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青銅器銘文的發展看中國早期的生命價值觀

作者：姚蘇傑（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副教授）

商周時期數量巨大、内容豐富的青銅器銘文，展現了中華文明獨特的書寫文化。相比于其他文獻，銘文能基本反映書寫的原貌，因而對研究中國早期社會的曆史、文化、思想等，有着重要的價值。商周銅器銘文的書寫之是以如此繁盛，除了物質條件的進步與社會需求等因素外，思想、情感層面的追求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用文字進行書寫是人類文明進步史上的大事，因為它代表着思想、情感的傳播可以突破時空的限制。《墨子·兼愛下》提到，今人不與“先聖六王”同時，卻能了解其德行，“以其所書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盤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可見，古人早已認識到書寫之于思想傳承、文明演進的價值。而在“傳遺後世子孫”方面，銅器銘文（即所謂“金石”“盤盂”）更有着無可比拟的優勢。當古人認識到生命的有限性之後，青銅材質所具有的永存性，便寄托了他們對“永恒”的希冀，或者說是對生命“不朽”價值的追尋。

中國早期關于生命價值的體認，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三不朽”說。《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記載晉範宣子與魯叔孫豹讨論何謂“死而不朽”。範宣子認為，自己家族自古至今皆有官職，這便是不朽。但叔孫豹認為這隻是“世祿”，并非不朽，真正的不朽應如魯國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即死後其言論仍能流傳後世。進而他便論述了“三不朽”的觀念：“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即當時人們認為要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德、功、言三者的樹立與傳承，這樣才能實作人生的崇高價值。此種“生命價值觀”後為儒家所繼承并發揚，構成了中華文明的重要思想底色。當然，“三不朽”的價值觀并非《左傳》所創，它應來自更久遠的傳承，并有逐漸演化的過程，這一點便可從銅器銘文的發展中找到線索。

最早的銅器銘文非常簡單，有的僅由一個或數個名詞組成，稍複雜的也僅是一個主謂句。商代晚期才有長篇銘文，其主要進步是能完整叙述一連串事件且有清晰的因果聯系。比如《小子[~符号~]卣》（《內建》5417，《內建》指《殷周金文內建》）銘文有四十七字，叙述器主參與一項軍事行動有功因而受到上級的賞賜，又是以制作了銅器以祭祀、告慰其亡母。顯然，這類銘文的書寫重心是“功勳”與“賞賜”，它代表着主人最有價值的榮譽，是以他希望通過銅器精确地傳達給祖先或後世。故而，此類銘文往往具備嚴密而完整的因果叙事。事實上，商周銘文絕大多數内容都是圍繞這一主題展開的，因為對當時的貴族來說，用銘文記錄其所立的功勞和所受的封賞，不僅是其人生價值的展現，也是其家族政治地位的宣示和保障。由此亦可見，“三不朽”中“立功”的價值觀，有着深刻的社會政治基礎，也在銅器銘文中有充分的展現。

到了西周早期，出現了長達百字甚至數百字的篇章，不過大部分仍以紀功、紀賞為主。但與此同時，也有部分銘文出現了新變，比如開始大量使用“引文”。以西周早期《大盂鼎》（《內建》2837）為例，此銘除了開篇與結尾為常見内容外，正文以四個“王若曰”或“王曰”領起，詳細記錄了周王對器主的訓話，其中既有對商周換代的經驗總結，也有對周王及器主祖先功勳的稱頌，還有對器主的誇贊、期許與封賞。器主将此類言辭完整書寫于銅器之上，除了彰顯其家族之榮譽外，顯然也有傳承曆史經驗的意圖。又如西周早期《何尊》（《內建》6014），銘文也如實記錄了周武王初遷成周之後，對包括器主“何”在内的“宗小子”的一場訓诰。此外更有一種形式特殊的銘文，其全篇都包含于引文之内，實際上可視為大段言辭的抄錄。如西周早期《沈子它簋蓋》（《內建》4330），全銘皆包含在由“它曰”領起的引文之内，且開篇即謂“拜稽首，敢敏昭告”，明确指出器主通過銘文進行“昭告”的意圖。這類形式特殊的銘文産生于西周早期，在西周中晚期趨于興盛，春秋時期仍有相當數量，至戰國時才最終消亡。

