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昌極（1903-1982），初名炎昭，後改名昌極，字幼南。作為大學裡的哲學家和佛學家，景昌極畢生從事研究工作和教育事業。在《劬堂學記》中，多篇回憶柳诒徵的文章都提到：景昌極為柳門高足之一，天資聰穎，著譯殷富。僅從《學衡》的作者及其發表的文章數量來看，赫然排在最前列的自是柳诒徵和吳宓，緊随其後的便是他們的弟子缪鳳林和景昌極。
1903年，景昌極生于江蘇泰縣。景家為書香門第，但至父輩時已家道中落。其兄弟姊妹甚多，其父治家亦較嚴格。1912年，景昌極入私塾，讀完四書。1913年入自北國小，但該校僅辦一兩個月便停辦。1914年春，入泰州私立伍成高等國小。因國文成績較好，升了一班。1916年，從私立伍成高等國小畢業。暑假，差不多和南高開校同時，入南京第一中學。
1919年，景昌極從南京第一中學畢業，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文史地部學習。此時的國文史地部彙聚了柳诒徵、王伯沆等名儒碩彥，同學之中則有胡煥庸、陳訓慈、張其昀、缪鳳林等青年才俊。景昌極就讀于此，學業日進。據其自述：“在南高的四年是承前啟後形成我一生志趣學業的最大關鍵”（《民國以來學校生活的回憶和感想》）。在此四年中，他積極參與史地研究會、文哲研究會等研究機構的相關活動，在《學衡》、《文哲學報》、《史地學報》上發表論文多篇，并逐漸将哲學研究确定為自己的學術志趣所在。
1922年冬，景昌極提前完成南京高師的學業，并于次年1月，與同學缪鳳林一起進入南京支那内學院，師從歐陽竟無研究唯識學。在景昌極此後的著作中，佛學尤其是唯識學的影子不時閃現，可見此一時期的學習與研究對他的影響。9月，經吳宓推薦，景昌極被聘為沈陽東北大學哲學系講師，開講唯識學。後升為教授，同時兼任曆史系教授，教西洋史。1928年夏，由于東北形勢日益變化，景昌極偕夫人傳回南方。次年春，經柳诒徵推薦，任成都大學哲學教授。居成都凡二年半，陸續撰成哲學講義五種，1932年以《哲學新論》的名義出版。
1931年，景昌極傳回南京，任教于國立中央大學。至1936年4月，竺可桢從中央大學調往浙江大學任校長，景昌極複從竺可桢往浙大任教。1937年，随着抗日戰争全面爆發，景昌極回到家鄉泰州。1939年9月，任泰州時敏中學校長。泰州淪陷前夕，因不願與日僞“合作”，景昌極于1940年12月辭去校長之職。其後，直至抗戰勝利他都閉門讀書。期間，景昌極曾應光孝寺住持葦宗之邀，為寺中所辦佛學院的學僧講授邏輯課。1947年，該上課講義的修訂稿以《名理新探》之名正式出版。
抗戰勝利後，景昌極先後在武漢大學、安徽大學任教。1949年回到家鄉，在江蘇省立泰州中學任教。1961年任揚州師範學院教師，1965年退休。
景昌極
從景昌極的生平來看，與學衡同仁和南高師友的交往具有關鍵意義。除上文提到的相關事宜，就其發表文章的刊物而言，排在前兩位的分别就是《學衡》與《國風》。《學衡》主要由吳宓主持，《國風》則由柳诒徵、缪鳳林、張其昀等創辦。就其研究領域而言，主要是哲學與唯識學。哲學研究是在劉伯明和吳宓的直接影響下開始的，唯識學研究則是在南高學習的最後一學期，于支那内學院歐陽竟無的指導下進行的。景昌極的學術根基在此，其學術貢獻亦展現在這幾個方面。
首先，作為柳門高足，景昌極十分支援《學衡》事業，并積極參與其中。吳宓在日記中就明确記述：“半年後（1922年），除胡先骕、邵祖平君與柳诒徵、缪鳳林、景昌極君外，《學衡》社之基本成員，無複有過問社務或談論雜志内容者矣！”《學衡》雜志先後面臨兩次停刊危機，柳門師徒均鼎力資助，景昌極也主動捐款作為《學衡》的辦刊津貼。可以說，《學衡》之是以能夠堅持十餘年之久，包括景昌極在内的柳門師徒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在文化觀點上，景昌極也基本與他的師長保持一緻。1922年，針對“新文化”的青年對學衡諸人的諷刺，景昌極以白話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指出他們僅抓住細枝末節，而對主旨大義不能理性批評。到了1936年，景昌極還在其文章《新理智運動刍議》中批評新文化運動的幼稚與偏頗。
