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用而不知的日常思維活動中，“否極泰來”這一富有辯證思維特點的詞彙，與“苦盡甘來”等詞彙一起為人們所熟知。但很多人對于何謂“否”、何謂“泰”的認識，遠不如對“苦”與“甘”那樣清楚，隻知道這是對身處困境中的人的激勵之辭。在筆者看來，隻有讀了《周易》後，才能真正明白“否”與“泰”的本義，知道“否極泰來”源自“泰極否來”，是《周易》中的憂患意識的衍生品。
01
憂患之思貫穿于《周易》全書
《周易》是在周文王還是西部地區周部落領袖，因為“德高蓋主”而被商纣王囚禁于羑裡時，在古易《歸藏》的基礎上重新編寫的一部治國大綱。戰國時代的《易傳·系辭》作者推測《周易》的成因時，這樣言道：“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意思是說，《周易》中的憂患之思，源自于作者被囚禁于羑裡的憂患處境。
事實上，憂患之思貫穿于《周易》全書。《周易》中的六爻重卦，由下往上分為地、人、天三個層次。初、二兩爻為地爻，展現“道地”；五、上兩爻為天爻，展現“天道”；中間的三、四兩爻為人爻，展現“人道”。而憂患意識就是“人道”的重要内容。
憂患是一種生存狀況，憂患意識是對這種可能發生的生存狀态的防範預警。以《乾》為例：初、二兩爻為力量積累期，其中初爻為自我積累階段，九二為借助外在力量積累階段。九三、九四是事業發展期，其中九三為事業發展的初始階段，九四為事業發展的高峰階段。憂患意識，存在于事業發展期的始終，是事業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
《乾》卦的九三爻辭：“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意思是，白天勤勉做事，晚間怵惕思省，就不會有災禍。這裡明确指出，除了需要“終日乾乾”的工作态度，還需要“夕惕若厲”的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可以有效避免失誤。随着事業的發展、地位升高，九四爻靠近“九五”之尊，有如登臨高山之巅，此時的憂患意識必然更為強烈，遠甚于“夕惕若厲”。“或躍在淵，無咎。”這是在“夕惕若厲”基礎上的進一步表達。“或躍在淵”，亦即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是位極人臣、事業處于高峰期所必須具有的憂患意識，這是高位者避免失誤的有效保證。倘若此時得意忘形、利令智昏，難免跌落萬丈深淵，萬劫不複。
《周易》六十四卦是對六十四種物類發生發展終結規律的揭示，不同物類所展示的憂患意識，其表現方式也各有不同。例如，《噬嗑》是關于“用獄”的卦，其中的六三、九四兩爻辭，就分别以“噬臘肉遇毒”“噬幹胏得金矢”為喻，闡述了審理案件過程中的艱難性，法官不僅需要剛毅、無私，還需要多一些憂患意識。這是確定案件審理過程中不出錯（無咎）、艱難的案子也能完美結案的必要條件。《漸》卦是以鴻雁成長為喻，闡述人生循序漸進的一般規律。其中九三、九四爻辭，講述了漸漸成長的鴻雁登上陸地之後，面臨新的生存環境需要保持的憂患意識。“鴻漸于木”，即擇木而栖，是具有憂患意識的鴻雁的必然選擇。由于有了憂患意識，“多兇”“多懼”的第三、四爻，結語多為“無咎”。
憂患之思，存在于人的成長過程中，存在于事業的發展過程中。為了更健康成長，為了更快發展，需要憂患之思。就《周易》六十四卦整體而言，憂患之思的最明确表達，是在《泰》《否》兩卦的排列次序上：《泰》卦位列第十一，《否》卦位列第十二。由此，我們不僅從《泰》《否》兩卦中，可以清楚地觸摸到“泰”“否”的真正本義，而且先《泰》後《否》的排列順序也有着深刻的含義。下面，我将分别對《泰》《否》兩卦進行分析。
02
“天地交”，是為“泰”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和”的分量可能最重。不僅履道含和，生物亦離不開和。而最大的和，莫過于天地之和。天地如何和？《泰》卦卦象作了形象表達：下乾上坤。乾為天，坤為地。在上之天降于下、在下之地升于上，天地交融、陰陽和合。這種天地和合化生萬物之象，名之曰“泰”。
天地之是以能夠化生萬物，是因為天之性為陽、地之性為陰，一陰一陽，交融激蕩，化生萬物。
《泰》卦卦辭用“小往大來”這四個字，揭示乾下坤上這個看似與自然現象颠倒的卦象。小往，是指象征“地”的經卦“坤”從下位前往了上位；大來，是指象征“天”的經卦“乾”從上位來到了下位。居上位的天屈尊下降，居下位的地平步青雲，天地陰陽交感而化生萬物，使得萬物皆能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這個天地交融的局面，就叫“泰”。泰的意思是通暢，并且不是一般的通暢，而是最大的通暢。是以，古人又往往将“泰”與“太”通用。
