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尊
良渚玉琮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 錦護膊（複制品）
南宋天文圖拓片
玉龍
碧玉描金雲龍紋特磬
春水圖佩
《四庫全書》選本（複制品）
鄂君啟金節
商鞅方升
何尊銘文中的 “中國”二字 ◎王建南
展覽：何以中國
展期：2022.1.26-5.4
地點：故宮博物院文華殿
2022年春節之際，北京冬奧會賽事精彩紛呈，故宮博物院也呈現出一票難求的局面。人們進宮後紛紛湧向東邊的文華殿，開年首場大展“何以中國”于1月25日正式拉開帷幕，130多件（套）文物上起新石器時代，下至清代，包括石器、玉器、青銅器、陶瓷、金銀器、書畫等各種門類，跨越壬寅年春節、清明節等重要節日，至5月初閉幕。
天圓地方：何尊、錦護膊、星空圖
早在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時期，天圓地方的概念已經形成。良渚文化的典型性器物玉琮呈現出外方内圓的造型，其琮孔的圓心象征天極與地極，貫穿上下的射孔可穿棍子，即為天地柱。琮不僅是用于表征權力、身份和地位的禮器，更是進行溝通天地巫術活動的一種重要法器。另一種先民用以與上天溝通的器物是玉璧，良渚玉璧無疑是這一思想的最佳展現。
華夏的先民在靠近黃道面的緯度地帶無數次仰望星空，逐漸勾畫出自己所在的地理方位。他們将天上繁星統分為二十八組，沿黃道赤道分布一圈。這一圈星宿按四方又可分為四組，每組各有七個星宿。根據每組星宿構成的大緻形狀，人們将其想象為龍、虎、雀、龜的形象，俗稱“四象”。漢代用“四象”表示方位，分别代表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可見當時的人們深信“四象”與天地萬物、陰陽五德的關系密切，認為“四象”有護佑四方之神力。故宮博物院收藏有“四象旗”也證明了這一點。在漢代，人們常用代表東方青龍、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的“四神”圖案作為覆寫在屋頂筒瓦最前端的圓形建築構件裝飾。這四種具象的神獸即是古人從四方星宿的天象中聯想、抽象出的藝術形象。由“四象”擴充出“天圓地方”的方位概念由來已久并深入人心。
始建于明永樂十八年（1420）的天壇，作為明清兩代皇帝“祭天”“祈谷”的場所，嚴格遵循“天圓地方”的設計理念。天壇的内外壇均為北圓南方，象征“天圓地方”。由于這件文物體量太大，無法搬到展廳，不過，我們可以在一件青銅重器上印證這一說法——千裡迢迢來自陝西省寶雞市博物館的一級文物、1963年出土于寶雞縣賈村鎮的何尊。
這件西周初年的精美青銅器，口圓體方，即是一種“天圓地方”的造型，不僅展現了莊重大方的氣質，也暗示出先秦時期的古人對周圍世界的認識。這件由王室貴族“何”所鑄造的祭祀禮器高38.8厘米，口徑28.8厘米，重14.6公斤。通體四道镂空的大扉梭，顯示出威風凜凜、霸氣十足的姿态。整體以雷紋為底，腹部及圈足為高浮雕的卷角饕餮紋。最為關鍵之處是内底鑄有銘文12行，共計122個字，記述了周成王營建成周并舉行祭祀的一系列活動。其中第七行首有“宅茲中國”四個字，這是目前所知“中國”一詞的最早出現。由此，何尊的地位一舉超越其他商周青銅器之上。
與之形成呼應的另一件重要文物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珍藏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膊。其中再次出現了“中國”二字，說明漢代人已對中國的方位和地位有了明确的指定。這件織錦護臂由當時最進階的五色經錦所織，錦為藍色地，采用經線提花的織造方法制作，以寶藍、绛紅、草綠、明黃和白色等五組色經織出星紋、雲紋、孔雀、仙鶴、辟邪和虎紋。以卷曲的植物蔓藤及兩蕾一花作間隔，在花紋中間織出漢字隸書“五星出東方利中國”，“五”字後每隔三個字織有三色同心圓飾，表示金、木、水、火、土五星。
