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一次文學創作讨論會上，有人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話音剛落，四下鴉雀無聲：
“年輕一代雖然有精力，卻沒有經曆過戰争，他們該怎樣通過文學，來更好地反映戰争，反映曆史呢？”
“我們可以通過别的方式，來彌補這個缺陷。”
這時，所有人的目光都随着聲音，轉頭看向坐在後排的一個年輕小夥。
他方臉月眉，虎背熊腰，帶着一份質樸，和一份專屬于年輕人的銳氣，率先打破沉默，立在新老作家之間。
這個年輕的小夥子，就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當時的他，剛剛才在文學雜志上，初次發表過小說《春夜雨霏霏》。
在莫言看來，“小說家的創作不是為了要複制曆史，小說家寫戰争，所要表現的是，戰争對人類靈魂的扭曲，和人性的變異。”
沒想到，莫言的這番發言還未說完，就引來了台下人的鄙夷和嘲諷，“真是小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碟子裡紮猛子不知深淺。”
台下人的哄堂大笑，襯得台上的莫言，臉色一陣白、一陣青，他暗自發誓，一定要寫一部“戰争”題材的小說，來證明自己不是信口雌黃。
于是，沒多久《紅高粱》就問世了。
這部小說以抗日戰争，以及20世紀3、4十年代的高密東北鄉民間生活為背景。通過餘占鳌率土匪對抗日軍，和戴鳳蓮、餘占鳌兩個人的愛情故事，建構出了沖突與糾結之間的生命贊歌。
2000年，莫言的《紅高粱》，入選《亞洲周刊》的“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同時，它也成為了莫言的代表作之一，淋漓盡緻地證明了他的美學觀念和創作天賦。
至此，莫言終于為年輕時誇下的海口，上交了一張滿意的答卷。
許多年過去了，《紅高粱》也被改編成了電視劇和電影，大家都知道這部作品好，卻不知道好在哪裡。
是以，今天我将從以下三個方面，說一說，《紅高粱》這段“欲說還休”的故事，究竟好在哪裡？
1. 閃回，是莫言有别于《百年孤獨》的創新
為什麼說《紅高粱》是一段“欲說還休”的故事？
這還要從《紅高粱》的故事節奏說起。
故事是從1939年八月初九，戴鳳蓮送孩子豆官，跟随餘占鳌的土匪兵，去伏擊敵人的汽車隊開始的。
一句“我父親”、“我奶奶”，既交代了戴鳳蓮和豆官的母子關系，又以第一人稱的全知視角，将人物的内心活動，豐富地表現了出來。
戴鳳蓮16歲時，已出落得豐滿秀麗，于是她父親便做主，把她嫁給了“高密東北鄉”的富二代單扁郎。
單扁郎在鎮子上，可是個炙手可熱的女婿人選。盡管他被人瘋傳患有“麻風病”，卻仍然擋不住别人想跟他家結親。
伴随着青春期的強烈焦慮，和一抹淡淡的孤寂，戴鳳蓮盼望着她的丈夫，能識文解字、眉清目秀、知冷知熱。
終于盼到了婚期，上了花轎，戴鳳蓮卻哭得成了個淚人。
然後，戴鳳蓮就莫名其妙地成了土匪頭子餘占鳌的媳婦。
戴鳳蓮為什麼會成為餘占鳌的妻子？
是因為餘占鳌“霸王硬上弓？”
豆官是單扁郎的孩子，還是餘占鳌的？
小說并沒有在開始就點破，而是故意制造閱讀的懸念，在現實的沖突中，利用“閃回”的跳轉方式，回溯了戴鳳蓮和餘占鳌相遇、相愛的過程。這就是“欲說還休”的寫法。
要說一件事，卻又故意将順序打亂。這樣的叙述方式，吊足讀者的胃口，讓人忍不住好奇，繼續往下讀。
這讓我想起了菲利普·克洛岱爾的《布羅岱克的報告》，也是以第一人稱叙述的方式，故意設下層層懸念，在回憶和現實的互相交叉中，為讀者講述了一件離奇的“殺人案”。
也有人讀過莫言的《紅高粱》後，認為它是受到了馬爾克斯的影響。因為這部作品與《百年孤獨》，有很多的相似之處。
比如，這兩部作品都确立了悲劇的主題，揭露了人性的黑暗；這兩部作品都具有“魔化的現實主義特征”。
對此，莫言也作出過說明：
“《紅高粱》完成于1984年，而《百年孤獨》的漢譯本是1985年春天才看到的。”
在莫言看來，《紅高粱》最滿意的地方，就是小說的叙述視角。
有别于傳統的“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第三人稱”，直接用“我爺爺”、“我奶奶”、“我爸”，将人物的内心活動豐富得表達出來。
這在當時是一種創新，也是這部小說當時廣受喜愛的原因之一。
2. 天性，是時代賦予《紅高粱》的特色