由自然之“泰”，推及社會之“泰”，天子、國君禮賢下士，以民為本，以民之所欲為己任；賢能之士彙聚于廟堂之上，謀略政治，策劃經濟，君臣一心，君民一意，這個局面就是幾千年來老百姓一直企盼的“國泰”。孟子主張“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也是希望開創一個“國泰”局面。然而，在封建社會裡，天在下地在上、君在下民在上的局面，隻能是少數知識分子理想中的空中樓閣。周文王是政治家不是空想家，他構想中的“小往大來”式的理想社會，隻是一種觀念上、政治理念上的設想，是希望後來的統治者不要高高在上稱孤道寡，而是要注意與下屬、群眾多溝通思想，多考察民情，對症下藥治國施政，才能社會和暢。
03
“天地不交”，是為“否”
《否》卦卦象為下坤上乾。地在下，天在上，不符合天中有地、地中有天這一“和實生物”的自然法則。是以，《否》卦表達的是如何應對不和合的環境，如何消解不和合，一步一步地走向和合，完成否極泰來的轉化。
《否》卦卦象上下不交融、不溝通：“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天與地之間不交觸，萬物就不能生育成長；君王與群眾不溝通，社會就不會井然有序。這就如同内心陰柔外表陽剛，明明是小人心腸卻裝出君子的模樣，是一種極其不正常的狀态。這無疑是一種賢路閉塞、“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的非人間正道的局面。在這樣一種社會狀态下，君子的正直行為必然會受到打壓，整個社會都将呈現出賢能之士紛紛離去、心地陰暗的宵小之輩趨之若鹜的局面。這一種局面，就稱之為“否”。在政治社會裡，表現為上下級關系不通暢，人才進路不通暢，民意上達不通暢，等等。
撰寫《周易》的姬昌，就身處這樣一個社會之中。困在羑裡撰寫《否》卦時，其刻骨銘心的親身感受，自是非同一般。如何扭轉這種不通暢的局面，使之恢複到賢路通暢、上下和暢的局面？周文王對否極泰來的轉化過程，分為三個階段加以分析。
第一階段，不和合的情況剛剛形成。上下阻隔不通，賢路閉塞，民情難以上達。雖然也用“拔茅茹，以其彙”的譬喻，此時的相扶相助，不是上下一心的緊密關系，而是基層群眾、包括仍處在群眾中的賢能之士的力量蓄聚，以及互相之間的守望相助。這一個譬喻，重心在對那些尚處于底層的賢能之士的告誡，因而對這一譬喻的斷辭是“貞吉，亨”。貞，是與群眾緊密團聚的動機純正，不是為了自己的前途私利，而是為了積聚人脈，為上下失和的局面轉變成為上下和合的局面積聚正能量。
周文王為什麼要在上下失和的局面下，向那些賢能之士強調與基層群眾團結在一起時要端正動機呢？因為在現實生活中，趁火打劫、謀取私利的“賢能”之士并不少見。這些動機不良的“賢能”之士，蠱惑群眾、制造混亂，不僅不能給上下不和的局面轉化為上下和合的局面提供正能量，反而會使上下不和的局面加速走向深淵。
當賢能之士與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為試圖扭轉上下不和的局面初見成效之時，如何為上下不和的“否”翻盤而成上下和合的“泰”打下更堅實牢固的基礎呢？“小人吉，大人否”，這一時期處于下位的賢能之士，應該在與群眾密切聯系的基礎上，從群眾中汲取養料，尋求幫助，千萬不要脫離群眾，去做“利見大人”的美夢。
第二個階段是社會不和合狀态嚴重，同時也是向和合轉化的發轫期。不和合狀态嚴重之時，即便已經積聚了相當的力量，有了一定的社會地位，賢能之士仍須小心謹慎，要有忍辱負重的心理準備。
在“否”勢嚴重的局面下，“包羞”（容忍恥辱）是對于能否成就大事者的一個嚴峻考量。姬昌因其德才出衆而受到商天子帝乙的器重，而将女兒下嫁給他。當殷商進入纣王時代，上下失和、“否”的局面形成，纣王唯恐姬昌作亂，将其囚禁于羑裡。因為扭“否”為“泰”的時機尚未成熟，他甘願承受囚禁之羞；他知道商纣王一手制造的“否”局一定會被扭轉，便在羑裡獄中靜下心來，為子孫後代編寫一部否極泰來之後的治國大綱，于是便有了《周易》的誕生。
春秋時期的越王勾踐在吳國的“卧薪嘗膽”，也是一個“包羞”的成功範例。“西伯”姬昌是以諸侯的身份去天子那裡接受囚禁，越王勾踐則是以諸侯國國君的身份自動到另一個諸侯國國君那裡侍奉，其羞恥受辱程度遠甚于姬昌。
“包羞”隻是權宜之計，因為挨過晚上最黑暗的時辰，黎明就要來臨。這種轉換的關節點，是在最黑暗的末梢；時機來臨，就要及時抓住，不能白白流失機會，延長痛苦的“包羞”。
“有命無咎，疇離祉”，說的就是由“否”轉“泰”時機來臨時的适度把握。順應自然，及時奮起，為廢除上下不和合的政權，建立上下和合的新社會，是不會有錯的。周文王在寫這一爻辭時，既是對一般規律的闡述，也是對即将來臨的推翻嚴重失和的纣王政權、建立新的周王朝的行動充滿了信心。采取這一符合自然規律的行動時，應攜手同患難的志士仁人，上下團結一緻，才能確定否極泰來新局面的實作。
