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涉及遷徙、根性、回歸、流落、尊嚴、家國等命題的“作業”，恰好與陳繼明長期思考卻一直欲寫未寫的一個題材相近，比如西部的走西口，清代末年西遷至今天中亞各國的東幹族，以及近這二三十年的移民搬遷等等。
“我曾經有過切實的創作計劃，打算寫那麼一批人，離開故鄉，在遙遠的異鄉定居下來，把故鄉的山、水、路、溝的名字都帶過去，等于在異鄉重建了一個家鄉，100年後，200年後，會是什麼情形。”陳繼明說，現在有了這個作業，剛好可以合而為一。
當年的“甯夏三棵樹”之一的陳繼明到珠海15年了，作為廣東省作協副主席、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藝術與傳播學院教授，陳繼明第一次願意接受寫作任務。因為此次任務隻有兩個字：僑批。寫作潮汕僑商“下南洋”的奮鬥史，在相當程度上似乎有些命中注定的意味。隻是潮汕僑商下南洋的故事意義更豐瞻、更複雜、更考驗一個作者的整合能力。小說描寫鄭夢梅肩負重振家業的使命，人漸中年之際，隻身闖蕩南洋。在異國他鄉，“平安批”意外地成為了他一生的事業。抗日戰争時期，夢梅和親友們深明家國大義，又毅然決然投入了報效祖國的洪流……以平安批為媒介，小說融入了百年的世事變遷，精深地寫出了一方人的精神世界，寫出了一顆顆重情守義、愛國愛鄉的“中國心”。
陳繼明：誠誠懇懇講一個故事
本文節選自《中華讀書報》記者舒晉瑜對陳繼明的采訪
舒晉瑜：在小說的結構上，您是怎麼考慮的？小說中融入大量的書信，自然是小說主題和人物的需要，同時需要作家有深厚的文學功底，喬治、夢梅和陳光遠的說古穿插其間，也增強了故事性。
陳繼明：構思階段我就肯定，要下大功夫寫好文中必然要頻繁出現的書信。既然寫僑批，文中就不能少了“批”。我預計，這将是全書中最難啃的－塊骨頭。難在如何準确地還原當時的語境，難在正統文言、潮汕方言和書信文體的有機融合。難在如何把握鄭夢梅這個小知識分子的身份。難在如何将書信内容和故事内容自然無痕地勾連起來。
另外，一開始就想好了，這本書不追求大篇幅，摒棄全景式模式，力争象簡意深。寫風俗民情，但不陷入其中。故事結構相對集中，謹防漫漶松散。形式上不一定現代，但現代小說理念要始終在場。所謂現代理念，我的了解首先指能否做到“克制”。要克制的事情有哪些？換言之，不能做的事情有哪些？一是不流亡化，鄭夢梅不是拉什迪、納博科夫、奈保爾，鄭夢梅不是一個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更不是作家；二是不表象化，不簡單圖解任何東西；三是不傳奇化，雖然下南洋的故事，傳奇化是最友善的路子；四是不感傷化，不趣味化，雖然遊子們、流浪者的故事不缺少感傷，也很容易趣味化，潮汕故事尤其如此——比如把詩詞、書畫、茶酒、田園趣味化，聊勝于無，占用篇幅。可以肯定，克制産生了難度。當你要求自己克制時，你實際上是要求自己擁抱難度。克制了多少，難度就有多少。設法擴充小說内部的意義空間，其中一個辦法是利用好書信、講古、潮戲、詩詞。另一個辦法是，給故事賦予一個多聲部結構，比如：正面叙述和來往僑批，留在家裡的女人們和下南洋的男人們，中國人和外國人——讓它們互相之間構成互文關系和對話關系。字數在二三十萬字以内，人物以二三十人為宜，在有限篇幅内将精神觸須盡量伸遠。同時，讓主題也成為一個結構，一個秘密的内在結構：有看得見的主題，有潛在的主題，有更加潛在的主題，有适當逸出，也有作者無法說清的部分，可以稱之為謎。
舒晉瑜：作品讓我們重溫了很多老規矩、老禮數，比如夢梅曾用一顆烤番薯換來女童伶的一枚戒指，阿嫲讓他還給人家；比如後來他告誡自己：祖地、女人和詩是不能碰的三樣東西。“祖地、女人和詩”是您的總結，還是潮汕人特有的規矩？了解、掌握廣東地方特色，包括術語、方言等等，有什麼難度嗎？
陳繼明：中華文明的老傳統，無論好與壞，在潮汕保留都最完整，我在潮汕的确見到了更多的古君子之風，從形到質都是如此。他們的方言，習俗，所謂地方特色，很可能是中華文明最本來最原始的樣子。當然，我去了僅僅一年，知之甚少。之是以很快就動筆寫，是因為我的确有明确打算，趁着知之甚少趕緊寫，怕知道多了反而寫不了了。而“祖地、女人和詩”，是我給人物特别設定的。都和人物的家族曆史和人生經驗有關。關于詩，我想多說兩句。我以為，中國社會一向有兩股重要潮流，一個是江湖，一個是詩書。江湖的力量往往更強大。詩書則總是受到排擠和輕視，詩書通常是用來裝裝面子的。詩書的傳統是一個十分微妙的傳統。或者說，詩人一般同時要有點江湖氣，才“混”得下去。是以，在小說中，來自溪前的主人公鄭夢梅，寫詩是他的大忌之一。溪後則很江湖，圓滑、現實，有行動力，長于經營和算計。這個設計裡含有不難看破的深意。
