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果殼的作者标簽上，高曉君的自我介紹是：暫别學術的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碩士生。
暫别學術，因為畢業後她成為了鍊家的一名買賣經紀人。“你怎麼做了房産中介？”這是高曉君最常被問到的問題。
計劃中的路徑是，碩士畢業時，成功發表了數篇學術論文，考過了語言，接着，博士offer如期而至。生活的陰差陽錯加上疫情的反複，偏偏把本就在高曉君腳下的這條路，推向了遠處。
另一條軌迹就此鋪開，經“領航家計劃”，高曉君進傳入連結家，看向象牙塔的目光轉向了小區弄堂。
在曉君身上，這個看似跳脫的選擇，本質上仍遵循着她多年社會學背景沉澱下的價值觀：做能和人産生深入聯結的工作，“要貼近生活，不要總和社會隔着一層”。
可每條路都并非坦途。
她有做好經紀人的決心，她把跑過的樓盤社群用學術的方式分門别類整理、研究。但入職後突然轉冷的市場，讓她一度有種挫敗感。
她确認，自己要和他人産生某種聯結，但放眼老齡化特征顯著的社群，她找不到合适的“接入”方式。有段時間，老人們常常在小區看到一個脖子上同時挂着綠色工牌和相機的女孩，說要給他們拍拍照。
焦慮持續蔓延，讀書時無話不說的師門群，她很少再發言，特别是說自己的工作，“大家所處的環境不一樣了，我面對的挑戰，别人很難感同身受。”
好在，這種狀态沒持續太久，一次相遇成了轉機。
在曉君成為經紀人的2個月後，師門群的朋友們收到了一次“特别”的分享，這一次，她發了很多照片，寫了很長一段文字，好像終于找到了那個與人聯結的切口，也找到了釋放情感的出口。
她講的，是自己的老人手機課堂。
華東師範大學兩位研究所學生，以鍊家經紀人高曉君為主人公，跟拍“我來教您用手機”項目一個月，記錄了她和老人發生的點滴感動故事，以及她從項目中收獲認同感和價值感的過程。
“教老人用手機”，這個乍聽起來并不具備太多想象空間的事情，何以成為高曉君職業認知甚至個人價值感的轉機？帶着這個問題，高曉君華師大的兩位碩士師妹拿起錄影機，對師姐的課堂進行了一個月的跟拍。
十年前先後失去妻女獨自面對餘生的陳德天、商海闖蕩半生永遠要買最新款的毛小玲、坐地鐵穿過上海隻為和老同學唱K的馮叔叔夫婦……以及講台上，這個社會學碩士房産經紀人，迥然不同的人生故事線在這裡交織。
創作者為這部片子起名《機·緣》，英文名 The Old With The New，試圖引發大家思考，這個簡單場景背後人與人之間，人與時代之間，以及代際之間的諸多深刻命題。
對于高曉君和她的師妹們而言，或許人生就是一場大型田野調查，我們在每次相遇裡，完成了自己的觀察。成片之後，導演張涵和後期雅詩通過手記，還原了曉君和她的老人手機課堂的幕後故事。
人和人的相遇/張涵
2021年11月，我和曉君途徑玉田小區，一位阿姨風風火火地走來，急迫地将手機“甩”至曉君面前，“我的好姐妹要給我打微信電話，我怎麼接不到呢？”“您應該是還沒加她為好友。”我還沒反應過來，曉君已經回答了。“我已經加了呀，我這不是有她微信嗎。”因為焦急，她有些語無倫次。“我幫您操作一下吧”，曉君接過手機，示意我先走。我走了一段回頭看，曉君拿着用手機比劃着，阿姨頻頻點頭，她們肩膀挨着肩膀，距離消失了，之前那種緊張的氛圍也消失了。
曉君是我大我兩屆的師姐，畢業後到鍊家做了經紀人，當時問她為什麼選擇這份工作，她回答，能養活自己，能接觸到鮮活的人。9月的某天，她在群裡分享了幾張與老人的合影，照片裡她看起來充滿活力。畢業之後，她很少分享工作上的事情，關于這堂手機公益課，她卻分享了很多，她在課上教老人們微信加好友、發朋友圈，被一群七八十歲的老人喊“小高老師”，她說“我沒想到作為中介還能有這種待遇”、“這應該是我工作以來最開心的一天了吧”，她在最後說。
一開始我并沒有想到将手機公益課作為紀錄片拍攝的主題，在我看來，教老人使用手機并非新鮮事。國家大力倡導“跨越數字鴻溝”，對個體而言，每個人都可能會經曆幫長輩解決手機問題的時刻。手機公益課也基于這樣的邏輯。
直到後來我和曉君聊起那次“偶遇”，我調侃說，那位阿姨是你們手機公益課的學生吧，小高老師課下也被拉住“補課”。但曉君卻說她們之前并沒有見過，她推測那位阿姨是周邊小區的居民，可能見過鍊家公益課程的宣傳，或者聽到其他學員的讨論。似乎在那位阿姨的眼中，鍊家不再僅代表着“房産中介”這一職業标簽，而是“可以幫助自己解決手機難題的人”。除了課堂上的“教”與“授”，更多意想不到的影響與聯結亦發生在課堂之外。這讓我去重新思考，這在教老人使用手機這一行動裡，重要的是“人”與“機”的互動，還是經由課堂所輻射的——“人”與“人”的聯結。