第三階段是“否”的局面終結期，“休否”，不和合之勢得到了遏止，經曆了長期的“否”之後好不容易迎來安泰。作為主持安泰局面的君主，一定要讓才德之士居于各個重要崗位，輔助政治，才會吉祥。在這樣一個萬象更新的時期，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要有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處于剛剛“新桃換舊符”的新朝開張之際，務必心存惕怵，居安思危。倘若心存“我将亡，我将亡”的憂患之思，剛從不和合不開明轉化而來的和合開明之局，就能像根深葉茂的桑樹一樣不可動搖。周文王的這一憂思，在幾千年的曆史發展中一直起着座右銘的作用，成就了許多英雄。但是，也有一些剛剛出否入泰的人，忘掉了或者原本就不知曉周文王的“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之忠告，成為功敗垂成的失敗者，如明末的李自成，經過長期的艱苦卓絕的戰争，好不容易直搗明朝京城，逼得崇祯皇帝懸樹自缢。
但是，進京之後，他所在的上司集團馬上把精力投入到生活享受之中，全無一點點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以緻很快就敗退出京城，再次淪為流寇，在明王朝的殘餘勢力與外族勢力的合力攻擊下，遭遇了滅頂之災。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在行将終結“否”局、入京建立“泰”局之時，頭腦清醒地在北京城外召開了一個核心上司人會議：不做李自成第二！這個進城之前的臨時會議主題，正是周文王講的“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由此，確定了中國共産黨進城、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上下和合的安泰局面得以長久保持。
周文王以“先否後喜”作為結束語，意味深長，是“系于苞桑”思想的進一步展開。由否轉喜之後的喜，是發乎内心的喜，但不是無憂無慮之喜，而是保持着憂患意識的喜，是憂喜與共的喜。先秦時期的孟子，曾經說過這樣一番話，可以看作是他對周文王的“先否後喜”說的一種解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是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在他眼裡，人生經曆“否”境，不是壞事，而是創大業、成大事的必要條件。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任何一個朝代的開創者，都懷有這種強烈的憂患意識，剛剛從前朝腐敗統治者手裡奪下政權的新政者，因為親身經曆了一個社會由否轉泰的過程，頭腦裡那一根憂患意識的弦，始終繃得很緊。但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政權交接，“系于苞桑”的憂患意識漸漸淡化。憂患意識的淡化以緻消失，直接的後果就是肆無忌憚的腐敗。腐敗走向極端，再次“傾否”，重演政權更疊。
04
先《泰》後《否》，警鐘長鳴
《周易》中先《泰》後《否》所蘊藏的憂患意識，不僅影響了周王朝一代又一代的統治者，也影響着此後三千年各朝代的統治者，更影響着那些在仕途經濟道路上自強不息的成功人士。“泰極否來”是一條自然規律，曆史上的朝代更疊，商人家族“富不過三代”等，都是對這一規律的真實寫照。可見，泰極否來的憂患意識，在中國曆史上，尤其科舉取士之後一千三百多年曆史上，對于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有着多麼重要的價值。
《泰》卦乾下坤上的“小往大來”所蘊含的和合為泰的道理，對于當今中國社會，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中國共産黨将“為人民服務”作為宗旨，将“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複興”作為“初心”，共産黨的幹部将自己擺在“公仆”的位置，正是乾下坤上為“泰”的具體表達。同時也告訴我們，上位者不僅姿态要放低，思想即心也要深深地紮根于社會基層群眾之中，要像茅草的根須那樣緊密地纏繞在一起，形成真正的和合狀态，這是“國泰”的社會基礎。而各級政府的忠于職守，對中央各項政策的不折不扣的貫徹落實，是“國泰”的重要保證。
當然，在整體上呈現上下和合的“泰”勢之當代，并不排除局部區域或個體“否”勢的存在。正是這些“否”的存在，這些“否極泰來”的奮發圖強，推動着整體上的“泰”勢的穩定與發展。現在那些耳熟能詳的明星企業、成功人士，大多經曆過一個否極泰來、浴火重生的考驗，也更能體會“泰”的來之不易，産生“泰極否來”的憂患意識。
《周易》中的先《泰》後《否》的安排，無疑是中國曆史上一座長鳴的警鐘，不僅具有不可替代的曆史價值，而且有着重要的現實意義。遺憾的是，在當代辭典裡，我們隻見“否極泰來”詞條，卻不見更具有現代意義的“泰極否來”詞條。今天，我們仍然需要“泰極否來”的憂患意識，唯有如此，才能實作長久的國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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