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麼樣的财富觀，就有什麼樣的公共政策主張。西方社會的财富觀，随着經濟社會的發展也在不斷演變。一些典型的财富觀及政策主張，對于中國實作共同富裕的公共政策選擇或有啟發，現作簡單梳理。
西方财富觀：從古代到市場經濟不同時期的總體看法
關于“财富”，古希臘的柏拉圖早有相關的闡述。“擁有财富能大大幫助一個人不欺騙任何人（即使是無意地欺騙）或對他不忠實，不虧欠神任何祭祀或虧欠人任何錢财——這些都會使人在離開這個世界時害怕進入另一個世界。”這是柏拉圖《理想國》中談及的财富最大功能。
關于“财富”，經濟思想史上有極為豐富的研究成果。關于什麼是财富，有的簡單地将“财富”了解為能夠買賣的東西，所代表的财富的多少是用它們在市場上能換的錢數來計量的。“财富”另有一種比較廣義且大不相同的用法，就是把财富看成和人類的幸福是一回事。财富來自何處，有重農主義的主張，有重商主義的觀點，不同的認識，決定了不同的财富觀，決定了不同的公共政策主張。
1559-1715年，歐洲依據遠談不上富裕的小康社會的社會特征，制定了很多政策。在當時，在社會各階層之間，财富配置設定同樣非常不均。實際上，财富幾乎沒有得到配置設定。歐洲各地的富人和窮人的差距不斷拉大。西班牙、法國和英格蘭經濟上實行保守主義和保護主義。它們的重商主義政策，充分表現了16和17世紀歐洲财富匮乏的時代特色。16和17世紀的作家構想的理想社會也都能看到奴隸和仆人的影子。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1516）描繪了一個經濟上實行平等主義的共産主義社會，但是在這個社會中，仍然有一個奴隸階層，來幹髒活累活。可見，在當時，并沒有真正的人人平等的觀念，也就無所謂共同富裕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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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國家通常不直接提“共同富裕”，一般都将這一問題歸結為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這樣，隻要是發達國家，公平問題處理地較好，我們就把這樣的國家視為實作共同富裕目标效果比較好的國家。在西方市場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自由競争的市場經濟是社會的主流，國家幹預被限制在較小的範圍内，國家甚至被當成“必要的邪惡”。這樣，收入和财富配置設定狀況就是由市場決定的。即使是不合理的配置設定狀況，一般認為這會随着時間的流逝而得到改變。有這樣的理論認識，就有相應的政策實踐。總之，在這樣的認識下，國家基本上不對收入配置設定進行幹預。
到了壟斷資本主義時期，随着經濟危機的持續爆發和勞工階級的覺醒，統治者開始采取一些社會政策對勞工階級進行安撫。在19世紀晚期，德國開始探索現代社會保障制度。1929-1933年大蕭條的發生，更是催生社會福利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1948年，英國首相艾德禮宣布建成世界上第一個社會福利國家。社會福利國家建設逐漸成為潮流，北歐的社會福利國家成為西方國家公平的典範。累進稅制和社會保障制度也成為西方國家的标配。累進所得稅稅率達到畸高的水準，遺産稅和贈予稅也采取累進的征稅辦法。
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方面福利國家病逐漸被意識到，另一方面随着意識形态的轉變，特别是英國撒切爾夫人和美國裡根政府的上台，經濟自由主義成為社會思潮的主流，減稅和削減社會福利開始流行。随着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貧富差距問題得到更多人的重視，但是提高稅率遭遇國際稅收競争的挑戰，一些本來應該用于促進社會公平的公共政策的出台極為艱難。
亨利·喬治的觀點
亨利·喬治（Henry George，1839-1897）是美國人，主張征收單一地價稅。寫于1877年8月至1879年3月代表作《進步與貧困》（Progress and Poverty），闡述他的财富觀。
《進步與貧困》，亨利·喬治 著，吳良健、王翼龍 譯
商務印書館2012版
亨利·喬治指出，19世紀以生産财富能力的巨大增加為特征，期待生産财富能力的大幅提升勢必讓貧困消失，但是物質條件的豐富，并沒有給窮人帶來富足。貧困與進步的這種形影相随是時代難解之謎。隻要進步所帶來的财富增加，增加的是個人巨額财産，讓富裕之家和貧困之家的差距更加懸殊，進步就不是真正的進步，也難以持久。貧困與物質增長之間的這種關系就不能得到滿意解釋。答案必須到支配财富配置設定的規律中去尋找。
他認為，土地形式的私有财産是罪魁禍首。《進步與貧困》提出六種糾正方法：大幅度節約政府開支；讓勞工階級得到較好教育，改進他們的勤儉習慣；勞工聯合起來，争取提高工資；勞動與資本的合作；政府的指導和幹預；土地更普遍的配置設定。根本的解決方法是讓土地成為公有财産。
