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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黃寶生:我做夢都在翻譯《摩诃婆羅多》

作者:翻譯教學與研究

來源:本文轉載自新京報

轉自:《世界古代史研究》

十七年過去了,印度史詩《莫阿娜·布拉多》出版中文全譯本

"Moana Brado"和"Romorjana"在印度被稱為兩部主要史詩。《羅莫嘉娜》由姬先生翻譯,于1980年代出版。"Moana Braodo"的内容是"Romorjana"的四倍。全書分為十八篇文章,核心故事以印度社會的複興時代為背景,描述了梵天兩個後裔依魯和都铎争奪王位繼承權。這部史詩被稱為《百科全書》,内容量大,内容豐富,至今世界上隻有半個世紀的印度梵文作家完成《莫阿娜·布拉多》的精美教科書和以前不完整的英文譯本,而法國、美國等學者的譯本都已死。20世紀80年代末,在金克木先生的支援下,《莫阿娜·布勞多》中文版的翻譯項目開始了,經過一群學者的辛勤努力,花了17年的時間,在黃寶生先生的主持下完成了這個項目,也成為當今世界上僅有的三部文本之一。

譯者||黃寶生:我做夢都在翻譯《摩诃婆羅多》

黃寶生

1942年生于上海人。1965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梵文。1965年9月起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現為研究員、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學院學術咨詢委員會委員。彼亦為中國對外文學會會長及印度文學研究會會長。有古印度文學和印度古典詩學等書籍,翻譯為印度哲學,夢,佛陀生平故事選集和海洋故事選集。

譯者||黃寶生:我做夢都在翻譯《摩诃婆羅多》

《莫阿娜·布拉多》共6卷,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總字數400萬字。

"莫阿娜·布拉多"是一個曲折

譯者||黃寶生:我做夢都在翻譯《摩诃婆羅多》

新京報:在翻譯《莫阿娜布羅多》整本書的過程中,有幾位"沒有先死"的紳士,翻譯這本書的原因和過程是什麼?

黃寶生:1960年,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開設了梵文巴利文班,姬先生和金克木先生親自任教五年,培養了一批弟子。在弟子們踏上各自的工作崗位後不久,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兩位紳士遭受了折磨,他們的門徒被遺棄在他們的學習中。在1980年代出版了七卷八卷的《羅莫裡亞娜》的中文譯本之後,我們門徒很自然地想到什麼時候可以翻譯"莫阿娜布羅多"。但"Moana Brado"的長度是"Romorjana"的四倍,令人生畏。根據西方學者翻譯"莫阿娜·布勞多"的經驗,我們可以從感歎詞開始。此前,金克木先生和我的同學趙國華曾選擇翻譯《莫阿娜·布拉多》中的感歎故事。金先生還翻譯了"莫阿娜·布拉多"的楔子,并寫了一篇關于蛇的犧牲的文章。

新京報:那麼進展如何呢?金姆先生在他後來的譯本中做了什麼?

黃寶生:随後,趙國華與奚必莊、郭良軒合作,于1987年由金先生出版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感歎詞故事書,翻譯了《莫阿娜·布拉多感歎詞選集》。同時,在金先生的支援下,趙國華同意與奚必莊、郭良軒一起翻譯《莫阿娜布羅多》一書。譯文決定采用散文風格,譯文将分為十二卷。金先生手工翻譯了《莫阿娜·布拉多》的前四章。前四章包含了整本書的大綱,很難翻譯。金先生的翻譯為整本書的翻譯樹立了典範。之後,郭良軒和趙國華同意從第五卷開始,參加,前四卷主要由他和奚必莊承擔,先翻譯。1990年底,趙國華再次同意我們關于分工和實施翻譯的計劃,出乎意料的是,就在"莫阿娜·布勞多"翻譯項目重新開機時,趙國華在1991年突發心髒病,猝死。他隻有四十八歲,正處于學術生涯的巅峰時期。