到了南宋，人們已能繪制出極為詳盡的星空圖案。展廳中來自蘇州碑刻博物館的南宋天文圖碑拓片曾被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博士在他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高度贊揚。此圖為南宋光宗元年（1190）負責教授嘉王趙擴的朝廷官員黃裳繪制，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一張具有二十八宿名稱的天文圖，比歐洲領先三百多年。全圖共刻恒星1434顆，銀河帶斜貫星圖，具有重要的天文學史料價值。
尚玉文化：玉龍、特磬、春水圖佩
中國南方的良渚文化以盛行玉器而著稱海内外，成為中華民族尚玉傳統的源頭之一，而來自北方紅山文化的玉龍正好與之遙相呼應。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這件新石器時期的玉龍是目前所見同類器中最大的一件，它的造型簡約，充滿了神秘感。這種由多種動物形象聚合并高度抽象而來的“龍”的形象，反映出先民思想觀念的變革，是史前宗教祭祀發展到一定高度的産物，此後，龍的形象逐漸成為權力地位的象征。
清乾隆時期制作的碧玉描金雲龍紋特磬由整塊新疆和田碧玉琢磨而成，通體純淨瑩潤，琢磨精緻光潔，兩面飾以描金雙龍戲珠和流雲紋，與玉質的碧綠色相映生輝。磬體規整平闊，類似木匠用的曲尺。上面鑽有圓孔，用以穿系明黃色縧繩，懸挂于架上立柱，以備敲擊發聲。在中國人心中，最美妙的音樂怎能少了美玉的參與。孟子曰：“金聲玉振”，本有所指。即在演奏時，每唱一句，先擊镈鐘一聲，以宣其聲；一句結束，擊特磬一聲，以收一句之韻。這其中折射出古人崇奉儒家禮樂教化的觀念。
縱觀中國曆史，玉文化早已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華文明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典型特征之一。中國人治玉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時代就産生了紅山、良渚、齊家、石家河等制玉工藝高超的史前文化。紅山文化的玉豬龍、代表新石器時代後石家河文化的黃玉鷹攫人首佩、戰國晚期至西漢早期白玉透雕龍鳳紋壁，無不彰顯着玉文化的悠久傳統。早期玉器常以禮樂道具出現，及至周代，玉器的各種品質又與人的德行相關聯，成為“君子”随身飾物的标配。
清乾隆時期創作的玉器青玉蘭亭修禊山子，其主題取材于公元353年春天王羲之所書寫的《蘭亭序》。山子背面镌刻乾隆帝丁卯（1747年）嘉平月既望禦臨《蘭亭序》，文後署“太”“王蔔”二印。小小一方玉石，不但有立體的人物與植物，更镌刻了詩文和印章，成為集詩、書、畫、印于一體的三維雕刻藝術。玉器表面雕琢帶有叙事性和圖畫性裝飾圖案的做法始于宋代。到了清乾隆時期，玉山子作為案頭陳設之一，十分流行。這種玉玩器極富人文雅趣，折射出漢族士大夫文化對各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所産生的重大影響。
不同于西方民族對“寶石”的崇拜，尚玉，反映出中國人對美好意願的孜孜以求，這一傳統也記錄了民族融合的足迹。金代的白玉镂雕春水圖佩正是生活在白山黑水間的遊牧民族的日常寫照。契丹民族有“四時捺缽”的習俗。捺缽，漢語譯為“行營”，契丹皇帝在遊獵地區設行帳，重大政治問題常在這裡決定，久而久之，“捺缽”成為處理政務的行政中心。每年春季和秋季是行獵的上佳時節，分别被稱為“春水”和“秋山”。金代玉器常以“春水”“秋山”為題材，紋飾表現“海東青獵鵝雁”和“山林呼鹿射鹿”等内容，極富自然野趣。由此可見，由多民族凝聚而成的中華民族，在中華文明的曆史長河中，交錯雜居，經濟上的互相依存，情感上的互相親近，文化上的兼收并蓄，共同書寫悠久的曆史，創造燦爛的文化，早已形成了誰也離不開誰的多元一體格局。
漢字中國：皿方罍、商鞅方升、書法藝術
本展中的所有器物上，總有一樣東西形影不離，那就是文字。兩件商代刻辭龜甲和一件刻辭牛骨上記錄了商王祭祀先祖和祈禱神靈保佑風調雨順的内容，涉及天文、曆法、地理、戰争、祭祀、田獵等事宜。作為中國最早成系統的漢字，甲骨文是研究早期中國社會曆史、文化、語言文字的重要文獻資料。漢字自發明之日起，便以自成一派的表意系統屹立于世界文字之林，也孕育出中國的哲學思想。
