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媒體讨伐谷愛淩？揭開全球化的一個重要事實
作者：胡毓堃，中國翻譯協會會員、國際政治觀察分析者
來源：鳳凰網
微信平台編輯：周悅
核心提要：
1. 歸化運動員的最大争議點在于血緣。中國多民族主要人口為曆史上長期紮根于斯的本土人口，“華夷之辨”等傳統理念始終影響着炎黃子孫。東亞國家的國籍規定非常注重屬血原則，沒有系統化、規模化吸納外來國家公民的機制。是以，一些無血緣、甚至不會說中文的歸化運動員的出現，給大衆帶來了巨大的視覺和傳統觀念沖擊。
2. 極端的唯血統論并非民間質疑歸化運動員的唯一和主要原因，很多國人更加關注歸化運動員對于中國文化、社會生活的認同感，并質疑他們是不是“認錢不認人”的“雇傭兵”。這些基于金錢而非認同感而來的“高價雇傭兵”若天賦和實力不足，反而會擠壓本土運動員的成長空間。
3. 除了血緣、認同感和金錢因素之外，移民海外後又歸國的華裔運動員所凸顯的中産階級與草根家庭運動員的分化，也成為大家看待歸化運動員時夾雜的情感因素。
4. 貿易、資本、人員和資訊的自由流動成為全球化持續發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趨勢，傳統的公民身份與國籍觀遭到沖擊，新公民觀念逐漸浮現。然而，谷愛淩、朱易等歸化運動員群體在中國和原籍國（美國）都引發争議，這顯現出“全球化挑戰國界”時代一個容易遭到忽視的現實：全球化本質上不是純粹的“世界主義”。
5. 在當下，全球化雖不可能令所有人滿意，但其客觀存在又是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全球化下的中國從人才流出逐漸轉為人才流入，其背後所展現的則是國家在特定領域的吸引力和競争力。歸化運動員開始在國内引發熱烈争論這一現象本身，也是中國更加自信地踏步世界潮流、更加開放的一個縮影。
血緣、認同感、階層分野......歸化運動員為啥争議多？
歸化運動員的表現是本屆冬奧會的焦點之一。
無論是連續兩天摔倒引發争議的朱易，還是2月8日“飛龍在天”、“精彩三跳”、逆轉奪得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決賽的谷愛淩，抑或是組團歸化甚于男足的中國男女冰球隊，總是給觀衆一種不同于“本土中國運動員”的觀感。
不少網友評論也展現出歸化運動員最大的争議點：血緣。
在長期曆史發展過程中，中國各族人民締造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和一體多元的中華文化，用西方政治學界的術語稱為“在文化、族裔上高度同質化的社會”。這種簡單的歸納未必能全面、準确地描述中國本土的人口和民族狀況，但中華民族的獨有特征決定了其與“移民國家”和種族“大熔爐”并不相同。
尤其是中國與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盎格魯圈”國家最大的差別，不隻是我們有超過占總人口91%的主體民族——漢族，還在于包括漢族在内中國多民族主要人口為曆史上長期紮根于斯的本土人口，而上述四國的白人主體群體則是近代以來的歐洲移民。盡管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用“定居者”的概念将其與少數族裔移民區分，但仍改變不了這些國家由移民建構的事實。
更重要的是，源于商周、儒家文化發揚的“華夷之辨”（基于血緣、地緣及衣裝、禮儀等文化習俗）這一傳統理念始終在以不同的形式影響着炎黃子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論述更是在歸化運動員之争中時而見諸網絡。這一點顯然不同于歐洲中世紀“封建時代”形成的基督教文化認同遠甚于“族源”、“血緣”認同。
▎中國男子冰球隊隊長葉勁光的微網誌發言令不少國人動容
正因為如此，以中國、日本和南韓為代表的東亞國家，以及包括了新加坡等在内的儒家文化圈國家，長期以來并沒有系統化、規模化吸納（越洋）外來國家公民的機制。這些國家的國籍規定非常注重屬血原則，要麼禁止雙重國籍，要麼近年來才有條件地開放雙重國籍（如南韓），對于外國人入籍甚至申請永久居留權的要求也頗為嚴格。