亨利·喬治的這種觀點影響了中國人，包括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孫中山的“平均地權”主張與亨利·喬治密切相關。
發展經濟學的觀點
共同富裕的前提是擺脫貧困，擺脫貧困、實作發展是共同富裕的第一步。費景漢（John C.H. Fei）、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1997年出版的《增長和發展——演進的觀點》（Growth and Development From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從演進的視角探讨增長和發展問題。他們認為，經濟發展的“成功”集中展現在就業和産出增長上。成功發展的“底線”，最終要看對減貧、收入配置設定調整、對人類生活品質不斷改善的貢獻。這一點也是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概念差別之所在。随着經濟的增長，長期收入配置設定會有什麼變化的問題即相對貧困如何形成？貧困家庭比例會有什麼變化，即絕對貧困會有什麼變化？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并試圖作出回答。
《增長和發展——演進的觀點》，費景漢、古斯塔夫·拉尼斯 著
洪銀興、鄭江淮 譯，商務印書館2014版
他們認為，貧困可以用收入來衡量，可以用某些由私人及公共産品共同提供的基本需要滿足的缺乏來衡量，或用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1933-，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話說，可以用某些“能力”實作來衡量。歸根到底，真正重要的是個人或家庭生活品質的改善，而不是他們的收入或消費狀況如何。他們認為，僅僅以收入為基礎來定義貧困的方法有一嚴重缺陷，即沒有考慮到對公共産品（公共服務），如醫療、教育、飲用水的獲得以及衛生的最低程度的支配權。僅僅依靠收入再配置設定也許不能確定窮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總之，實作發展，擺脫貧困，需要靠發展，爾後配置設定還必須超越收入，這反映了他們超越收入看待發展的觀點。
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1902-1998，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從人力資本投入的不足的視角探究貧困的成因。他分析國際援助機構造成的扭曲，指出日本、德國靠貿易機會獲得奇迹般的複蘇和增長，但低收入國家農民獲得國際援助的效果并不理想。他比較馬歇爾計劃和“第四點計劃”（Point Four Program），指出前者的成功在于彌補了西歐經濟複蘇所需要的資本（戰争摧毀大量物質資本，對人力資本的損害小得多），後者卻對該地區農業勞動生産率的提高幾乎未起作用。各對外援助機構配置設定給受援國（欠發達國家）用于提高其人力資本存量和增強其市場作用的物資和資金太少，促進農業發展的資本缺乏。
總之，高收入國家為幫助低收入國家提高經濟生産力所做的許多事情，主要有三大缺陷：
第一，沒有優先考慮對人力資本，即對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以及人民的健康水準進行投資所導緻的結果。
第二，各種對外援助附加社會改革條件。
第三，對市場作用的普遍存在偏見。
舒爾茨所讨論的是國際援助的有效性問題，但對一國内部的橫向轉移支付以及對口援助效率的改善也是有啟發意義的。
阿特金森的觀點
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 1944-2017）是英國經濟學家，生前長期擔任牛津大學或倫敦經濟學院的教授，與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1943-，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合著的研究所學生教材《公共經濟學講義》受到學界的普遍歡迎，是收入配置設定領域的領軍人物。
阿特金森在2015年出版的著作《不平等：我們能做什麼？》（Inequality – What Can Be Done?）針對不平等，主張恢複更加累進的所得稅、遺産和贈與稅，征收全球企業最低稅；主張人人享有保障，包括社會保障的設計，兒童津貼，基本收入，社會保險的複興等方面的内容。他提出旨在降低不平等程度的15項建議。他認為，這些建議不可能都得到實施，但也不能隻依賴一種建議。這些建議會不會導緻蛋糕縮小？他認為，這是可能的，但配置設定更公平的小蛋糕可能要好于以目前的不平等份額配置設定的大蛋糕；有些建議可能導緻蛋糕縮小，有些建議可能提高效率；公平和效率可以指向同一方向，公平和效率之間可能具有互補性。