新京報:金克木先生後來沒看到整本書就一樣出來了,很遺憾。

黃寶生:是的。趙國華去世後,我們猶豫着要不要繼續翻譯項目。而《莫阿娜·布拉多》第一卷出來後,社會反響非常好。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上司們希望我們繼續翻譯《莫阿娜·布羅多》的整本書,并委托我做這項工作。考慮到《莫阿娜·布拉多》本身的文化意義,考慮到已故朋友趙國華的遺願應該實作,我決定承擔起這個責任。奚必莊和郭良軒是最初的參與者,我邀請了葛維軒和李楠加入。後來,段青也自願加入我們。翻譯工作基本上是按照第一卷中确定的正文示例進行的。2000年8月5日,金克木先生在北京因病去世,看不清這本書。

"Moana Brado"是流行的梵文

新京報:田德旺先生把但丁的《神歌》翻譯成散文,也是很好的翻譯。還有其他譯本也有這種現象,将原詩翻譯成中文散文。"Moana Brado"這樣做是因為梵文風格很難翻譯成中文詩歌還是出于其他原因?

黃寶生:史詩這個主題要把它翻譯成詩歌是很困難的,因為它不是純粹的藝術詩歌,而是口語化的民間說唱風格。如果把它完全翻譯成一種書面語言,比如一首克詩,如果你把它翻譯成一首民歌的身體太死也是一個問題,從實體上的例子也更難翻過來。我們現在翻譯的兩部史詩不是書面語言欣賞。在古代,說唱形式通過說唱的形式感染了觀衆,它具有即興的聲音,音調和手勢,動作和其他藝術家的表達方式,不像現代人閱讀詩歌。我們相信散文可以更準确地表達。此外,《莫阿娜·布拉多》不僅涉及文學,還涉及法律、倫理、哲學等内容,融入詩歌意義不大,也比較困難,很難展現其韻律的特征———因為語言不一樣,節奏無法轉化。在其中,我們将一些"古人唱歌"的部分翻譯成詩歌,如果我們想把它全部變成詩歌,大小會大幾倍,而且需要兩倍的時間。如果将來有人能把它翻譯成詩歌就好了。我們的男人太少了。

新京報:說到多人翻譯,我一直有一種體驗,它的語言風格很難統一,因為每個譯者都有自己的語言習慣和特點。你是這本書的修複者,這個問題是如何解決的?

黃寶生:一般來說,規模不大的作品應該由個人翻譯。但漢傳佛經的翻譯有集體傳統,有人負責梵文的閱讀,有人負責翻譯成中文,有人負責錄音,有人做文字處理,還有人比較梵文與翻譯,進行驗證。在古代,進行這種翻譯的地方被稱為"翻譯領域"。當我翻譯Moana Brado時,我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統一翻譯的名字、口語和文體問題,有人把句子放得很長,梵語屬于印歐語系,我更注重把句子分開一點,更符合中國人的表達習慣。總的來說,因為金克木先生翻譯了一部分,我們提前讀過,基本上是這種風格。再加上我的草稿,有意識地做了一些統一,是以現在的翻譯風格差異基本不大。趙國華先生在早期的翻譯中喜歡用一些古色古香的字眼,但因為是史詩,不同于文人的創作,是以不适合寫得太刻,太雕琢,但與自己的風格不一緻。

新京報:我看過你的自傳,說做夢還在翻譯。除了修訂版之外,您還翻譯了多少頁?

黃寶生:那是因為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特别是在我越來越接近最終目标的兩年裡,我一直專注于日夜工作。有時在中場休息時入睡後,夢境仍然被翻譯。在這些日子裡,"莫阿娜·布拉多"似乎已經融入了我的生活,是以我把生活中的其他一切都從中剔除。我翻譯了這本書的三分之一,加起來超過一百萬字。

新京報:你有沒有數過書中有多少個名字?另外,為什麼這套書沒有索引?

黃寶生:我們不算,因為名字太多了。在翻譯時,出版商希望我們制作一個索引,但由于工作量太重而放棄了。如果制作,它将是厚厚的。在國外,有專門的索引小組。我們還是人太少,懂梵文,是以家裡人少。将來也有可能有人獨自完成工作。

作者和書籍的時代很難定義

新京報:莫阿娜·布拉多在印度文化中的地位是什麼?

