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争也有禮，的确匪夷所思。在很多人的印象裡，戰争是極為殘酷的，雙方不惜采用陰謀詭計，用盡一切手段，就是要取得戰争的勝利。然而，我回溯曆史，尤其是将時間定格在春秋時期，就會發現戰争頗具禮儀的一面。古有“五禮”，曰“吉、兇、賓、軍、嘉”。這其中就包括軍禮，即在戰争中要遵循一些的禮儀、準則和規則。軍禮在春秋時期展現得最為明顯。
出征前，要請示神靈和先人，并進行蔔筮。
《禮記·王制》“天子将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祃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天子出征之前，就要告祭于天地和宗廟，并通過蔔筮（占蔔）的方式，請示或接受授命。這展現了對天地神靈的敬重，求得祖先的庇佑，而蔔筮則是預測此次軍事行動的勝敗，一般顯示吉兆才能出兵。此外，春秋時期，國家掌管兵器，是以出征前還要取得軍事授權，開始習武演練，并作戰前鼓動，行治兵禮。
開戰前，行緻師或犒師之禮，用酒食款待敵人。
緻師，就是進行挑戰的意思。 《周禮·夏官·環人》“環人掌緻師，緻師者，緻其必戰之志。”《左傳·宣公十二年》載，宣公十二年，晉楚邲之戰，楚國的許伯替樂伯駕馭戰車，攝叔作為車右，向晉軍單車挑戰。此時，許伯、樂伯與攝叔發表了對緻師的認識。許伯曰：“吾聞緻師者，禦靡族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緻師者，左射以鼓，代禦執髻，禦下兩馬，掉轶而還。”攝叔曰：“吾聞緻師者，右入壘，折域，執俘而還。”這三個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行緻師之禮，完成了任務。
犒師之禮多用于遠途作戰中。一般是，軍事力量薄弱一方準備酒食，犒勞款待對方軍師。這既是禮，也是一種示弱的表現。《左傳·僖公二十六年》載，“公使展喜犒師。” 僖公十六年，齊伐魯時，魯公派展喜犒勞齊師，一番說辭之下，齊國竟然退兵了。
交戰中，各種“奇葩”禮儀輪番上演。
不鼓不成列。
對方沒擺好陣勢不可以打别人。宋襄公和楚國人在泓作戰時，宋軍已經排好了隊形，而楚軍尚在半道中渡河。大家知道，軍事上講究“渡河未濟，擊其中流”，則多半會取得勝利。然而，宋襄公卻大行周公之禮，愣是等楚軍過河後才開戰，導緻宋軍的慘敗。
遇見對方君主要行禮。
晉國和楚國在鄢陵大戰時，晉國大将軍郤至前後三次遇見正在督戰的楚共王。每次，郤至都要脫下頭盔，避到一邊。要知道，這是在激烈的戰鬥中，郤至這是何等的風度呢。
不能緻對方于死地。
在戰敗後，面對國民的譴責，宋襄公這個時候卻高談闊論，“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品德高尚的人不使敵人受到二次傷害，不捉白發老人。宋襄公的這套說辭，在宋人那裡并不稀奇。《左傳·昭公二十一年》載，宋國發生内亂，宋國公子城與華豹相遇于赭丘。華豹向公子城射箭，結果偏離了目标。華豹還要再射，公子城不屑地說，不讓我還手，真是卑鄙啊。說白了，就是大家一人一箭。于是，公子城取箭，一下子就将華豹射死了。
敵人逃跑時要幫忙。
同樣是在晉楚鄢陵大戰時，晉軍戰敗，士兵們慌不擇路，戰車陷在坑裡不能前進。這個時候，楚國人站出來，教他們抽出車前橫木；後來，馬也走不動了，楚人讓他們拔掉大旗，扔掉車轅上的橫木，晉人又逃，楚人猛追，但是追了五十步就停住了，充分給予對方逃跑的時間。後來，晉國人拿這件事調侃：晉國打的敗仗不如楚國多，楚國逃走時的經驗實在是太豐富了。
戰後，各種禮儀一樣不能少
大戰之後，戰勝方要行獻捷、飲至和銘功之禮；戰敗方要哭師或受降。獻捷，就是奏樂，将将戰利品與俘虜上獻于君主；飲至和銘功，就是論功行賞，做好陣亡将士家屬撫恤工作。哭師和受降，就比較好了解了，向國人做出交代或投降請罪。
繁瑣戰争禮的背後
禮之種種，有人将其歸納為戰争禮。春秋時期的戰争禮，不可謂不多，也不可謂不繁，乃至成為我國曆史上極為獨特的現象。為什麼出現這種現象呢？原因不能了解。
從禮的傳承來看，周朝“禮樂文明”得以存續，在春秋社會中有深遠影響。這些禮深刻影響着社會各個階層，也影響着戰争的形态。春秋諸國中，宋國為“三恪”之一，對禮的了解和繼承更為徹底。是以，戰争中很多奇葩的禮儀大都與宋有關。
從戰争本身來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春秋時期，國家大事，一個是祭祀，另一個就是軍事。祭祀有祭祀禮，進行軍事活動也有相應的禮。如前說述，人們喜歡将祭祀與軍事聯系起來，遵守各種規矩，由此形成了各種各樣的禮。
從戰争目的來看，春秋時期的戰争側重于争霸，而不是殺戮。春秋諸國都是周王室的分封國，大家親戚連親戚，血溶于水，戰争無非就是争個你強我弱，誰大誰小，這與現代戰争有着本質的差別。由于這個原因，春秋時期的戰争很少死人，清人顧炎武就曾說“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車戰之時未有殺人累萬者。”
在禮的限制下，春秋時期的戰争與傳統意義上的有着天壤之别。因為的禮的存在，春秋的戰争多了很多貴族化的氣質。春秋之後，步入戰國，禮崩樂壞，戰争的殘酷性則一步步凸顯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