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聽說過《安妮日記》這本書。
在課堂上，在圖書館裡，在曆史書上，我們都看過這個可憐的猶太女孩的故事。
（安妮·弗蘭克）
為了躲避納粹的捉捕，安妮·弗蘭克和家人躲在父親公司大樓的一個密室裡。
她在狹小壓抑的空間呆了兩年，寫下一篇篇日記，用稚嫩又誠實的孩子視角記錄下整件事。
1944年8月4日，因為有人告密，德國黨衛隊搜查了大樓，找到藏在密室裡的弗蘭克一家和另外兩個猶太家庭，将他們送往納粹集中營。
很快，安妮的母親餓死，安妮和姐姐染上斑疹傷寒，在1945年2月去世。
最後，密室中生活的8人，隻有安妮的父親奧托·弗蘭克活了下來。
因為奧托的努力，《安妮日記》成為全球熱門讀物，幾乎所有孩子都在國小看過這本書。
在了解法西斯的殘酷時，無數讀者也想知道一個答案：
到底是誰背叛了弗蘭克一家？
從《安妮日記》首次出版起，就有很多人詢問幕後黑手是誰。
荷蘭政府在1947年和1963年，兩次調查出賣密室居民的人，但沒有找出結果。
在民間，傳記作者、新聞記者和偵探想出一個又一個可能，也總能找到漏洞。
到現在，這已經是一起77年的懸案，似乎不可能找到告密者。
但今天，一支國際冷案調查小組宣布，他們找到了答案。
這支隊伍由退休的美國聯邦調查局特工文斯·潘科克上司，成員包括犯罪心理學家、法醫專家、檔案管理者、曆史學家、戰争罪調查員等近30名荷蘭專家，外加數十名志願者。
這支“FBI夢之隊”在過去5年，全力調查這起告密案，他們在8個國家查找了數十萬份檔案檔案，與70多個相關人員交談，甚至找演員重制當時的場景。
他們還和荷蘭大資料公司Xomnia合作，開發出專門調查此案的人工智能資料庫，輸入所有資訊，包括地圖、信件、照片、檔案，和整本《安妮日記》，繪制出1944年密室周圍的納粹和線人分布圖，以及所有人的關系圖。
最後，他們找到了一個名字，一個埋藏在故紙堆裡、毫不起眼的名字。
流行的告密者理論裡，沒人提到過他。
但令人驚異的是，調查組發現安妮的父親，奧托·弗蘭克早已知道告密者的身份，甚至在為他保密……
（奧托·弗蘭克）
這起調查的牽頭人，是荷蘭電影制片人泰斯·巴葉斯。
多年來，他想拍一部關于安妮·弗蘭克的告密者的紀錄片，認為這部片子能觸及人性本質，讓荷蘭重溫嚴肅的曆史。
2016年，經人推薦，他找到了退休兩年的美國前特工文斯·潘科克，讓他尋找當年出賣弗蘭克一家的人是誰。
（文斯·潘科克）
潘科克之前經手的案子都是追查哥倫比亞毒枭，哪怕調查冷案也不會超過5年曆史，
但因為中學讀過《安妮日記》這本書，他接手了這個77年的冷案。
想要調查陳年舊案，還原曆史很重要。
他飛往阿姆斯特丹，來到王子運河街263号，這裡是安妮·弗蘭克故居，也是事發現場。
弗蘭克一家原本不是荷蘭人，而是德國公民，住在法拉克福多恩布施區。
最初，他們的生活過得挺優裕。
安妮的父親奧托在一戰時是德國政府官員，獲得過勳章，他們在多恩布施區租了兩層樓住，家裡還有一個藏書豐富的私人圖書館。
1933年，希特勒帶領的納粹黨赢得國會選舉後，德國的反猶主義興起，奧托覺得情勢不妙，搬到荷蘭的阿姆斯特丹開公司，妻子和兩個女兒在第二年與他團聚。
（大女兒瑪戈）
奧托很有經商頭腦，他很快擁有兩家公司，一家叫Opekta，售賣提煉自水果的果膠，另一家叫Pectacon，賣腌制香腸的香料。
奧托的女兒安妮和瑪戈在學校裡也表現優異，她們基本是在荷蘭長大的。
但好景不長，1940年5月，德國入侵荷蘭，新成立的荷蘭政府開始執行反猶法律。
為了防止兩家公司作為猶太企業被政府沒收，奧托轉賣所有股份，辭去董事職務，把資産轉給信得過的朋友。