舒晉瑜：作品書寫近代以來中國的曆史、抗日戰争等等，還有涉及民國曆史如《申報》等具體的内容和細節，更有潮汕人的重信守義，這些内容賦予作品紅色經典的意義。在寫作之前，您也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吧？
陳繼明：寫這本書，我要求自己放下野心，誠誠懇懇講一個故事。把事情還原到當時當地，看看人們會怎麼樣。在潮汕，我看到辛亥革命之前的若幹次小革命，都發生在南方。孫中山的革命資金主要來自華僑。平時，華僑對祖國的愛可能是抽象的，但是，當戰争來臨，華僑們可能比國内群眾更積極更主動，更有犧牲精神，因為祖國一下子變得有肉身性了，比平時更具體了。這一段，正是出于這樣的考慮。是不是紅色，則不在考慮之内。至于僑批的守信持義，完全是僑批這個職業的自身特征，有些東西不實地考察，我也不相信。半路上遇到一個水客，人死了，身上背着幾十根金條，這個情節恰好不是虛構，是從資料上得來的。福克納說，他寫作是為了尋找人身上鑽石的部分。我寫這本書，經常想起福克納這句話。
舒晉瑜：《平安批》是一次填補題材空白的創作。“平安批”的背後蘊含着濃郁的家國情懷。如何通過平安批寫出中國文化的特點，您是如何找到突破口的？
陳繼明：在和本地朋友聊天的過程中，僑批中的一種，平安批，最早打動了我。我意識到，僑批輝煌的身世後面，隐藏着悲傷。這悲傷就在“平安批”三個字裡。平安應該是基本的要求，事實上卻是最高要求，高到如同宗教。潮汕女人們求佛拜神，要的無非是平安。于是，我決定以“平安批”為題，并始終抓住它不放。相反，家國情懷，倒是我需要克制的東西。家國情懷，是這個故事的DNA，根本不用強調，寫作的時候，我下功夫更多的，則是比較隐蔽的那些方面。
舒晉瑜：鄭夢梅這個人物，也是文學長廊中新鮮而獨特的人物，通過他的人生曆程來書寫完整的僑批曆史，在叙述的過程中您有什麼經驗嗎？您對書法很有研究，感覺您寫鄭夢梅的過程、尤其寫關于僑批的細節非常到位。
陳繼明：鄭夢梅，是一個偏偏不能下南洋的人物。從方法論上，我首先找到了這個點。我想，這個下南洋的故事的主角，應該是因故遲遲不能下南洋的一個人。于是，這個人物就有了根，有了自身的境況。他終于下南洋，和僑批并沒有關系，後來意外成為僑批商人。這個人物隻上過中學，但家裡是書香門第，讀過很多書，算是一個鄉村文人，他詩詞好、書法好，這樣的情況，是最有可能的。潮汕的舊知識分子，大抵如此。另外，他要搞僑批，也需要這樣的人設。
舒晉瑜：小說中隐含着您對文化、對曆史包括對女性等等的看法或反思，比如喬治說“潮汕織娘身上的自我犧牲精神，還有他們的聰明、頑強，對于一個家庭不可獲缺的作用，全世界絕無僅有。”喬治批評中國的男人，他說“你們這些男人對你們的女人是有虧欠的，你們越是成功，就越是對他們有虧欠。”與其說是喬治的發現，不如說是您的發現？傳教的董姑娘在自己的書裡有這樣的觀點：男人們一旦出了門，女人們的世界就變得無限大，無限遠，無限蒼茫。”這也是您的了解吧？您如何了解女性、尤其是潮汕的女性？采兒身上是否集中了潮汕女性的美好特點？
陳繼明：舊時代鄉村女人形象，是過去的文學作品比較忽略的，也是我比較膽怯的。但是，這部小說先有結構，在外的男人和在内的女人，是一個結構的兩面，不能不寫。後者甚至更重要，是這部小說的秘密心髒。心髒總是藏在深處的。于是，我就寫了這麼一批女人，老祖、乃铿、采兒、望枝、鄭黃、鄭白等等。這些女人我自己也很喜歡。他們個個不同，但的确有一些潮汕姿娘共有的特點。她們貌似柔軟，實則剛硬。男人們走多遠，她們的心就有多遠。她們的心裡，裝得下整個世界。我堅信她們是觀察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角度。這次表達還不算充分，以後我很有可能再好好寫寫她們。
舒晉瑜：您的叙述平和、大氣舒緩、醇厚素樸，有一種君子風範，這和您的上一部作品《七步鎮》有很大的差別，和您之前的小說創作風格不同。是您有意追求的嗎？
陳繼明：《七步鎮》是完全不同的命題，是個人主義觀念下的作品。這本書，則有不同的任務，寫作之初，我就打算好，降低難度，寫一本平平實實誠誠懇懇的好書，語言平從容安靜樸素，不故作深沉，不拿架子。但是，開始寫作後，我才發現，我實際上不是降低了難度，而是大大提高了難度。正如畫鬼容易畫馬難。
舒晉瑜：可否談談《平安批》在您創作中的特殊意義？您對未來創作還有何規劃？
陳繼明：《平安批》讓我認識到了下實際功夫的意義，諸如深入生活、實地考察。對一部長篇小說的寫作來說，的确需要一個作者勇敢地走出書齋，花大功夫到生活中去。另外就是挑戰自己，有勇氣丢掉自己身上舊有的東西，丢得越多越好。寫作，首先是對抗自己，對抗自己身上保守平庸的一面。這些體驗都非常有利于我以後的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