隊伍，看看我們如今，還有那麼多人，那些敵人怕我們還不來不及。我們就好好休整下，再給他們顔色看看！
主席這一番話，激勵了戰士們，部隊裡頓時士氣大增。譚政也十分佩服睿智果敢的毛主席，同時也意識到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同年冬天，譚政加入中國共産黨，正式成為一名黨員。譚政在新式學堂讀過書，擁有堅定的意志，文筆也非常好，讓毛主席漸漸注意到了這個年輕人。
此後，毛澤東非常欣賞年輕有才的譚政，便委任他做了自己的貼身秘書。
毛主席的工作十分繁忙，經常需要對會議、報告進行總結。
譚政做了主席的貼身秘書才知道，每一次作戰、每一次會議、每一次部署的背後，都凝聚着主席的深思熟慮。譚政每日與主席同吃同住，更是明白了這些草案的珍貴。
當時，譚政的日常工作，就是為主席寫檔案、摘抄會議紀要。通過這些檔案，譚政近距離地學習到了毛主席的政治思想理論。而主席也十分關注譚政，時常與他一起探讨，這使譚政在工作的同時，也不斷提高自我的認知。
1929年，譚政受主席委任，參與起草《古田會議決議》。
親自參會，譚政才知道，自己手中的筆是如此重要。
本次會議，主席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黨内和軍中出現的錯誤傾向，糾正了黨的前進方向。在會議中，主席指出中國革命要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實際相結合，進一步确立黨對軍隊的絕對性上司。
譚政用自己手中的筆，一字一句地記錄下了本次會議。
他明白：筆杆子雖小，但是力有千鈞。筆下的文字，可以激勵士氣，振奮人心，也可如刀一般鋒利，直指要害。
通過這次會議，譚政再一次意識到：思想政治工作是黨的生命線。要打勝仗，戰士們的英勇、指導員的正确指揮和良好的思想政治工作缺一不可！
會議過後，譚政就任部隊政委，主要工作就是集中在部隊的思想政治教育。譚政随部隊參與了多次戰鬥，每次戰鬥，他總會趁戰争空隙對此次戰鬥進行總結。而這些寫于槍林彈雨中的長達數萬字的報告，也成了我軍的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三、投身政工
提到政治工作，有一人不得不提，那就是共和國元帥之一的羅榮桓，他與毛主席同為秋收起義的上司人。
1929年，譚政時任紅四軍11師31團黨委秘書，而羅榮桓時任31團黨代表，由于工作，二人經常一起交流讨論黨内相關事務。
10月份，31團奉命參加攻打梅州，羅榮桓作為黨代表，身先士卒，帶領着戰士們向敵人發起攻擊。
一番混戰之後，羅榮桓不幸被敵人的子彈擊中腰部，生命垂危。譚政知道後，當機立斷沖上前線，與張更生同志一起，将羅榮桓擡離戰場。
最終，羅榮桓得以活了下來了，恢複期間，譚政一直協助羅榮桓完成各項工作。羅榮桓的黨政工作很出色，作為羅榮桓的助手，譚政也學習到了許多珍貴的工作經驗和工作方法。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黨中央為加強部隊的思想政治工作，預備成立中央軍委政治部，可是怎麼籌備政治部，這是一個重要問題。
經過深思熟慮以後，毛主席心裡有了一個人選，那就是譚政。
譚政十分出色地完成了這次任務，中央軍委政治部成立，任弼時為政治部主任，而副主任一職，則是由譚政擔任，主要負責黨内各種事務的彙報、總結，以及各種重大決策的提議。
抗戰期間，譚政以筆為戎，以字為鋒，在抗日根據地撰寫了一篇又一篇關于軍隊政治工作的文章。而且，這些文章被發表在八路軍内部的雜志上，在各個部隊裡廣為流傳，激勵了許多在敵後作戰的将士們，與此同時，也為其他人民武裝部隊怎麼進行政治思想建設工作作出了巨大貢獻。
抗戰勝利前夕，由于軍事任務和軍事環境的變化，部隊中漸漸出現了“軍閥主義”傾向和“軍事教條主義”。一時間，軍隊内部人心浮動。
黨中央十分重視，馬上召開進階軍事幹部會議，整頓軍隊中的這些不良風氣，要求各部進行自我批評與反思 。
譚政受中央軍委委托，結合古田會議、皖南事變的經驗，起草了《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報告》指出，軍隊政治工作，應該堅持以中華民族人民主義革命的精神教育人民軍隊，軍隊内部、軍民之間和軍政之間必須保持思想上行動上的高度一緻。軍隊各項工作，也必須要與軍隊實際情況相适應，堅決反對軍隊工作脫離實際、脫離群衆、教條主義等作風。
事後，毛主席閱讀完譚政起草的《報告》，并對此十分滿意，盡享批改後，便訓示可以按《報告》所述的準備展開會議。
不得不說，《報告》中運用了思想教育和唯物辯證的相關知識，具有先進性和科學性，為我國之後幾十年的治軍方案提供了可借鑒之處。
毛主席曾經打趣譚政：“
譚政，談政也。
”雖然是毛主席的幽默，卻從側面反映出，譚政大将在軍政方面的成績十分顯著。
回顧譚政大将的一生，他人生裡的大部分歲月都獻給了黨。筆杆小小，但是，他卻用自己手中的筆，揮斥方裘，為人民軍隊開辟了一條又一條道路。雖是書生，亦是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