以中國為例，據新華網披露，外國人在華永久居留證（中國綠卡）制度直至2004年8月才開始實施，至2012年八年内隻簽發了4752名外國人的永居許可，遠不及美國一年簽發100萬張綠卡。在2017年的綠卡便利化改革之前，中國綠卡申請時間長（半年）、門檻高，按照這一制度标準，比爾·蓋茨也拿不到中國綠卡。
▎外國人在華永久居留證（中國綠卡）
連2020年司法部的外國人永居條例征求意見稿都因為民間輿情的巨大争議和壓力而按下了暫停鍵，不少國人對于“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外籍華人的親切感，甚至強于已入中國籍的非華人血統公民。而今一批批老外突然被曝出加入中國籍，代表中國征戰，特别是那些無血緣、甚至不會說中文的“純老外”披上中國戰袍，給大家帶來的視覺和傳統觀念沖擊性，不可謂不大。
這也就能了解為什麼“有/無血緣歸化”這組在部分國家不是問題也不做區分的概念，也能成為東亞各國輿論差別看待的要點。生長于美國、混血歸化的谷愛淩在公共媒體平台上注重呈現其中國血統與中國親緣性，稱自己為“北京姑娘”，也更能得到國内群眾的親近感和情感認可。
▎北京姑娘谷愛淩
當然，極端的唯血統論并非民間質疑歸化運動員的唯一和主要原因，很多國人更關注的問題是：無論是否有華人血統，歸化運動員是否真的認同中國、願意融入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生活，抑或隻是“認錢不認人”的“雇傭兵”？
畢竟，相比于用實際言行表達自己中國認同感、歸屬感的谷愛淩，無論是2018年平昌冬奧會的南韓代表團，還是大年初一給國人添堵的中國男足，歸化運動員在這個問題上并沒有給大家一個足夠肯定的回報。
南韓積極申辦平昌冬奧會時，修改國籍法，允許外國優秀人才入韓籍又不失去原國籍。拿下2018年冬奧會主辦權後，為了在家門口取得好成績，南韓開啟了批量歸化的節奏。據德國之聲統計，平昌冬奧會南韓144名選手中共有18名來自北美和歐洲的歸化運動員，僅南韓男子冰球隊便一口氣歸化了七名北美白人球員。
▎南韓冰球隊
然而，這些不說韓語的白人也無法帶來一場勝利。南韓男冰在該屆冬奧會四戰皆墨，四名歸化球員加盟的朝韓女子冰球聯隊三場比賽進1球丢20球的表現更是令人尴尬。平昌冬奧會結束後，南韓男冰隻有三名歸化球員留下征戰次年的“遺産杯”冰球賽，剩下四人不是退役（布洛克·拉頓斯克）便是下落不明（據稱已經各自回到原籍國）。
而中國男足國家隊的多名歸化球員在沖擊世界杯的比賽中，盡管盡力而為，也表現出一定的個人能力，但也無力回天，一些球員部分場次的狀态甚至被戲稱為“歸化變同化”。尤其是多次被國足征召但從未出戰的巴西裔球員費南多，以及無緣代表國足出戰、傳回巴西并被曝将重新申請巴西國籍的高拉特，更令廣大球迷扼腕歎息。
▎高拉特（右）
除了競技水準和效果，更大的争議便在于金錢。據人民網報道，僅2019年廣州恒大俱樂部便為麾下5名歸化球員支付各項費用8.7億元，而在被曝出俱樂部經濟問題和欠薪傳聞的當下，拿不到錢的歸化球員要麼離開、要麼見證國足的失利，也難怪《北京青年報》感慨國足的歸化工程“有爛尾之嫌”。
沒有那種帶來勝利的超高天賦和實力，基于金錢和市場誘惑而非國家認同感而來的“高價雇傭兵”，占據國家隊的位置一段時間然後拿錢走人，反而擠壓了準備長期效力祖國的本土球員成長空間，也難怪不少體育迷那麼在意歸化運動員的“愛國心”，也會是以認為有無血緣的歸化，意味着不同的靠譜程度。
此外，血緣歸化中的華裔運動員海外背景，尤其上世紀80至90年代移民海外、家境殷實的華人家庭二代回歸參賽，其中所凸顯的中産階級與草根家庭運動員的分化，也成為大家看待歸化運動員時難免夾雜的情感因素。
不同文化、不同體制、不同階層背景的直接“對沖”，歸化運動員議題想不引起波瀾都難。
喜歡與否，“歸化”是全球化時代不可回避的開放潮流
正因為上述原因，在談及歸化運動員的問題時，我們似乎能以更加包容的心态看待其它國家的人員流動和國籍轉換，但對加入我們的“老外”嚴加審視、争議不斷。也正是由于這些原因，體育乃至其它領域的人員歸化，在一些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程度較高的國家和地區可謂家常便飯，就連國人也不覺得稀奇，相比之下在中國語境下談起歸化人員似乎是那麼的罕見。
