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鳥注定是不會被關在籠子裡的，因為它們的每一片羽毛都閃耀着自由的光輝。
程士誠就是這樣的一隻“鳥”！在絕望中永遠努力向上飛。
我聽到程士誠這個名字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當時我家和程士誠的長嫂李淑蘭、侄女程霞同住在清末三代翰林李嶽瑞家的祠堂院裡，這是個四院組合的大院，很大很雅靜。前院寬敞豁亮，李淑蘭喜歡和我娘在此閑聊，她在程家這樣的書香門第磨煉多年有一種大家冢婦的風範，眼界開闊，談吐爽朗有分寸。從不談論他人是非，愛講小叔子程士誠的故事和三原城的轶聞趣事。當然也和我爹與程士誠多少有點關系有關，都是“渭北中學”學生，都曾是楊将軍麾下，彼此相知。
三原是渭北大縣，為曆屆政府重視，清末省學政衙門就設在三原，而不是西安。曆屆政府也都在此設重兵和軍事機關，直到解放後還有解放軍“空字030部隊”這樣的尖端機關。緊鄰的泾陽、乾縣、高陵、臨潼、淳化……等地土匪猖獗而三原卻沒有匪患。再加上文化底蘊厚重，是以三原社會治安一直較平和。
程士誠是三原炭市巷程家的四公子。生于1909年，屬雞，生性活潑，聰明過人，口齒伶俐。從小就是個“學霸”。塾師曾對程仲鲲說：“你程家将來要成勢，就應在你四兒身上。”他的戰友原西北政法學院黨委書記王雲評價：“程士誠高大漂亮，能說會道。”
大革命時期，國共兩黨首次合作，在上海大學上學的中共黨員三原人李子健1925年1月，受共青團中央派遣回三原，協助在三原省立第三師範學校讀書的共青團員姚志哲建立團組織。2月23日，三原的共青團員在李的指導下開會，正式成立了共青團三原特别支部。當時團員僅七人，但直接受恽代英等指導。當時常接到由恽代英、任弼時署名的團中央檔案。這七人都是很純真善良的熱血青年，個個持身嚴謹，自重自愛，向往光明進步，痛惡黑暗腐敗和不公。他們首先建立了團的外圍組織“渭北青年社”，凡想入團者必須先經過在“青年社”的考察，然後由社轉團再轉黨。該社的章程是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章為藍本而起草的，“門坎”設得挺高。1925年上半年程士誠要求入社被拒絕，理由是：他與當時同學中的“八大惡少”接近過。我查遍那時的三原史料，也沒有查到所謂的“八大惡少”，程霞是1933年出生的，說：從未聽說過“八大惡少”。李淑蘭很健談也從未提起“八大惡少”。想來不過是幾個活潑的“小玩鬧”，而程士誠是個人見人愛的小帥哥，親和力強，和任何人都能相處得來。是以至今也不知那“八大惡少”是誰，都有哪些劣行。當時的渭北中學校長郝夢九先生是共進社的主要上司人，訓育主任是先烈李子洲（1929年6月18日，在獄中病逝，時年36歲。），校風淳正，不會允許出現所謂“八大惡少”學生。
社委讨論多次通不過程的入社申請，被團的負責同志批評為“關門主義”。1926年3月30日，在吳化之（湖北漢川人1925年在陝西任共産主義青年團陝甘特派員、地委書記，并從事建立黨團工作。新中國成立後，曾任軍委情報部、情報總署處長，對外文化聯絡局秘書長，對外文協、對外文委副秘書長，全國對外友協顧問，對外友協副會長等職。1990年5月25日在北京病逝。）的指導下，共青團三原特支幹事會召開團員大會，成立了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三原地方執行委員會，選舉趙宗潤、王鴻俊、龐誠齋、賈懷庚、程士誠為執行委員；馬文憲、孫一君（孫烈，三原西陽鎮人）、楊培琪為候補委員。同日，共青團三原地委召開第一次會議，選舉趙宗潤為書記，王鴻俊為組織委員，龐誠齋為宣傳委員；選舉賈懷庚為學生運動委員會書記，程士誠為“非基”運動（反對基督教運動）委員會書記。共青團三原地委下轄省立渭北中學、第三師範學校、第三職業學校和富平莊裡4個支部，有團員30人。
程士誠極熱情地組織“非基”運動，在三原街上演講，聲淚俱下地控訴基督教對中國的危害，“基督教既是文化侵略，也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先鋒隊，必須給予打擊。”圍攏聽講的群衆越來越多，以緻道路壅塞。并組織學生示威遊行，遊行中因一個基督教徒出言不遜，學生們砸了這個“勸道所”，弄得各教堂在“聖誕節”這一天不敢開門，當地駐軍隻好派部隊在教會門口站崗守衛。基督教堂無奈在“臘八會”前後在大門外搭棚宣教，程士誠們就在對面搭棚“唱對台戲”，連校長都吓壞了：“你們不要鬧出國際糾紛啊。”教堂也不敢再搭棚宣教了。當時的氣氛的确很熱烈，各個學校都有共青團支部和外圍群衆，連“渭北中學”校長郝夢九都想加入共産黨。在成立三原縣委以前，地委所屬黨員人數即達到八百八十一人。三原的革命運動搞得轟轟烈烈，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達到了高潮。
據劉鐵山外孫《我外公的坎坷一生》一文介紹，1925年程士誠介紹渭北中學同學劉鐵山入團，1926年又介紹劉入黨，劉鐵山以後成為富平遊擊隊上司，中共富平區委書記，多次上司武裝鬥争。