他們想到美國，但是簽證被拒，兩年後，因為大女兒瑪戈收到前往勞動營的指令，他們一家人躲到Opekta公司的密室裡。
當年裝修辦公室時，為了以防萬一，奧托在走廊的書架背後修了一個秘密空間，
如果不觸碰書架，很難被發現。
（遮掩密室的書架）
（還原後的密室）
曾經的秘書梅普·吉斯和公司新老闆約翰·内斯克萊曼等6人，都為他們提供幫助，定期給他們送食物和水。
但公司裡，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信任，比如倉庫經理威廉·範·馬倫。
幾十年來，馬倫是頭号“背叛者”嫌疑人，戰後，父親奧托第一個找的就是他。
他狡猾、多疑，剛上班後就手腳不幹淨，在倉庫裡偷東西。安妮在日記裡也寫過讨厭他（但兩人沒見過）。
（威廉·範·馬倫）
最糟糕的是馬倫察覺出隔壁偷偷住了人，他感覺夜晚大樓裡有人走動，于是在桌角上放了紙，如果有人走過會把紙片掃落，證明他的猜測。
在1944年，馬倫告訴另一名同僚，他知道有猶太人躲在大樓裡。他還特意問别人，以前的老闆奧托住哪裡。
荷蘭政府調查了他兩次，但兩次都沒有找出關鍵證據，還被批評過度關注一名嫌疑人。
潘科克調查後，也把馬倫劃掉了，雖然他性格不讨喜，但馬倫并不是反猶主義者，
在安妮等人被逮捕後，馬倫還幫着秘書搶救了她的日記。
他也絲毫沒有作案動機，因為大樓窩藏猶太人，老闆約翰·内斯克萊也會被捕，他不可能讓自己冒風險失去工作。
接着，潘科克調查了奧托的前員工貝普·福斯克伊爾的妹妹。
貝普是幫助弗蘭克一家的人，但她的妹妹内麗是個反猶主義者，2015年貝普的兒子寫了一本傳記，書中指控内麗是出賣弗蘭克一家的人。
書中說，貝普的姐姐和未婚夫記得，内麗在1944年8月4日早上，給黨衛隊打電話，批評貝普和約翰·内斯克萊曼窩藏猶太人。
（内麗·福斯克伊爾）
民間一直有傳言，當初接到舉報電話的朱利葉斯·德特曼，聽到的是“年輕女人的聲音”。
這和内麗對上了。
但是潘科克認為不可能，一方面，執行逮捕任務的卡爾·西爾伯鮑爾在審判中說，上司德特曼隻告訴他位址，沒說打電話的人是誰。
戰後德特曼在獄中自殺，也沒透露任何資訊。
（執行逮捕行動的卡爾·西爾伯鮑爾）
另一方面，内麗隻是個普通群眾，分析當時的檔案可以知道，1944年夏天的私人通話因為大規模斷線而停用，老百姓打不了電話。
同時，朱利葉斯·德特曼的級别頗高，普通人沒有權限直接打給他。
這個理由，也把混混托尼·阿勒斯排除了，他曾經聽到奧托批評德國，借機敲詐了他一筆錢。
因為這個原因，他被不少人當作告密者。但他沒有權利打電話，也沒有證據表明他知道奧托一家住哪裡。
（托尼·阿勒斯）
1944年4月，想要成功告密，必須得有動機、有資訊、有通話權力，三者缺一不可。
通過一張紙條，潘科克團隊找到了。
這個人名叫阿諾德·範·登伯格，是一位很有聲望的猶太公證人，曾經因為給一系列藝術品做公證，結識了納粹高層。
他在猶太社群地位很高，德國入侵後，任命他當荷蘭猶太委員會的成員，這個猶太委員會替他們執行納粹政策，以此保證自己不會被送進集中營。
（阿諾德·範·登伯格）
1943年9月，荷蘭猶太委員會解散，納粹把裡面所有人送入集中營。
按理，登伯格肯定也在裡面，但潘科克團隊查遍了集中營的記錄，都找不到他的名字。
不光他不在集中營，他的妻子和三個女兒也不在裡面。
登伯格的一個外孫女還活着，調查團隊找到了她，她說家裡人都沒進過集中營。
接着，調查團隊找到委員會解散後，登伯格一家在阿姆斯特丹生活的證據，他們甚至不用像普通猶太人那樣藏起來。
（猶太委員會的照片，左起第五個是登伯格）
這可真是奇怪……
更奇怪的是，在用智能資料庫掃描過往資料後，調查團隊找到奧托在1963年的一小段采訪，裡面提到有人在戰後給他寄匿名信，信中說登伯格就是出賣他們的人！