無論是從曆史發展還是未來趨勢來看，自由流動向來是全球化的重要驅動力，如今貿易、資本、人員和資訊的自由流動更是成為全球化持續發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趨勢。
是以，全球化自其出現之日起，對民族國家及其主權的挑戰便是不可避免的熱議問題。最直覺的沖擊之一，便是傳統的公民身份與國籍觀。
2004年政治學家、北京大學講席教授俞可平便在其論文《論全球化與國家主權》中指出，經濟全球化對“居住于固定的民族國家領土範圍并效忠于國内政府的傳統公民觀和種族觀提出了挑戰”：新移民基本不存在傳統、絕對的種族認同，本土公民的國家認同淡化，滋生出“全球公民”意識，出現了所謂的“新認同政治”。
2007年韋恩·哈德森與史蒂文·斯勞特主編的《全球化與公民身份》一書收錄了13篇論文，更是系統地論述了全球化如何在特定領域挑戰公民觀念、創造新的公民身份，以及“跨國公民身份”帶來的關聯問題。
面對老生常談的國籍問題，谷愛淩之前回應的“我非常感謝美國以及美國隊，因為他們一直都非常支援我。同時，我也非常感謝中國和中國隊，因為我在這邊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支援和幫助。我覺得體育可以團結所有人，體育不需要和國籍挂關系，我們所有的人在這裡，就是為了希望可以不斷地去拓展人類的極限”，便展現了全球化影響下一種不同于傳統的公民觀念。
與之相伴的，則是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全球跨國移民流動的大幅度增長。根據國際移民組織去年12月1日釋出的《2022年世界移民報告》，全球國際移民人數已從1970年的8400萬增長至2020年的近2.81億。
▎1970年至2020年全球國際移民數量變化，來源：UNDESA/IOM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22
然而，與全球化和新公民觀念同時浮現的，還有一種相反的聲音：谷愛淩全新的國籍論述和她所代表的的歸化群體不僅在中國仍存質疑之聲，在原籍國更是遭到了輿論界的洶湧議論。
美國保守派媒體BizPac Review用不失幸災樂禍的語氣評論朱易的摔倒，誇大其遭遇的部分網暴為“報應”，拿到金牌的谷愛淩更是遭到美國各大媒體和輿論界“叛徒”聲的讨伐。
在一個植根于移民、全球化尤其是人員跨國流動程度頗高的國家，谷愛淩、朱易遭到如此的不接受、不了解，折射出“全球化挑戰國界”時代一個容易遭到忽視的現實：全球化本質上不是純粹的“世界主義”。
▎Fox News的報道稱谷愛淩代表中國參賽激怒了美國人
對于地理大發現時代的歐洲航海者來說，開拓全球化的道路是為了貿易商和統治者的利益服務。對于跨國資本和企業來說，深化全球化的訴求是為了商業利潤服務。對于國家和政府來說，參與全球化程序是為了維護國家利益、增強國家競争力。
正因為如此，當歸化人才們的加盟增強了中國在薄弱領域的競争力（甚至彌補空白）時，原籍國社會所感受到的可能是國家情感與國家利益受損（尤其當高端人才具備極強的國際競争力時）。
對于本土公民來說，歸化大軍一方面能否滿足他們的國家榮譽感和認同感成為了檢驗标準，另一方面是否會“搶占”他們的生存、生活資源，更是與真金白銀息息相關的利益問題。
從國家的角度來說，全球化對傳統國界的第一個挑戰，便是日趨白熱化的全球人才競争。不滿谷愛淩、朱易（及其父親朱松純）離開的美國，恰恰是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典型代表，例如以“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為代表的人才移民政策。以及過去15年吸引了十多萬移民的矽谷。
近年來美國政府針對中國的留學政策，以及通過“中國行動計劃”對陳剛等華人科學家的打壓，背後也受到了日趨激烈的人才競争思維影響。
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國，自後脫歐時代确立打造“全球化英國”的目标後，旋即于2020年7月宣布成立國家“人才辦公室”，開放無限額的“全球人才簽證”，其人才新政的要求與程式簡化到“颠覆陳規”，隻為招徕全球頂尖的科技人才和企業家。