由甲骨文所開創的中華文字系統不斷演進，不僅成為記錄曆史文化最為重要的手段，而且越來越成為凝聚中國人思想與情感的最佳表意符号。來自湖南省博物館的皿方罍，是迄今出土最大最精美的青銅方罍，被譽為“方罍之王”。器蓋上有六個字“皿作父己尊彜”，由此我們知道了它的主人。1919年，皿方罍于亂世重見天日，然而，器身與器蓋卻離散近九十年。2014年，湖南人用“衆籌”的方式，以2000餘萬美元洽購器身回國，最終讓國寶合體。
“節”是古代一種憑信物，相當于後來的文書。來自安徽博物館的鄂君啟金節令人驚豔。兩件器物以竹節造型，青銅鑄造，其上滿飾錯金篆書。稍短一件叫“車節”，相當于“陸路通行證”；稍長為“舟節”，相當于“水路通行證”。從銘文“為鄂君啟之府商鑄金節”可知，楚懷王為封君鄂君啟專門鑄造，供其經商之用。金節的出土說明在春秋戰國時期，商業已經發展至較高水準。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完成了中國曆史上的第一次統一。此前的商鞅變法，所起到的作用居功至偉。秦國的經濟得到發展，軍隊戰鬥力不斷加強，為實作統一打下了最為堅實的基礎。來自上海博物館的商鞅方升，為秦孝公十八年商鞅擔任大良造時所鑄，是秦國變法統一度量衡時所監制的标準量器。升呈長方形，一側有中空柄，其餘三側及底面皆刻有銘文。底部銘文為秦代加刻的秦始皇诏書，證明此升連續使用一百二十多年，是秦始皇法令的标準參照。與此相應的“雲夢睡虎地秦虎簡”，是首次系統發現的秦律實物。墨書内容涉及農業生産、市場交易、徭役征發、官吏職掌、少數民族關系等方面，對此後各代的律法及政務制度的确立産生了深遠影響。
毫無疑問，古代書畫最能展現文字的演變與發展。雖然本次展覽中出現的作品由于受室内燈光及溫度的限制，全部為複制品，但仍可以循着圖上的線索找到中國人以書畫見證曆史和表達内心感受的清楚脈絡。
唐代閻立本所繪《步辇圖》記錄了公元640年吐蕃王松贊幹布派遣使者祿東贊到達長安朝見唐太宗時的情景，這是漢藏民族交往的重要時刻。中國畫擅長用線條刻畫人物，這與書寫所用同一種工具毛筆息息相關。五至六世紀的中國畫家開始思考自然風景與人物的關系。東晉顧恺之《洛神賦》圖卷，為我們研究早期繪畫如何表達詩賦的叙事意境和處理山水背景提供了重要參考。此時的山水與人物比例失調，展現出魏晉及南北朝時期“重人物輕山水”的狀況。
山水畫的發展至隋唐時期才出現了根本性轉變。隋代的展子虔在《遊春圖》中開始以大自然為主角，人物漸成點綴。青綠山水是唐代在人物畫繁盛時期另一個成熟的畫種。而傳為元代倪瓒所繪《獅子林圖》标明了文人畫的真正崛起。此作曾長期存放在清宮養心殿之中，為乾隆皇帝經常展玩之物。畫心、前後隔水及拖尾處留下了他的多段題識。其中的引首部分他題寫了“雲林清閟”四個大字，透露出帝王向往歸隐山林的心迹。圖中描繪了一處園林，假山堆疊，樹木掩映，廳堂建築數處，一派清幽。由畫幅右上方倪瓒題跋可知，這是他與友人趙原的合作，時間為1373年。
西安碑林博物館所藏《顔氏家廟碑》為顔真卿建造家廟時親自撰文的碑文，對研究唐代家廟制度有重要意義，也是中華民族追養繼孝、敬亡事存的具體展現。顔真卿的書法一直被視為“中正之筆”，成為曆代忠烈之臣效仿的楷模。書畫之外，漢字的力量更展現在印刷傳播的力度與廣度上。
流失海外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刊刻于唐鹹通九年（868年），是目前發現有确切紀年的最早雕版印刷品。北宋的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錄了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清代“禦制回生第一仙丹”藥方木雕版與一大盒木活字戳并排展出，證明了古老技藝傳承有序。本展最後一套文物是《四庫全書》選本。由乾隆帝發起的中國古代最大叢書編撰工作前後有400餘人參與，曆時10年。《四庫全書》不僅儲存了自先秦至清代所有重要的文獻，而且展現了一個民族的集體文化意志。翻開這部書，便翻開了古代的中國。
中國的文字自遠古時代的陶器與岩壁上的圖畫演變成符号，再到三千年前锲刻于龜甲與牛骨上的殷商蔔辭，從鑄造在青銅器上的鏽迹斑斑的金文，到飛動地記錄于竹簡之上的墨迹，最終發展成為獨一無二的書法藝術，一路走來，與實物互相依托，互為印證，講述着中華大地上曆久彌新的故事，傳遞着中華文明在時間長河中所經曆的痛苦與快樂，光榮與夢想。
本版攝影/王建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