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是北美宋史學界的一個重要發展階段，這一時期，發轫于日本學界的“唐宋變革論”傳入北美學界，并逐漸為學者們所熟知。1982年，郝若貝（Robert Hart⁃well）在《哈佛亞洲研究》上發表了他著名的《750－1550年間中國的人口、政治與社會轉型》一文，在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經濟空間理論基礎上，提出了一個貫穿經濟、社會、政治領域的唐宋變革論架構，而這個架構也成為日後北美宋史學界的一個重要理論範式。
1986年1月，在亞利桑那州斯科茨代爾（Scottsdale）舉行了“宋朝經世思想與行動學術研讨會”（Sung Dynasty Statecraft in Thought and Action）。1993年，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這次會議的論文選編——由韓明士（Robert Hymes）和謝康倫（Conrad Schiro⁃kauer）主編的Orderingthe World: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SungDynasty China。這就是由筆者翻譯、九州出版社出版的《為世界排序：宋代的國家與社會》。該書收錄了10篇宋史論文，作者們包括劉子健、韓明士、謝康倫、史樂民（Paul J. Smith）、包弼德（Peter K.Bol）、萬安玲（Linda Walton）、賈志揚 （John W. Chaffee）、狄培理（Wm. Theodore de Baby）、萬志英（Richard yon Glahn）等北美著名的漢學家。所收論文涉及宋代政治、經濟、社會、思想、哲學等諸多領域，全方面多角度地探讨了宋代經世治國這一非常重要的問題。
Orderingthe World雖然是一部論文集，各篇文章研究的題目各異，但都圍繞着一個主題展開讨論，即在變化顯著且危機重重的時代，宋朝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們如何看待國家和社會的關系，以及這種關系對社會行為和政治行動的影響，特别是組織性或制度性的影響。
在導論中，謝康倫和韓明士歸納了唐宋社會政治史領域内的主要變化。作者把這一變化明确分成了三個過程。第一個過程是由施堅雅提出的人口增長與政府控制力下降。第二個過程是被稱為“唐宋變革”的中國經濟和社會轉型。第三個過程是郝若貝提出的北宋到南宋的精英地方化理論。這三個過程是本書各篇文章作者的基本共識，而本書便是在這個三個過程（主要是第三個過程）基礎上展開研究。
縱觀本書，有以下幾個特點：
首先，提出“經世”的問題并将其作為宋代政治話語和行動的一個方面進行讨論。本書的作者們承認宋人很少使用“經世”一詞，但他們認為，宋代的一些話語，與晚明和清朝的“經世”問題，有着顯著的相似之處或者聯系，是以他們用這個詞來指代宋人的積極行動主義，這對于我們了解宋人的政治思想無疑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其次，重視南宋史研究。本書的十篇文章，前三篇文章涉及北宋，後七篇文章涉及南宋，很顯然，本書的研究重點放在南宋，反映了論文集的編選者們受到郝若貝思想的影響，這也成為1990年代乃至以後北美宋史學界研究的方向和特點。在關于北宋的三篇文章中，兩篇都與熙豐新法有關，且篇幅都很長，反映了作者們對于北宋神宗朝變法這一問題的重視。
第三，從不同角度分析人物、事件等等。比如李心傳，國内學界普遍将其視作一個态度嚴謹的史學家，賈志揚的文章卻将李心傳置于南宋經世的大背景下讨論其史學思想。對于魏了翁和真德秀，國内學界一般都将兩人作為朱熹之後南宋後期最有成就的兩位理學家進行讨論，而劉子健和狄培理的文章讨論了魏了翁和真德秀的經世思想，讓我們看到兩人積極務實的一方面。史樂民通過讨論茶馬貿易和青苗法，給我們展現了茶馬司和提舉常平司的不同發展道路，有助于我們更好地了解這兩個部門，并從新的角度了解熙豐新法。
第四，對于理學思想的新看法。本書中研究的人物，如朱熹、魏了翁、真德秀等人，無一不是著名的理學家，本文卻能跳出傳統研究的窠臼，向我們展示這些傳統理學大師們思想中非理學的另一面，而對于李心傳、董煟等傳統上非理學家思想家的理學思想的讨論，則展現了他們思想的複雜性，同時也豐富了我們對于南宋理學思想的認識。
除各篇文章外，本書的導論頗值得重視，其中提出的一些觀點和思路，成為北美宋史學界後來研究的重點和方向。比如導論中指出朱熹的主要目标是要定義“道統”，這自然影響了他對“道學”的了解，意味着朱熹定義的“正統”，排斥了其他思想家，甚至一些同樣吸收或認同二程學說的人。比如對道學的分析，指出在朱熹之後，甚至在那些自認為是其弟子的人當中，“道學”再次被視為包含了非常廣泛的興趣和關注（可以肯定的是，其中一些道學思想也可以在朱熹身上找到源頭）。比如用于描述清代的“公共空間”的概念，正是在南宋出現的。在讨論宋人具體話語時，使用波考克的“闡釋性語言”分析，比如在讨論“公”“私”、“國家”“社會”、“道學”等概念時，編者便反複強調宋人的了解與今人對這些詞的了解之間存在差異，提醒我們注意。
Ordering the World出版後迅速成為海外宋史研究領域的一部頗具影響力的著作，頻頻為學者們所引用。與海外學界的高度重視相比，國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Ordering the World一書幾乎沒有受到任何重視，不僅在學術史回顧中不曾被提及，在具體的相關問題研究中，也很少有人參考該書中的文章，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國内相關領域的研究走了彎路或者做了不少重複性勞動。
今天看來，作為一部出版于近三十年前的論文集，Ordering the World一書中提出的問題并沒有完全得到解決，一些觀點仍然值得重視，是以該書不僅并未過時，反而仍能帶給我們很多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