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曆山德拉.海勒-尼古拉斯報道
譯者：朱玉毅
校對：伊薩克
來源：感官電影
Falk Schrondorf的"The Tin Drum"（1979）改編自Junt Glass的1959年小說，即使以今天的标準來看，這部小說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悲慘的德國電影之一。毫無疑問，這種強烈的感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電影對性和暴力的特殊描繪。
鐵皮鼓 （1979）
從弗裡茨·朗（Fritz Lang）的《M Is the Murderer》（1931）到埃裡克·荷馬（Eric Homer）的《O侯爵》（The Marquis of O，1976），性暴力在德國電影中都有出現。可以說，《鐵皮鼓》仍然是當今最廣為人知的德國新電影之一。
O侯爵 （1976）
根據阿裡斯蒂德·加澤斯塔（Aristides Gazesta）的說法，該運動的特點是集體關注"戰後占領美國所産生的政治和社會局勢"，以及"在激進左翼的政治架構内探索性别認同，偏執和幻滅"。
描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新德國電影時期描繪了性暴力的特定方面，例如赫爾瑪·桑德斯- 勃拉姆斯（Herma Saunders-Brahms）的"德國，蒼白的母親"（1979年），講述了一名婦女在戰後的經曆（包括她被士兵輪奸）。
德國，蒼白的母親 （1979）
施隆多夫的第二部電影《沒有特赦的愛情》從這個角度來看是一部罕見的作品，尤其是它的核心叙事圍繞着強奸和複仇展開。雖然它與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美國剝削電影有很大關系，包括"我吐出你的墳墓"（Mel Zach，1978），"惡魔之家"（Wes Craven，1972）和"猛禽"（Michael Wenner，1972）1974）和"四和五口徑的女孩"（Abel Ferrara，1981），這個主題至少可以追溯到英格瑪·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奧斯卡獲獎作品"維珍泉"（1960年）。
維爾京斯普林斯 （1960）
施隆多夫的處女作《年輕的出納員》（Young Tellers）廣受好評，随後的《愛情殺戮沒有大赦》未能在口碑和票房上達到前一個系列的頂峰，盡管這部電影的配樂已經失傳，滾石樂隊的布萊恩·瓊斯（Brian Jones）現在已經失傳，盡管被法斯賓德譽為德國十大新電影之一。
《愛不殺大赦》和安東尼奧尼的《放大》都聚焦于漫遊城市的頹廢，其松散的叙事結構準确把握了時代精神。瑪麗（安妮塔·帕裡伯格飾）是一名年輕的女服務員，在電影的開頭，她與醉酒的前男友漢斯（維爾納·恩克飾）在她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争吵，并在瑪麗毆打甚至試圖強奸她後開槍打死了她。
放大 （1966）
在她驚慌失措，身心創傷，混亂的時刻，她與岡瑟（漢斯·彼得·哈爾瓦希斯飾）在一家咖啡店工作，成為朋友，向他承認他的罪行，并向岡瑟求助。在錢的誘惑下，岡瑟同意了，然後他們在瑪麗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喝咖啡和做愛時讨論了對策。
從岡瑟工作的地方借了車後，他們回家用地毯蓋住漢斯的屍體，然後和岡瑟的朋友弗裡茨（曼弗雷德·菲施貝克飾）一起開車到鄉下，瑪麗與他發生性關系，将漢斯的屍體埋在高速公路施工現場。
在探望了弗裡茨的母親後，三人回到了這座城市。時間過得很快，瑪麗又在咖啡店快樂地工作。在影片的最後，漢斯的屍體被建築勞工發現。
《愛情殺人不赦》以一系列幾乎無關緊要的情節上下起伏，影片大部分情節漫無目的地圍繞着主人公，在大理石店裡消磨時間，購物、聊天、吵架、開車。
愛殺死沒有特赦 （1967）
《Love Kills No Amnesty》有公路和黑色幽默的元素，與核心的強奸複仇叙事交織在一起，圍繞着瑪麗殺死一個試圖強奸自己的男人而建立。漢斯-伯恩哈德·穆勒（Hans-Bernhard Muller）和喬治·萊利斯（George Lelis）精明地将這部電影稱為"反恐怖片"，因為"在傳統犯罪電影的架構内，這部電影呈現出一種關于嚴格遵守類型規則的沖突心态。
從一開始就很清楚：随着标題的滾動，瑪麗，岡瑟和弗裡茨在高速公路施工現場附近高興地用槍互相追逐。穆勒和萊利斯将這部電影視為昆汀·塔倫蒂諾（Quentin Tarantino）的《無恥混蛋》（Shameless Asshole）的前身，這部電影和電影一樣，采用了後現代和流行文化影響的方法來引用和建構風格。
與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的《最後的憤怒》（The Last Rage，1991）相反，穆勒和萊利斯偶然發現了後者與強奸複仇電影的必然聯系。施隆多夫1990年改編自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布克獎獲獎小說《造女人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Making a Woman，1985年），繼續說明性别權力、權力和性别差異的變化，其根源是《沒有特赦的愛情》的核心。
The Story of the Making Of Women （1985）
從某種意義上說，在輕松、漫遊的電影氛圍中，殘酷的毆打和強奸企圖可能被錯誤地視為剝削性的、機械的和功能性的情節，僅用于推進叙事。但這個想法忽略了電影《瑪麗》短暫但持續的主觀閃回，其安靜但令人不安的能量和不言而喻的控制，不時以看似随機的時刻打斷電影。
雖然她沒有盡最大努力講述創傷的故事，但記憶會突然襲來：創傷一直伴随着她，當她在開車旅行時，當她打發時間時，當她踢足球時......
這種深刻而長期的創傷在她埋葬漢斯的屍體後回到較高價的電梯大廈時最為明顯。看到漢斯在床邊的照片，她歇斯底裡地用尖銳的聲音喊道，這一舉動顯然與周圍發生的事情格格不入。
《愛不殺大赦》可以被看作是一個關于戰後德國内疚的簡明而直接的寓言，但我們忘記了一個強大而酸澀的事實，即瑪麗（包括幫助她處理屍體的弗裡茨和岡瑟）在這種情況下無力處理。當他們拼命地試圖展示無憂無慮的城市青年時，他們在道德上，情感上和心理上都感到沮喪 - 被迫受到他們無法抗拒的惡劣條件的驅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