将先前的預設放在一邊，我和小組成員帶着錄影機去尋找問題的答案。拍攝從11月底到12月底，參與了四次手機課。我們既是拍攝者也是志願者，作為拍攝者，觀察和體會到他們在手機世界中的喜與憂；而作為志願者，更能從每次的互動中感受到了解和傾聽的重要性。在我看來，重要的其實并非通過手機課堂教會多少知識，老去所帶來的遺忘不可避免，而是在這個過程中，學着去了解他們眼中的手機世界。在了解的基礎上，更多的包容和支援也随之發生。
在拍攝過程中，我常常想起電影《大佛普拉斯》裡的一句台詞：現在已經是太空時代了，人們可以搭乘太空梭到達月球，卻永遠無法探索人們内心的宇宙。科技時代，手機地圖可以作為指引我們抵達想去的地方，卻無法在跌倒時拉我們一把。這需要一雙溫熱的手。再多的便利也代替不了那些“人”和“人”相遇的時刻。
拍攝的最後一個鏡頭是“畢業典禮”之後，老人們離開教室時，我問了一句，下次還來嗎？他們邊走出門，邊朝着鏡頭招手，說下次還來。這些片段沒有出現在紀錄片裡，但深深刻在我的心裡。
課程結束了，人和人的故事還在繼續。
紀錄片《機·緣》制作過程碎碎念/林雅詩
第一次在玉田新村和曉君見面時，她便提到了陳德天。她說他在手機課堂上特别積極地互動。盡管他獨自生活，但他總是很樂觀；他不喜歡别人叫他爺爺，喜歡大家直呼其名，這些細節都引起了我們對陳德天的興趣。
冬至那天的祭掃活動對我們來說是了解陳德天生活的一個偶然的契機。當時，曉君得知陳德天同學因為女兒托夢，想要前往墓園見見自己的妻子、女兒，便邀請我們陪同陳德天一同前往。
那是我在紀錄片制作的過程中最難忘的一天。
一上車，他就熱情地和我們講起他的一件件人生故事。一名老人，經曆了人生的種種不幸，在這裡，他并非去抱怨這些不幸給他帶來的種種痛苦，而是感激那些幫助他化險為夷的善良人。“是以我一直講要做個好人，做好事。”是他在墓園之行中不斷強調的人生感悟。
我記得那天我攙扶着他的手臂慢慢行走着，找回了我被快節奏抛開的耐心。當我看到他來到妻子的墓前，用抹布擦拭着墓碑，哽咽地說着：“老婆，我來看你了。”我的内心同樣體悟着他的悲傷，由衷地希望他能夠過好每一天。那時我想，我們的精神力量來源于對他人真切的關心。
在沒有使用智能手機之前，陳爺爺曾帶着自己手繪的地圖并通過詢問路人的方式，花費了三五個小時才找到了自己要去的醫院。他很高興智能手機具備導航的功能，但是手機對他來說的作用除了導向，并沒有辦法讓他的腿腳變得更利索些。一路上，他對這我們一行人的陪伴充滿感激，他訴說着去年下着雨的冬至，他如何獨自撐傘搭乘地鐵艱難前往妻女安睡之地。
潘阿姨退休前是一名鏡像工程師，也是一名攝影愛好者。她信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那句至理名言——“當一個人回首往事時，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愧。” 在閑暇時間，她一直通過學習網課來充實自己。在沒有使用智能手機之前，她用電腦中的Photoshop軟體來給自己拍攝的照片修圖，當我們架起錄影機準備訪談的時候，她會湊上前來好奇我們使用的相機品牌。
毛阿姨是從事廣告行業的商人，她利用智能手機拍攝自己在旅途中遇見的美好，并與自己的好姐妹分享。她學習手機課程是為了趕上好姐妹們的步伐。市面上專門為老年人設計的老人機，其實早就不符合這一老年群體的需求。
陳德天在訪談中也說到，盡管他收到了兩台老年機，但他從來不使用，因為老年機的功能很單調。老年機反映的是設計者對老年群體的單一化想象，預設他們的身體條件和文化條件有限，無法與網際網路社會接軌。
還有一部分老人的學習進度則較為緩慢，他們或者由于知識有限，或者由于記憶力的衰退無法掌握新的知識。項爺爺在課堂中進行手機操作時，遇到重重困難：先是手機的卡慢，導緻無法成功下載下傳軟體；還有手機的輸入法識别并不靈敏，他反複書寫了好幾次自己的名字，手機也無法生成相對應的文字。當我們詢問他們是否會向自己的家人請教時，他們的表情、語言中會帶有一點遺憾或者無奈：“問過，但是忘了。他們平時也挺忙的。”
這些經曆都讓我想到我的外婆、我的爺爺奶奶。這幾年，我逐漸地走出我的家鄉，也與他們的生活漸漸地失去交集。他們生活在村鎮中，與生活在上海的老人有截然不同的生活體驗，與智能手機的生活脫軌。爺爺在家最喜歡的一項娛樂活動是Windows系統中的蜘蛛紙牌，他可以一個下午都在房間裡玩這個遊戲，不與任何人說話；除此之外，他最喜歡的便是逗小孩玩。我想，如果他擁有了一部智能手機，他會用他做什麼呢？或者他真的需要一部手機嗎？好像，智能手機僅僅是一個工具，無法讓他抵抗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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