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春，蔣介石坐鎮南昌指揮數十萬大軍在“會師贛南”的既定目标指導下，提出所謂“步步為營，節節推進，碉堡公路，連綿不斷，經濟封鎖，滴水不漏”政策，向中央革命根據地壓縮過來，江西贛南一帶中央蘇區反“圍剿”戰鬥進入最激烈的歲月，特别是中央蘇區瑞金北大門廣昌，成為紅軍與敵人搶奪的焦點。
廣昌，地處江西東南部贛、閩、粵交通之要沖，倚武夷西麓，據旴江左岸，東與福建建甯、甯化接壤，西與本省甯都縣毗連，南鄰石城，北接南豐，縣境四周環山，構成了與鄰縣的天然分界。土地革命時期紅軍占領廣昌後，一直視之為戰略要地，此地一旦失守，臨時中央首府瑞金無險可守。為此，得知敵人向廣昌進攻時，紅軍總部即刻向紅軍各部下達“誓死保衛中央蘇區北大門”“死守廣昌，寸土必争”的指令，為此，所有的紅軍主力雲集廣昌參加這次大決戰。是役史稱“廣昌保衛戰”。
廣昌保衛戰紀念碑
戰鬥打響之後，敵人先是對紅軍的陣地飛機輪番轟炸，猛烈的炮火轟擊，紅軍的不少工事都被摧毀，緊接着大部隊向紅軍沖來，我英勇的紅軍無不以一當十，勇猛殺敵，一次一次地沖出戰壕，向敵人發起沖擊，用刺刀拼、馬刀砍、槍托砸，與敵人混戰在一起，展開了生死肉搏戰，打退了敵人一次次進攻，然而，敵人越打越多，我軍慢慢開始露出劣勢，當時，紅軍進階指揮人員李德更是親自來到廣昌以南10公裡的戰壕内指揮、督戰，下令誰敢擅自後退就軍法從事。
即使是這樣，最後因為廣昌既無城堡可守，紅軍子彈糧食等補給又極其缺乏，軍事實力對比十分懸殊，力量差距甚大的情況下廣昌失守。廣昌保衛戰，不僅使紅軍的力量削弱，讓敵軍進攻中央蘇區更為順暢，特别是中央蘇區的中心地帶瑞金、甯都等地危在旦夕，面對這種情況，紅軍高層被迫決定戰略大轉移，開始了漫長的長征路。
後人對廣昌保衛戰的失利進行總結，固然有敵人強大的客觀因素，但更為主要的是洋顧問李德的指揮失誤。在回憶錄中說，李德指揮這次戰鬥時，一個人待在“獨立房子”裡，以短促突擊戰術作指導，在房子裡憑着地圖指揮這場規模宏大的反“圍剿”戰争，然而，當時的地圖大部分是一些簡單的草圖，誤差較大，不夠準确，李德也不問，圖上看隻有一百裡路程，他也不問是山路還是平路，也不給部隊留吃飯和休息的時間，敵情、氣候和自然條件等困難都不考慮，隻憑比例尺量地圖上的距離來推算路程，定下到達和投入戰鬥的時間，又常常不留餘地。
是以在戰鬥中，他下達的指令與前線的實際情況差距很大，給紅軍指戰員的行動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常常使部隊不能按時投入戰鬥，以緻難免吃敗仗。一旦執行不了，便認為前線指揮員沒有認真執行，經常發脾氣罵人，動辄處分前線軍官，甚至于要問斬。為此，他得“圖上作業的指揮家”的雅号。他在完全不了解中國情況又沒有多少軍事才華的情況下，照搬教條和書本，脫離紅軍實際情況的冒險主義，使紅軍遭受巨大損失。
當然，李德是懷着幫助紅軍打勝仗的良好願望來到中央蘇區的，但是他的錯誤指揮卻給紅軍造成了重大損失，最終導緻第五次反“圍剿”的嚴重失利，紅軍被迫撤出中央蘇區。長征初期，作為負責籌劃決策的“三人團”成員之一，李德仍實施錯誤指揮：一方面過分強調保密，對戰略轉移沒有進行應有的動員；另一方面在退卻中采取消極避戰的逃跑主義，導緻中央紅軍在長征初期遭受慘重損失。不過，後來紅軍上司人認識了他的錯誤，在遵義會議撥亂反正，撤銷他的軍事上司權，從此一直過着普通人的生活。在此，我們不談他的錯誤，他是如何來到臨時中央政府首府瑞金的呢?