從這個意義上說，近年來無論是以饒毅為代表的海外華人科學家歸國，還是谷愛淩等歸化運動員的加入，之是以引發國際輿論的關注與熱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一現象展現出的扭轉之勢：相比于改革開放初期，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國終于從人才流出逐漸轉為人才流入，其背後所展現的則是國家在特定領域的吸引力和競争力。
然而，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全球超過2.8億的跨國流動人員，不可能都是谷愛淩這樣的極少數業内頂端人才，但卻構成了全球化時代人員流動的主體。而多數公民的移居和國籍轉換，也恰好是全球化時代其它衍生問題的縮影。
例如，與國内輿論場一度争議極大的外國人永居條例相對的，是2016年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所代表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情緒大爆發，而這種情緒最直覺的投射，便是對外來移民（包括歸化入籍者）的恐懼和仇視。
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劉瑜認為，亨廷頓所描述的“文明沖突”越發表現為各國内部的“文化内戰”，而亨廷頓所指出的“信條認同”、“核心價值與文化認同”，似乎在當下無力彌合這種分歧。
就連亨廷頓的學生福山，也在其《身份政治》一書中指出，美國憲法并沒有解決關鍵的民族身份問題：誰是“美國人民”？與之類似，國家憲政體制對于民族身份問題的留白，引發了人們對于“超級全球化”的自發性文化反彈——面對來勢洶洶的“他者”，人們出于對尊嚴、認同和歸屬感的渴求，“重新披上‘傳統’的盔甲，抵禦‘自我的流失’”（劉瑜語）。
不過就中國的歸化運動員們而言，他們的家庭似乎早就做好了準備：2019年從挪威歸來的混血足球運動員侯永永，不僅從母親侯豫榕那裡繼承了中國血統，也從小跟着媽媽一起受到中國語言和文化的浸染，侯媽媽坦承自己給了侯永永回歸中國的自豪感，而加入北京國安的侯永永很快也得到了隊友和本土球迷的接納。
▎侯永永和母親侯豫榕
同一年宣布加入中國籍、代表中國出戰北京冬奧的谷愛淩，也從小在母親谷燕的指導下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每年暑假都來中國生活一段時間，效果也是顯而易見：一口濃重的北京腔，一個熟悉本地生活方式的“北京姑娘”，令全國觀衆倍感親切。
與此同時，盡管事實和諸多資料都證明積極參與全球化程序的國家和個人都會從中受益，但由于不同的國家、群體和個體受益程度不同，全球化的确在一定時間範圍内加劇了不平等。前文所指出的部分歸化人員，其家庭便是少數中産以上的全球化受益者。他們在跨國擷取财富後而來，來後也許還要繼續其全球化積累财富的步伐。
面對這一個個遠離自己的陌生面孔，不管他們是否和自己長着類似的面孔、說着同樣的語言，無論他們是否換成了和自己一樣的護照和相似的姓名，本土的普通群眾無論是出于世俗層面的不平等，還是心态上對于“精英的傲慢”的反感，都會衍生天然的拒斥感。
這也解釋了國内外媒體和輿論場緣何格外關注谷燕的家庭背景、求學經曆以及橫跨中美兩國的工作與投資曆程。
盡管早在1998年3月接受《中國科技資訊》雜志獨家專訪時，谷燕便已經分享了自己從中學時“使世界變得好一點”到赴美後“使中國變得好一點”的信念與心路曆程。
大到宏觀層面的國際競争，小到與個人不無關系的經濟生活方式，全球化不可能在當下令所有人滿意，但它就是如此客觀存在又注定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而歸化人員的出現，正是這個曆史大勢的必然現象之一。
中國的發展經驗離不開主動擁抱世界、擁抱全球化，在全球化程序中解決全球化帶來的問題。越來越多歸化運動員面孔的出現，哪怕是歸化運動員開始在國内引發熱烈争論這一現象本身，也是中國更加自信地踏步世界潮流、更加開放的一個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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