王小波說：“一個人快樂或悲傷，隻要不是裝出來的，就必有其道理。你可以去分享他的快樂，同情他的悲傷，卻不可以指令他怎樣，因為這是違背人類天性的。”
戴鳳蓮是一個充滿野性，和強大生命力的女人。她有着鮮明的個性，敢作敢為、不喜歡被“封建禮教”束縛。
用原文的話說：“我奶奶什麼事都敢幹，隻要她願意。她老人家不僅僅是抗日的英雄，也是個性解放的先驅，婦女自立的典範”。
提起舊社會的鄉村農婦，很多人都會想到“一哭、二鬧、三上吊”的女人，或是想起像祥林嫂那種逆來順受的女人。
畢竟，在封建禮教的桎梏下，在女性意識受到壓制的年代，女性的天性難以得到解放。
但是，解放天性，從來都不專屬于孩子和藝術家。對任何人來說，天性越是被壓抑，人就越渴求解放。
莫言說，“《紅高粱》這部作品，表達了當時中國人一種共同的心态。在長時期的個人自由受到壓抑之後，它張揚了個性解放的精神---敢說、敢想、敢做。”
戴鳳蓮不想因為一個男人的條件、和适婚年齡，就犧牲自己的幸福，嫁給一個麻風病人。就像她不想綁“三寸金蓮”，卻又不得已而為之一樣。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雖然戴鳳蓮沒辦法改變父母的想法，卻想要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
再次遇到餘占鳌後，戴鳳蓮不顧已婚的身份，在充滿自由、充滿野性的高粱地，戴鳳蓮終于與餘占鳌抱在了一起。
與餘占鳌這個土匪男人相處時，戴鳳蓮颠覆了女性一貫的柔弱形象，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不懼男權，勇敢表達自己的觀點。
她為了挽留人才，會毫不客氣地質問餘占鳌，
“原以為你是條好漢，想不到也是個窩.囊.廢”，
然後向餘占鳌不懼不怕地喊道：
“開槍吧！”
知道餘占鳌和兄弟們去打日本兵，戴鳳蓮不顧危險，做好午飯後，親自去前線送給他們。這才遇到了日本兵的槍林彈雨，倒在了高粱地裡。
縱觀戴鳳蓮的一生，既是一種對封建禮教的挑戰，又有對天性解放的崇尚。
而在20世紀80年代那段時間，正是吸收西方文化，人性意識覺醒、渴望自由、擺脫壓制的年代，《紅高粱》乘勢而上，為長期自由和天性受到壓抑的中國人說出了“心裡話”。
正如戴鳳蓮臨死前，呼喊的那樣：
“我的身體是我的，我該做的都做了，該幹的都幹了，我什麼都不怕。”
追求自由，解放天性，對每個人都很必要。
3. 真實，是《紅高粱》被環境選擇後的基石
作家雨果曾說：“真實之中有偉大，偉大之中有真實。”
感人肺腑、令人深思的故事，往往是現實生活的真實寫照。對《紅高粱》而言，“真實”是它成功的基石。
莫言說：“《紅高粱》源自一個真實的故事，發生在我所住的村莊的鄰村。先是遊擊隊在膠萊河橋頭上打了一場伏擊戰，消滅了日本一個小分隊，燒毀了一輛軍車，這在當時可是了不起的勝利。過了幾天，日本大隊人馬回來報複，遊擊隊早就逃得沒有蹤影，日本人就把那個村莊的老百姓殺了一百多口，村子裡的房屋全部燒毀。”
《紅高粱》的選擇，來自于莫言的家鄉，它的靈感則源于一個真實的故事。“紅色”是我國的傳統色彩，具有溫暖、悲壯的特性。“紅高粱”不僅代表了家鄉的一種真實植物，還象征了民族精神。
比如，“紅色的高粱地、暗紅色的人和螞蟻、紫紅色的影子和嘴唇、豔紅的地平線、血紅色的槍托和閃電、紫紅色的藤條。”
作為貫穿小說始終的“紅高粱”，不光塑造出了一個紅色的高粱世界，還彰顯出了危急時刻，中國人英勇抗争的堅強與熱血。
這讓我想起了戴鳳蓮被擊中時，小說的原文：
“飛散的高粱米粒在奶奶臉上彈跳着，有一粒竟蹦到她微微翕開的雙唇間，擱在她清白的牙齒上。在高粱織成的珍珠雨裡，奶奶睜開了眼，奶奶的眼睛裡射出珍珠般的虹彩。”
戴鳳霞更像是一個“女英雄”，英雄的犧牲尤為壯烈。如此悲壯的畫面，莫言竟利用紅色的高粱，将它寫出了令人動容的美感。
最是“真實”，才能打動人，這也是《紅高粱》的魅力之一。
對反駁你的人，最大的反擊就是你的成就。莫言用《紅高粱》，不僅證明了自己，也為讀者留下了一部好的作品。
生活中，我們也難免會遇到被人輕視、或被人反駁的時候。如果這時想要證明自己是對的，口舌之争是耗神費力的。越是這種時候，越需要卧薪嘗膽，做好自己，用實力說話。因為實力，才是最好的證明。
這也是我2021年，讀過《紅高粱》後，最大的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