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1900年9月出生于德國慕尼黑城郊的伊斯瑪甯鎮，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開始在部隊服役，參加過一些戰鬥，後來進過監獄，越獄逃往十月革命後的蘇聯，并參加了蘇聯紅軍。由于他曾經當過兵，有一些作戰經驗，是以在部隊中晉升很快，他在紅軍中的最高職務是騎兵師的參謀長。後來他又被選到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進修，在學校又是高材生。由于學習成績較好，畢業後派往中國來到上海。
由于他有豐富的街壘巷戰經驗和紮實的軍事理論知識，當時擔任臨時負責人的博古喜出望外，他把這位老相識留了下來。這一年奧托·布勞恩31歲，長博古7歲。這時，迫于國民黨統治的白色恐怖，臨時中央由上海遷往中央蘇區，1933年9月，李德化裝成神父，以赴潮汕參觀古廟為名，由地下交通員護送，從上海出發，前往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瑞金。當年，上海和中央蘇區之間有一條從上海經香港、汕頭、大埔、永定到達瑞金的秘密交通線，蜿蜒曲折長達3000公裡左右。擔負着從上海到中央蘇區轉移幹部、資訊傳遞和運送物資的任務。
國民黨當局在對蘇區進行瘋狂軍事“圍剿”的同時，還對蘇區實行嚴密封鎖。聲稱“不給粒米勺水之接濟，片紙隻鳥之通過。”凡是鄰近蘇區的敵占區城鎮，對食鹽、布匹、煤油、藥品等實行限量“公賣”，并斷絕赤白地區的交通，人員經過也要嚴密的盤查，有不少人就在路途中被敵人抓捕。
當時，在福建的長汀、永定和廣東的汕頭、潮汕等地，出國的人比較多，還是外國傳教士進行布道的地方，如長汀就有基督教辦的醫院等。香港是一個海外華僑華人的重要中轉站，經濟也比較繁榮，特别是香港、汕頭百業并存，華洋雜處，這樣，李德采用這樣的身份，不容易暴露，然而，他在來到蘇區的過程還是非常的驚險。
當時，博古的弟弟秦邦禮在汕頭開了一家藥店，主要是負責安全護送李德等人到達瑞金，由于路途遙遠，趕路的時間很長，中途要居住很多天，為了保障安全，采用了一整套秘密工作方法。各線、站隻同所在地上司一人聯系，不準和别的負責人發生關系。交通員隻有單線聯系，不發生任何橫的關系，一般互不認識，也不了解全線的情況。
在交通站點的安排上，有的點以家庭形式出現，有的則以店鋪或者學校形式出現，甚至有的點還出現在娛樂場所。交通員在執行任務時，常用别的身份作掩護，一般化裝成商人、畫家、探親或趕集的買賣人；多是兩人結伴同行，一前一後，前者空手，主要看風，後者身帶檔案。前面發現情況，後面就馬上轉移，保護安全。
在護送李德前往蘇區的過程中，由于他是德國人，體貌特征特别，路上不時被盤查。在剛接到李德，護送隊的幾個人就遇上了險情。當時，小分隊帶着李德穿行在狹窄的田埂上，準備進山。突然,前方傳來了清脆的槍聲，原來是國民黨軍在“圍剿”地方遊擊隊。幸虧大家警惕性高發現得早，他們趕緊又折回原處，在一間偏僻的房子裡潛伏了起來，等平息下來大家才繼續上路，至今交通站還留下李德潛伏在此睡過的架子床。
針對這次險情，有的地方大站路上都有嚴密的崗哨，敵人的封鎖線突然加寬了，大路小路都增加了不少崗哨，盤查得特别嚴。為了絕對的安全起見，護送隊制定了一條規則，那就是“三個不過”，即：冒煙的地方不過，雞鳴狗叫的地方不過，有光亮的地方不過。意思是專門走人迹罕至的大山，山上沒有路，密林中除了荊棘就隻剩下獸道了。這李德翻山越嶺肯定是不行，隻見他一路上苦不堪言。
面前是一座又一座的大山，走了沒多少路他就有點兒蔫了，變得踉踉跄跄起來，似乎難以堅持，很快就要掉隊了，護送隊看到他如此，便從把自己的裹腿解下來，結成一條牢實的長繩，綁在李德的腰上，在上坡的時候就拉着他，終于挺了過來。
針對這次秘密蘇區之行的難忘歲月，李德在晚年的時候寫的回憶錄《中國紀事》中有專門記述：抵達潮安後，向韓江河畔走去，在聯絡員的指引下躲進狹窄的船艙。我在這裡我平躺了幾乎2天2夜，不敢出聲。将近傍晚，船終于開動了。晚上，這隻小船同其他許多小船一起由一隻輪船拖着，向上遊駛去……沿途停了多次，在上面是人的腳步聲。有幾次顯然是在盤查，混雜着粗魯的問話和指令。第三天，我才走上了小船的船闆。
李德在潮州通過最後的水路交通，随後翻山越嶺，特别驚險的是在敵人眼皮子底下，行程數百公裡，小分隊神不知鬼不覺地，曆時十多天，都是晝伏夜出，經過無人區與荒山，最終到達蘇區。
到了瑞金之後，根據上司的意思，為了保密和安全，對他的稱呼一律用中文的“李德”（意為李姓的德國人），不得洩露他的身份和原名。在蘇區的軍事會議上，他自己一再說明他的職務隻是一個顧問，沒有下達訓示的權力，但後他成為“三人決策團”的一員，從此，奧托·布勞恩以“李德”這個名字，進入紅軍的史冊。
不過，遵義會議之後，随着紅軍取得一個接着一個的勝利，撤銷職務和李德真正心服口服，态度有了明顯的轉變，淡出上司層的他到達陝北後，在部隊裡幫助訓練過騎兵，後任延安軍事學院擔任過教授。在抗戰期間的1939年他離開中國，結束了他為期七年的中國之行。晚年回老家擔任翻譯和教師等職務，直到1974年去世。
後人評價李德的蘇區之行，若不坐在指揮中央紅軍的位置上，便不會留如此名聲，正如三國時期紙上談兵的馬谡，雖無統兵之才，卻是很好參謀，倘若實在不堪将領之才，且不可打腫臉充胖子硬上，不然自己身敗名裂，害了一衆的無辜人，使紅這深陷于危難之間。如果将他放在合适的位置，例如軍事院校的老師，或者翻譯之類，即使無法流芳百世，也足以桃李滿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