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部電影，無論在片中呈現出多少人物的不同觀點或視角，背後都是導演的意圖，是以對一部電影最關鍵的影響往往是導演的視角和視野。
這位60歲的導演走出了十年的一把劍，用一個無比清晰的眼光重溫世界，它隐藏的機器心一千帆，本該變成一個眼煙缭繞的老神進來。
來自以色列北部城市拿撒勒的巴勒斯坦導演伊利亞·蘇萊曼（Ilya Suleiman）憑借2019年《必須是天堂》的表演獲得了戛納電影節評審團的"特别贊揚"獎和柏林法比尤西獎。
《一定是天堂》這個符合影片内容的中文片名，顯然有一定的意圖讓觀衆想起法國導演雅克·塔蒂（Jacques Tati）1953年的經典喜劇《尤洛先生的假期》（Mr. Yulo's Holiday）。
除了兩部電影的時差超過一個A年之外，這兩部電影确實有很多共同點，并且不可避免地要進行比較：
Elijah Suleiman和Jacques Tati都喜歡自導自演，既有演員的肢體動作和情節，場景或道具的特殊設計以制作喜劇效果為主要方法，同時刻意降低對比度，減少叙事的戲劇性。
它們最大的相似之處是為什麼要比較它們。我認為他們對現實的看法幾乎同樣古怪和純粹。
但是，由于這部電影可以回到雅克·塔蒂的時代，是以不可避免地要回到早期曆史的經典喜劇演員。例如查爾斯·斯賓塞·卓别林，巴斯特·基頓，哈羅德·勞埃德甚至馬克斯·林德。
這些偉大的默片時代喜劇巨人繼續發展基于身體姿勢動作表情的喜劇傳統;然而，這也是曆史喜劇的回顧傳統，使人們意識到以利亞·蘇萊曼不是這樣的血統。
關鍵在于雅克·塔蒂的繼承和開拓傳統，而以利亞和雅克的共同點是後者開創的部分，它以一種接近前現代性的簡單方式反映了現代性的某種荒謬性。
以利亞和雅克之間的根本差別在于，為什麼他沒有被歸類為後者的喜劇傳統：雅克仍然以他略顯笨拙的角色積極參與現實。
另一方面，以利亞是要保持幼稚的一面，不參與，不互動，即使周圍的現實被迫跟随，他仍然沒有回應，不動。但是，盡管他幾乎沒有動彈，也沒有說太多話，但他不得不走進鏡子，從頭到尾讓自己在球場上，讓觀衆看到他的位置，這樣刻意的安排，居然讓他比雅克多了一點"小心機器"。
以利亞本人，但不像伍迪·艾倫在自己的電影中喋喋不休，甚至完全失語，但這并不妨礙導演表達自己的觀點，其實整部電影從頭到尾都扮演着外界觀衆的角色，但從所有的場景都是刻意挑選的，所有的動作都是專門設計的， 所有的演員都在場，導演還是不在鏡頭前安排所有元素。
以利亞的出現沒有介入，但旁觀者是心态，隻是因為他更關心觀衆是否看到他。
為了說明以利亞的想法，不得不把另一位導演調出來進行比較。
Elijah Suleiman也使用鏡子和螢幕，每集單獨的電影方法，與瑞典導演羅伊安德森有相似之處，後者還在2019年的威尼斯電影節上獲得了最佳導演銀獅獎。
兩位導演的不同之處在于，當荒誕的現實被凸顯出來時，以利亞·蘇萊曼的态度更加開朗，而羅伊·安德森的态度則更加富有同情心。
《一定是天堂》在某種程度上保持了清晰的叙事路線：導演在家鄉呆了一段時間，然後去了巴黎，然後去了紐約，為了籌錢拍一部新片，最終無果而終，隻能回國;
《關于無盡》是現實與曆史場景之間的跳躍，其中隻有少數演員有不同的場景、情節聯系，羅伊·安德森表示，他的靈感來自童話《一千零一夜》，但他的創作和拍攝手法自前幾部電影以來一直一緻，他也不需要參與自己的表演。
通過相機看是一種更複雜的觀察方式。兩位導演都不擅長制作公路電影，是以與任何城市觀察，道路觀察甚至人類學觀察完全不同。
羅伊·安德森更像是一個短暫的生活鏡頭，盡管主要是在場邊，或者讓演員面對鏡頭。