對于全球化的影響，他不認為全球化會阻礙行動，福利國家制度正是起源于19世紀全球化早期的歐洲，指出全球化會有相反的反應令人費解，而且面對世界新情況，各國并非完全消極被動。他認為，把當今的高度不平等狀況歸咎為我們無法控制的力量是不對的，将之歸咎于全球化同樣毫無依據。他對國際合作的潛力持溫和的樂觀态度。他認為，應當把歐洲推出社會福利方案視為實作經濟目标的補充，而非互相競争的關系。
21世紀負擔不起福利國家制度？對此，他認為，全球化降低了福利國家制度增加稅收收入的可能性。但是，如果縮小或者不擴大福利國家制度，私人供給将增加。如果政府不提供幫助，那麼個人将求助于私人部門。他指出，對社會支出的需求會得到市場的滿足，如果放棄公共支出，私人支出會取而代之。這種論證很有意思，相關成本将轉由雇主或家庭承擔。雇主成本提高，降低競争力，與提高稅收的效果是一樣的。如果雇員自己承擔，那麼由于實得工資減少，這很可能帶來漲工資的訴求。
是以，國家提供轉向私人提供對經濟的影響，要看用哪個管道更有效率。私人社會支出的增加，往往會帶來稅式支出。社會支出由公共部門向私人部門轉移，是無法解決各國在全球化世界中的财政問題。
21世紀人口老齡化、氣候變化和全球失衡帶來挑戰，仍然有應對辦法，隻要願意用當今的更多财富來應對，并相信應當更加公平地分享資源。他認為，不平等程度在曆史上的降低，就是以政府的成功幹預為基礎的（雖然不是唯一因素）。政府計劃的失敗，是因為缺乏事前的周密計劃和磋商。
皮凱蒂的觀點
皮凱蒂（Thomas Piketty，1971-）在其風靡全球的著作《21世紀資本論》（法文版2013年版，英文版2014年版）中，分析累進所得稅的由來以及影響最高稅率選擇的因素，認為美國所發明的對過高收入的沒收性稅收（最高邊際稅率曾達到94%），因所帶來的收入不多，目标不是要增加額外收入，而是要終結該類收入；巨額遺産的高稅率也是要終結巨額遺産，政府未作出絕對禁止和征用的聲明，走得是一條不同于歐洲大陸國家通過企業公有制和設定高管薪酬的路。
他分析美國社會抱怨經濟和金融精英為了自己緻富而把國家推向破産，是累進稅制形成的社會基礎。他分析法國的類似情形，指出法國累進稅制選擇中也存在政治操縱因素。他比較法國、德國與美國的不同最高邊際稅率，指出美國稅率總體上高于法國、德國。他認為，美國最高所得稅稅率後來的下降和最高收入的增長似乎都沒有刺激生産率，或對生産率刺激不夠。
皮凱蒂認為，最高收入80%以上的稅率是可行的，但受政治程式操縱，不要說80%，就是40%以上都有點懸。他指出，關于對收入階層中最高的0.5%或1%的群體課稅，在美國這樣的國家實施起來比歐洲的小國容易。他和合作者對發達世界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資料庫的研究表明，飙升的高管薪酬可以很好地用讨價還價模型解釋，較低的邊際稅率鼓勵高管為了高薪拼命周旋，與假設的管理層生産率提升沒有多少關系。這也進一步證明高稅率隻會降低高管薪酬，而不會影響生産率，同時這還對減少不平等有利。
他在《21世紀資本論》中還對全球資本稅的課征作了研究。他認為，社會國家和累進所得稅是20世紀非常重要的創新，在未來會繼續扮演核心角色；21世紀需要創造新工具來應對挑戰，即征收全球累進資本稅，輔以非常高的國際金融透明度，以避免無休止的不平等的螺旋上升和控制令人擔憂的全球資本集中。
在皮凱蒂看來，全球資本稅是一個有用的烏托邦，是一種新思路，是明确為21世紀全球化承襲制資本主義所設計的，需要全球财富的稅收安排，然後再決定如何配置設定稅收收入；從技術上看，歐洲财富稅的征收不是問題；對于私人資本及其回報的永恒問題，資本稅是一種較少暴力且更為有效的解決方案。在依賴私人産權和競争力量的同時，對私人财富征收累進稅将以大衆利益的名義重新控制資本主義。資本稅僅僅在一國課征有難度，但是資本稅的替代者——其他監管方式不如資本稅，有時制造的問題比解決的還多，比如保護主義和金融管制。
關于财富觀和共同富裕（以解決不平等問題為代表）的文獻汗牛充棟，顯然不是幾種觀點所能概括的。這裡隻是聚焦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共同富裕的實作問題。解決不平等問題，需要對不平等的演變趨勢進行深入研究，倒U型庫茲涅茨曲線的描繪給人們以信心，即收入差距先随經濟增長而擴大，到達頂點後又會随之縮小，但近年來針對倒U型曲線能否成立，又有相關研究。庫茲涅茨波浪是對經濟增長中的多個倒U型曲線的形象描述，這也說明庫茲涅茨的研究還需要結合新情況作進一步優化。财富觀的變化背後既有經濟社會發展背景的變化，也受到社會觀念的影響。影響社會觀念的因素很多，這也是分析财富觀需要關注 。
（文章轉自澎湃新聞，作者楊志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财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财貿經濟》《财經智庫》副主編，著有《新中國财政政策70年》《大國輕稅》等，本文是“實作共同富裕”系列文章之三，系在作者發表于2021年第6期《财經智庫》的《财富觀、共同财富與公共政策》一文的基礎之上修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