其次，景昌極在哲學領域的成就尤其突出。他兼通哲學、文學、邏輯學、語言學等多種學科，尤以哲學著述為富。其中，成書出版的有《哲學論文集》、《哲學新論》、《道德哲學新論》、《名理新探》等。在《哲學論文集》序言中，他有如下自述：“一曰不迷信古人；二曰不依傍西哲；三曰不以掇拾考據代思想；四曰不以玄秘艱深文淺陋；五曰正名析辭、定義核理，無悖于科學精神；六曰去華從實，息邪止诐，無害于世道人心。”此六點是他對自己學術思想的系統總結，也是他進行哲學思考的根本原則。這種對獨立思考和大膽懷疑的強調同樣展現在其他著作中，他甚至提出：“哲學之為學，大類于數學而遠于史地，有待于深思而不必博考。”在此，我們可以看到景昌極在柳門之内和學衡派中較為獨特的一面，同時這也是他能夠獲得師友贊許的原因之一。
再次，景昌極在佛學——尤其是唯識學領域——也有相當造詣。在南京支那内學院從歐陽竟無學習唯識學以後，景昌極的學術生涯便與唯識學聯系在一起。其關于佛學的論述文章有《見相别種辨》《見相别種未釋之疑》《能所雙忘空有并遣的唯識觀》《唯識今釋補義》《佛法披揀》《印度密教考：附時輪金剛略說》等等。其中，《能所雙忘空有并遣的唯識觀》一文引起了意大利學者多謙的關注，《見相别種辨》則直接引發了現代中國佛學界（特别是唯識學界）三大學術公案之一：即唯識學中見與相的關系問題。景昌極認為，自唯識學建立以來，見相關系一直存在誤解。他主張古說，尊重安慧，而基測主張見相别種，遂引起見重大争議。該文一出，唐大圓等起而批駁。最後，太虛大師也親自撰寫《見相别種辨釋難》一文，争論方才止息。
景昌極緻陳訓慈的書信
另外，景昌極還參與了一些外文著作的翻譯工作。其重要譯著有《文學評論之原理》（與錢堃新合譯）、《柏拉圖五大對話集》（與郭斌龢合譯）等。《文學評論之原理》的第一章曾于1922年在《文哲學報》第2期刊登。次年，完整的譯本即由商務印書館發行。這是國内“第一本翻譯成書的西方文學基礎理論原著”，不僅如此，它還代表了學衡派的文學和文化立場，在譯序與譯文中表達了諸多對新文學的批評。1922年3月，《學衡》第3期刊出景昌極翻譯的《蘇格拉底自辨文》，此後《蘇格拉底對話集》的首個中文譯本便陸續刊登在《學衡》雜志上。至1933年，《柏拉圖五大對話集》由國立編譯館結集出版，并附郭斌龢所撰《柏拉圖之埃提論》與景昌極所撰《柏拉圖理型說略評》。蘇格拉底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根基，學衡派以翻譯其經典著作的方式，回應着西學與新文化運動對中國思想與學術的沖擊。
除了上述活動，景昌極還與“八千麻袋”事件有一段故事。1921年，北洋政府曾把裝入麻袋的明清内閣大庫部分檔案賣給造紙廠，幸被羅振玉及時搶救下來，這就是檔案史上著名的“八千麻袋大内檔案事件”。當時，王國維曾在《清華周刊》撰文，把八千麻袋清宮檔案、安陽殷墟甲骨文、西域木簡和敦煌漢唐寫經，并稱為近代中國文化的“四大發現”。
八千麻袋中的大部分檔案現藏于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還有一些存于遼甯省檔案館和台北故宮博物院。而泰州市博物館也儲存了八千麻袋中的750多件檔案，這要歸功于景昌極。民國初年，蘇恩培曾在北京一外交部官員袁家良家中坐館授課。1925年前後，蘇恩培在街上散步時見一廢品車上竟有不少檔案，遂将其買下。回家整理之後，方知是大内檔案。此後，蘇恩培把這批檔案當成古董收藏。他曾寫下這樣的詩句：“上谕抛殘同廢紙，老蘇搜集重公文”。其後，蘇恩培離京返家，這批檔案一直帶在身邊。後來，景昌極得知蘇恩培有此“寶物”，便常往賞玩，談古論今。1948年蘇恩培臨終之際，由于其子遠在海外，便把這批檔案送給了景昌極。1958年春，泰州籌建博物館，政府号召社會各界人士将自己的文物、圖書資料捐獻出來。因知景昌極家中檔案，時任副市長王石琴主動上門動員。景昌極當時已被打成“右派”，考慮到檔案的安全問題，他于當年7月親自把這批檔案送到泰州博物館。
景昌極的一生看似平凡，卻并不尋常。在某種程度上，他的思想與行動是在新舊文化沖突碰撞的背景下，學衡群體共同作用的産物。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學衡派以及那個激烈變動的時代，除了走在前列的柳诒徵、吳宓等學派的創立人，還應留意緊随其後的景昌極、缪鳳林等追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