但偶爾也會有一種對上帝的看法，類似于德國導演維姆·文德斯（Wim Wendes）的《柏林天空下》（Under the Berlin Sky），它表現出"偶爾大開眼界的紅塵，可憐的身體是人們的眼睛"的情緒。但兩個人的形象風格卻遠非世故;
以利亞一直保持着自己周圍的身份，仿佛第一次來到家鄉以外的世界，對所有不同的文化都保持着樸素幼稚的态度，對他周圍的人極為驚訝，有時甚至對家鄉的親人，這樣的所謂"人性時刻"與羅伊·安德森有着根本的不同。
但伊利亞·蘇萊曼（Ilya Suleiman）并不是第一個這樣做的人，他早年在巴勒斯坦三部曲中曾出演過知名電影：
1996年的《消失的文明編年史》是他的家鄉，家人甚至氏族人的風格繪畫，也是他作品中思想的起源;
2002年，《上帝的幹預》犀利地刺痛了以巴邊境各種荒謬的怪異，并幻想了各種蘇萊曼狂想曲;
2009年的"時間靜止"回憶起他的成長經曆，并将其帶入他父親那一代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的激烈鬥争。
在這三部曲之後，其實，如今年近六十歲的導演，在《時間靜止》十年後推出這部新作，沒想到會是一個回歸老孩子，用極其清晰透明的眼光重溫世界，而它隐藏的機器，是一千面帆，本來應該都化為一團煙， 其中蘊含着人生哲學，就是自"巴勒斯坦三部曲"被追捧以來。
無論伊利亞以前躲藏了多少，他的電影總是讓人們意識到邊界，畢竟在以色列軍隊和警察統治的地區，各種出入控制哨所，檢查站，邊界，圍欄已成為當天的日常巴勒斯坦人。
然而，在這部電影中，導演從拿撒勒來到巴黎和紐約，不僅跨越國界，還要面對種族和文化的界限，除了曆史、宗教、語言的界限，還有現代和未來的界限，甚至是生與死的界限......
導演面對着所有這些界限，沉默寡言，反應遲鈍，既不挑剔也不諷刺，不加表情地觀看，但總是明亮而清醒的眼睛，并記得導演去紐約為新片《天堂可以等待》籌集資金，這部電影與沃倫·比蒂（Warren Beatty）在1978年執導的喜劇《錯誤的天選寶貝》（The False Heavenly Casting Baby）同名。 女制片人對他視而不見。
後來他找到了一個塔羅牌算命先生，卻聽到算命先生喃喃自語："是的，是的，一定是巴勒斯坦。"乍一看，它聽起來如此美好和毫無意義，以至于它實際上呼應了電影的英文标題"它必須是天堂"，這意味着天堂在哪裡，在巴勒斯坦，導演回去。
鄰居的戶主是一個明亮的敲門戶，把主任的院子裡撿到檸檬，甚至不夠大，三次幫他修剪葉子澆水，主任出發去法國之前種了一根樹枝，回來看到這根樹枝居然長成了一棵小樹。
這不僅呼應了他家鄉拿撒勒的原意，也間接表明了他對土地邊界的寬容态度，而且，拿撒勒是聖母瑪利亞的故鄉，耶稣雖然出生在伯利恒馬槽裡，但長大了，檸檬樹枝成樹，雖然沒有達到奇迹的地步， 這裡仍然具有天堂的隐喻作用。
這一切複雜，形象簡單、幹淨，像是給另一個鄰居講了蟒蛇的故事，卻帶着兒子的壞話回家，差點破了;
而導演在野外看着一個女人獨自抽兩個水箱回家，水箱沒有把手，女人沒有手推車，怎麼扛水？這是古代民族的智慧——前現代與現代之間的另一條線。
我想起了俄羅斯血統的英國戲劇導演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e），他改編自中亞哲學家古爾特耶夫（Gulteyev）的同名原創電影《遇見奇人》（Meet the Odd Man），其中充滿了中亞和西亞人民的智慧和生活哲學，伊利亞·蘇萊曼（Ilya Suleiman）從小就沉浸在這個地區和文化中， 一定是已經覺悟了天道，"一定是天"是最好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