這是個重要資訊，但匿名信在哪裡呢？
潘科克查遍各國的檔案館，都沒有找到這封信，他問了安妮·弗蘭克博物館，對方也說不知道。
最後，他找之前調查此案的荷蘭檢察官，終于在1963年負責調查的阿倫德·範·赫爾登的兒子的家裡，找到了這封信。
這是一封沉睡了58年的信，不過不是原件，而是奧托列印出來的。
匿名信很短，但内容具體，說了登伯格當時的住址，具體的舉報流程是什麼。
信還提到登伯格是一次性把猶太人的藏身名單交了上去，受害者不止弗蘭克等8人。
因為登伯格在社群的威望，加上他在猶太委員會的權力，想要得到猶太人藏身名單不會很難。
加上他能接觸納粹高層，直接打電話舉報給朱利葉斯·德特曼也是可行的。
資訊，通話權力，他都有，那麼動機呢？
動機當然是自保，為了保住自己，也為了保住家人。
作為猶太委員會的成員，還有納粹的私交，登伯格以這些為保護傘讓自己和家人免于受難。
一段時間，他把自己的身份都改為非猶太人，過着普通荷蘭人的生活。
但是1944年，這種保護消失了，
有個與他結仇的公證人開始在納粹高層面前抹黑他，把他重新變回了猶太人。
登伯格很害怕，為了讓自己有利用價值，便把同胞的藏身地點交了上去。
潘科克查到，納粹特别喜歡有關藏身的情報，舉報者能收到很多好處。
同時，他們查到一份證詞，有證人說猶太委員會有數百個猶太藏身位址名單，這也能對上。
查到這裡，制片人泰斯·巴葉斯的心情很沮喪，
他沒想到，會是猶太人出賣了猶太人。
不過，他在紀錄片裡強調，那是非常時期，因為生命岌岌可危，為了自救選擇這麼做，不可取，但可以了解。
（泰斯·巴葉斯）
同時，調查團隊也注意到奧托對登伯格的态度。
因為奧托對匿名信的描述輕描淡寫，當年調查此案的赫爾登沒注意到它。
但古怪的是，如果說奧托并不相信信的内容，為什麼收到信後會立刻列印做備份呢？
他的行為也前後沖突，原本奧托是最關心告密者是誰的人，但在《安妮日記》出版幾年後，他似乎不再關心了。
不過，這僅僅是表面上的，私下裡，他開始調查登伯格。調查團隊發現，戰後幾年他在秘密研究登伯格，甚至進入監獄，詢問一名納粹有關登伯格的事。
在和記者弗裡索·恩德特的交流記錄裡，他也提到過，自己一家是被猶太社群的某人背叛了。
奧托的秘書梅普似乎也知道内情，因為1994年她去美國做演講時，不小心說出告發密室的人已經死了。
記錄顯示，登伯格在1950年逝世。
（梅普·吉斯）
為什麼奧托和梅普要為登伯格打掩護？
潘科克說：“因為他知道阿諾德·範·登伯格是猶太人，戰後這段時間，反猶主義依然盛行。也許他覺得，如果再提起這件事，會火上澆油。”
安妮·弗蘭克博物館說，他們對調查團隊的工作印象深刻。他們沒說是否贊同，但認為它提供了很重要的資訊，也提出了一個“迷人的假設”。
全程跟拍的制片人泰斯·巴葉斯是徹底信服了，但他擔心，這樣的消息傳出來後，會被現在的反猶分子利用。
對這一點，猶太教的牧師梅納赫姆·卡塔内格說，堅持真相就好。
（梅納赫姆·卡塔内格）
“納粹在大屠殺期間做的一件事，就是使猶太人失去人性。回到曆史，尋找真理，獲得真理，實際上就是讓猶太人回歸自己的人性。即使這意味着有時猶太人也會在道德上做不正确的事。”
一起77年的冷案，就此迎來了答案。
不過，潘科克的答案隻是萬千答案中的一種，未來，也許有人會提出更好、證據更充足的解答。
也或許，有人在他的理論上添磚加瓦，成為被所有人采納的答案。
無論告密者是誰，這種種探尋，最重要的是直面曆史，直面曾經有人犯下的暴行。
隻有時刻重溫曆史，才不會讓悲劇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