黃寶生:印度過去最高的經典有四個吠陀,"莫阿娜布羅多"被稱為第五吠陀,這顯示了它的經典地位。時至今日,印度電影、電視等文學作品仍經常引用警告、格言。就像我們的三國和水獺一樣,它已經滲透到印度人的靈魂中。

新京報:你說,"印度人說這本書最早出現在公元前3100年,奧地利梵文作家溫特尼茨曾經提出,《莫阿娜布羅多》的寫書時代'在公元前四世紀到公元四世紀之間',雖然時間跨度長達八百年,但早已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但是800年的跨度仍然很大,那麼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呢?"

黃寶生:中國讀者很難了解這種現象,這也反映了中印文化的差異。印度的古代口頭文學特别發達,曆史悠久。中國的書寫文化特别發達,是以漢人不會創作這樣的口述史詩。古印度沒有像《史》那樣的曆史著作,遠古時代也有戰争,但通過口口相傳代代相傳,越來越大。由于其早期的溝通方式及其内容和文本的流動性,今天很難确定其博彩的确切時間。

新京報:據我所知,中國的少數民族有史詩,荷馬史詩也是口頭的。

黃寶生:這可能也和你的寫作方式有關。在中國古代,很早就記錄文本的工具是竹子和竹子,儲存得比較好,記錄了許多曆史事實。印度文字的制作相對較晚,記錄的工具由樹皮和棕榈葉制成。它們不容易儲存,而且它們不會在很久以後腐爛。是以,它更注重口頭交流,而不是寫作。一旦口口相傳,它就變成了故事,神話,史詩而不是曆史。後來,史詩成為儲存其文化積累和傳統的一種方式,包括哲學,宗教,倫理等,并以這種方式傳承。

新京報:這也是一個關于本書作者畢夜身份的有趣話題。傳說他既是史詩的作者,也是史詩的人物。"分界"、"展開"和"安排"這個名字的意思與荷馬的身份是一樣的。

黃寶生:這是世界上大多數口述史詩的問題。一部史詩般的傳播到現在,凝聚着幾代藝術家的努力。總的來說,應該說它是集體創造。但不排除個人在史詩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說唱技巧和表演技巧都不錯,而且更是更有條理。在沒有書面證據的情況下,很難确定真正的作者。

"莫阿娜·布拉多"是警察的作品

新京報:你認為"莫阿娜·布拉多超越了西方史詩的概念",這意味着你認為它更獨特。那麼這種獨特性在哪裡呢?

黃寶生:伏爾泰說,對于史詩來說,"習慣把這個詞變成一個英雄冒險的詩意叙事。這是西方傳統的史詩概念,或稱史詩主要指英雄史詩。按照這個史詩概念,《莫阿娜·布勞多》可以說是一部英雄史詩,作為一首長詩的核心。然而,"莫阿娜·布拉多"将自己描述為"曆史傳奇"。這是一首歌頌印度古代傳說的詩。它涉及創世神話,帝國家譜,政治制度,宗教哲學,法律倫理和天文地理,所有這些都與梵天戰争的故事情節有關。西方史詩有一些東西,它擁有一切,但它更豐富。是以,我提出了這一觀點。

新京報:我們常說希臘史詩有悲劇精神,那麼《莫阿娜·布勞多》呢?

黃寶生:印度古代有識之士,把"實在法、利益、愛與和解"作為人生的四大宗旨。他們肯定了對人類利益的追求和對愛情的渴望,但認為這種追求應該符合正确的規律,人生的最終目标是追求解脫。他們擔心的是,一旦對人類利益和欲望的追求失控,就會陷入無休止的紛争,直到自相殘殺和自我毀滅,導緻婆羅門戰争等悲劇。是以,"莫阿娜·布拉多"是一部警察作品。它展現了沉重的曆史經驗,充滿了古印度知識分子對人類生存困境的深刻洞察。當然,他們對"實在法"的看法也有明顯的曆史局限性。然而,自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人類經曆了各種社會形态,生活方式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人因利益、得失、祝福與愛恨而帶來的喜怒哀樂依然不變,人類面臨的社會困難和人生難題依然存在。是以,"莫阿娜·布拉多"作為一面曆史鏡子,并沒有完全被綠鏽覆寫,仍然具有古代知識和當下的作用。

譯者||黃寶生:我做夢都在翻譯《摩诃婆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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