西周銘文的這一變化，不由使人想到“三不朽”中的“立言”說。孔穎達謂：“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銘文無論是将上級（特别是周王）的訓诰作如實記錄，還是将自己的想法書寫于銅器，都是基于其言辭有“可傳”的價值。而如西周早期的《作冊益卣》（《內建》5427），其銘文以“作冊益作父辛尊，厥銘宜曰”開篇，自陳作銘之宜，更展現出明顯的“立言”意圖。另一方面，西周銘文的文采也有顯著進步，其寫作模式趨于多樣化，且出現了刻意修辭的例子。比如西周早期《毛公旅方鼎》（《內建》2724）将銘文寫成了七七、四四的整齊韻句（第三句五言，但首字為虛詞），而西周晚期《虢季子白盤》（《內建》10173）則采用了倒叙的手法。以上這些例子足以說明，“立言”這一獨特的價值觀在西周時期得到了發展。

銘文至西周中晚期達到鼎盛，出現了如《史牆盤》（《內建》10175）、《毛公鼎》（《內建》2841）這樣登峰造極的名篇。此時的銘文中出現了較多對祖先美德與自身品行的歌頌，最有代表性的即為《史牆盤》。該銘文采用雙線叙事，先鋪寫文王以來七代周王的崇高美德和偉大功勳，接着又順次叙述器主家族曆代祖先的各類美德，最後歸結到器主自身，強調其孝友、勤勉的品性，可以看出它自始至終都以“德”作為核心。銘文的此種變化，應與當時社會對“德”的強調有關。周人崇德，但西周早期所謂的“德”似乎更多與天命相連，是以銘文中提到周文王、武王之德，往往将其與“受大（天）命”進行關聯。如《毛公鼎》謂“丕顯文武，皇天引厭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史牆盤》對文、武二王也主要稱頌其受天命滅殷之德，而對成、康、昭三王，則主要稱頌其治國之功，隻有對穆、恭二王，才更強調其仁德（銘文稱“祇顯穆王”“申甯天子”，天子即恭王）。聯系現代學者認為穆王時代存在較大政治變革的觀點，銘文的這一變化或許就與此有關。總之，西周中期銘文開始強調與後世相似的“德”，其中既包括對君王之德、祖先之德的頌美，也有對器主自身之德的顯揚，可見“立德”的價值觀于此時已基本形成。

綜上，從青銅器銘文不同階段的發展可見古人多樣的生命價值觀。這些觀念在曆史程序中逐漸演化、積澱，最終形成了“三不朽”說。這是中國早期對生命“超越價值”的深刻體認，也是一種崇高的精神追求。除此之外，銅器銘文中也有大量祈禱長壽、安康以及享樂的話語，這說明古人對生命自身的現實價值也并不忽視。正是豐富的生命價值觀，造就了中國早期文化多彩的面貌，也奠定了此後中國人基本的人生價值取向。

而正如前文所說，銅器銘文對中國早期各領域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價值。如果從《漢書·郊祀志》所載漢宣帝時出土先秦有銘銅器算起，銘文的重新發現和研究已有兩千多年的曆史。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發現的先秦有銘銅器（含有著錄而原器散逸的）已近兩萬件，時代則涵蓋了商代早中期直至戰國末期。以往的銘文研究對其書寫或文學層面蘊含的規律與價值缺少足夠的重視。事實上，在商周銘文漫長的發展曆程中，其書寫模式就曾有過較為複雜的演化，其修辭技巧也存在逐漸提升的過程。這對于我們探讨先秦文學，特别是商代與西周文學的演進，有着極為重要的意義。而在此過程中，我們更可以通過銘文來分析當時人們思想與情感的變化，正如上文對早期生命價值觀的探讨。是以，從書寫與文學角度對商周青銅器銘文進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是必要且有益的，應引起學界的關注。

《光明日報》（ 2022年01月22日11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