士誠才華橫溢能寫善畫，在黨内職位上升很快，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白色恐怖日盛一日，主政陝西的馮玉祥“右轉”，郝夢九校長也被解職。程士誠此時已是團省委宣傳部長，九月他又成為團省委組織部長，而宣傳部長改由解放後的四川省長李暢英（後改名李大章，江青的入黨介紹人。）擔任。這年初冬他和戰友們竟然還搞了一次大規模的“非基運動”，當時市體育場在北大街現人民劇院舊址，他們領着各校學生從體育場出來沿北大街遊行到鐘樓，再到西大街、土地廟十字一路高呼口号，群情激憤。遊行持續三天，砸了土地廟十字的基督教堂，一個學生也被教徒打傷。
1928年二月程士誠到禮泉縣視察，讓黨、團縣委成員某日晚在古村韓發孟書房開會，傳達上級決議精神——推動禮泉農民起義。五月一日上萬農民拿着各種農具，梭镖包圍縣城，呼喊“中國共産黨萬歲”，“蘇維埃政府萬歲”……等口号，圍城兩日後起義失敗。三分之一的黨、團縣委幹部犧牲。
“渭華暴動”（1928年5月1日～6月20日）失敗後，黨、團省委基本停頓，1928年十月間程士誠找呂劍人（中紀委常委，陝西省委第一書記）談話：團省委調呂到華縣恢複組織，成立華縣工委，呂任書記。
1929年一月30日夜陝西團省委在蒲城荊姚國小召開第三次擴大會議，即著名的荊姚會議，改選團省委，程士誠當選省委委員。會議結束後程士誠被派赴陝北，其餘人傳回西安。臘月下旬（1929年陽曆2月上旬）宋哲元破壞了黨省委和團省委，一次就捕了三、四十人，幾乎全軍覆沒。省委書記馬子靜（馬雲藩）夫妻和團省委宣傳委員劉映勝同時被捕。馬子靜、曹趾仁、薛永壽……等難熬酷刑叛變。解放後在發掘黨史資料時，叛徒們假先烈蒲克敏之口說：程士誠夫婦最先被捕，李暢英住在程家也被捕。當夜程叛變。把敵人引到馬子靜的家裡，馬也叛變了，把敵人又引到曹趾仁家逮捕了曹夫婦，這是農曆戊辰年臘月二十三日夜裡的事。時為1929年陽曆二月二日。接着就是省委上司劉繼曾、李子洲……等一連串被捕。
這謊言根本經不起推敲：1.荊姚會議是一月三十日夜裡開的，次日程士誠赴陝北。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他能在二月二日回到西安嗎？
2. 程士誠不在家的情況下，不到30歲的李暢英能在程士誠家住嗎？他怎麼能知道任淑英那晚會到姐姐家去？
3.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西安市副市長何寓礎夫人胡景儒對我說：那晚程妻任淑英偶然到姐姐家去了，沒有被捕。胡還說：程士誠非剛強人，但那晚沒有被捕。
4.蒲克敏1939年10月11日被日機炸死在泾河邊。死人是不會說話的。
1981年省黨史辦趙有奇通路曹趾仁，曹說：是馬子靜首先被捕供出了黨、團省委上司機關和負責人的位址。
但士誠從陝北回來後也被捕。具體細節就無人知曉了。當然馬子靜是了然一切的。
程仲鲲有四個女兒，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人的意識頗封建，不對女兒投資教育，是以大女兒筱雲不識字。後來經士誠勸說“女兒也得上學讀書，有知識才能自立。”二女兒巧雲總算識字，而三女兒程金雲上了“西安女師”，四女兒程素文上了同州師範。
程士誠和長嫂李淑蘭關系好，每次都把機密檔案交嫂藏于嫂嫂床下，有次他交給嫂嫂一包“臘牛肉”氣味很大，李淑蘭打開一看還是檔案，就收藏了。
程家有座木樓很高，要靠“軟梯”上下，木樓後的後院很大，每次程士誠和同志們在家開會就上樓，嫂嫂待他們上樓後就抽走軟梯，然後拿件針線活到大門外望風，看到陌生人進巷，馬上通知程士誠，幾人迅速下樓從後院逾牆而走，實在來不及就裝作在後院草木叢中戲耍。
當時程家在“渭北中學”校址所在的山西街，伯父和父親都是清末秀才。伯父名程抟九，取自莊子《逍遙遊》“抟扶搖而上者九萬裡，去以六月息者也。”和國民黨元老于右任是同學，于右任當監察院長時，程抟九是監察委員。程士誠父名近鵬，字仲鲲。老弟兄二人的名字都取自《逍遙遊》。程士誠的長兄程申如是泾陽崇文塔國小教師，程家家道中常，但因為是書香門第，家風淳厚，喜扶危濟困，收容棄婦孤兒，口碑很好，在三原縣也算是名門望族，聲望隆盛。來上門說媒的人不少，故此士誠曾與泾陽灣子楊氏女定婚，結婚前一日程仲鲲将士誠堵在院門口：“你做啥去？”“一點小事，到高陵去，後晌回來。”這一去再也沒回來。楊姑娘也是個矜持自重的人，上轎後聽說士誠出走，立即下轎傳回閨房，後來雖然嫁給縣長，但抑郁難平，縣長年齡也大，半年後楊氏氣死。
多日後，程家接到一信，後書“代筆人任淑英”，才知士誠在省城監獄。程仲鲲去探監，看到一女子從會見室走出，士誠對父親說：“那就是任淑英，歧山人，我倆結婚了。”
我母親曾問李淑蘭：“如果楊小姐不下轎，進了你程家門咋辦？”李淑蘭答：“能咋辦？伺候阿家守活寡嘛！”程霞說：“四大大概覺得自己虧欠父母，如果楊小姐進門等于替自己行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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