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都有這樣一個說法：在十年特殊時期，隻有兩部小說可以看，就是《豔陽天》和《金光大道》。
一看這兩部小說的名字，就基本上知道寫的什麼内容了，帶有濃厚的時代特點，是以也受到了很多争議。
這兩部小說的作者，就是浩然，一個曾經充滿光環的名字。
那麼，浩然為什麼能寫出這樣兩部小說呢？他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浩然原名叫梁金廣，1932年出生于河北薊縣一個農民家庭，他的童年是很不幸的，10歲那年父親就因病去世，兩年後母親又撒手人寰，浩然隻好跟着舅舅生活。
不過，雖然生活很艱苦，但浩然對文化事業卻有着天生的親近，平時隻要有戲班子或民間藝人來演出，他肯定會第一個到場，即使演出已經結束了，他也會跑去背景，看着人家收拾東西，對一切都充滿了無窮的興趣。
而且，浩然雖然隻上過三年學，但他一直沒有放棄閱讀，總是想盡辦法找書看，即使是一本舊皇曆，他也看得津津有味。
正是這些對文化的偏愛與堅持，為他日後的成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46年，薊縣解放，浩然立即報名參加解放軍，兩年後又加入了共産黨，并把自己的名字從梁金廣改成了“浩然”，激勵自己不論是做人還是做事，都要有一股“浩然正氣”！
1949年，組織鑒于浩然出色的工作能力和文化底子，就派他去幹部教育訓練班學習。在教育訓練班學習期間，讓浩然的文化水準有了大幅提高，開始從事文學創作，詩歌、雜文、小說、通訊報道等等，都寫了很多。
從1950年開始，浩然的作品接連在報紙上發表，比如《姐姐進步了》《喜鵲登枝》《春蠶結繭》《一匹紅瘦馬》等等，在文壇嶄露頭角。
這些作品，無一例外都與農村和農民有着密切的聯系，而且都是浩然的親身經曆和所見所聞，是以寫得非常真實，感情也非常真摯，受到了廣大讀者的喜愛。
随着文筆的不斷成熟，和閱曆的不斷豐富，浩然已經不滿足于在報紙上發表那些短篇作品，他想創作一部長篇作品，來展現中國農村及農民群體在這場曆史巨大變革中的精神風貌、思想變化、生活變遷等等方面，為農民立傳！
為此，浩然借着去山東濰坊農村下鄉工作的機會，深入農民中間，為自己的創作積累素材。
在那段時間，浩然與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父老鄉親們得知他的想法後，也都對他非常支援，紛紛給他講自己的故事，鼓勵他多寫農民的故事。
這些事，讓浩然倍受鼓舞，更加下定決心，一定要創作好這部作品！
浩然回到北京後，就開始投入到了創作中，曆經數月，終于寫出了20多萬字的一部小說，起名叫《豔陽天》。
當他把這部作品拿給作家崔道怡看後，崔道怡也非常贊賞，并建議說：“20萬字太短了，不夠全面，讀者看起來也不夠過瘾，要多寫寫。”
于是，浩然又曆經多個寒暑，最終完成了多達126萬字的《豔陽天》三部曲。
《豔陽天》以京郊東山塢農業合作社為創作對象，将創作背景圈定在麥收前後這短短的一個月時間，通過描繪該社突出的沖突與沖突，全面展示了那個年代廣大農民在生活上翻天覆地的變化，以及思想上的巨大轉變，熱情歌頌了廣大農民在新時代的幸福生活。
這部作品出版後，迅速在全國各地掀起了一股熱潮，甚至在海外也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有一家新加坡财團，就要出資數百萬，購買《豔陽天》的全部版權。
在當時，這絕對是一筆天大的巨款了，要知道，《豔陽天》全部的稿費也不過一萬元而已。
但是，浩然卻不為所動，說：“我夠吃夠喝就行了，不圖這個錢，再者說了，如果以後國内要改編我的作品，還得跑到新加坡向人家購買版權，是以我不賣。”
而且，即使是《豔陽天》的一萬元稿費，浩然也沒有自己花，而是全部交了黨費。
對此，浩然坦言說：“我為人的标準是，不要有野心，不要有貪心，不要有害人之心。要熱誠待人，厚道而正直。”
1999年，香港《亞洲周刊》評選“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中國大陸從1949年到1976年的小說，隻有兩部入選，就是浩然的《豔陽天》和王蒙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
2019年，《豔陽天》又被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
進入70年代，浩然又開始創作另一部重要的作品：《金光大道》，描寫冀東一個叫芳草地的村莊裡，人們在社會主義改造的大潮中的喜怒哀樂，塑造了高大泉、張金發、呂瑞芬等等一系列個性鮮明的人物。
這部長篇小說，浩然足足寫了7年，長達190萬字，堪稱又一部記錄農民的史詩。
浩然生于農村，長于農村，創作的幾乎所有作品，也都跟農村有關，對此，他曾經說過：“寫農民、給農民寫，是我自覺自願挑起的擔子，我要把這副擔子挑到走不動、爬不動、再也拿不起筆時為止。”
而且，浩然還有一個座右銘，就是：“深入一輩子農村，寫一輩子農民，給農民當一輩子踏實代言人。”
不過，也有不少人對他的為人和作品都有争議，認為他是一個迎合時代、為時代歌功頌德的“歌頌派”作家，缺少一個作家應有的“悲天憫人”。
比如著名評價家雷達，就把他稱為“十七年文學最後一個歌手”，評價說：“包括《金光大道》在内的所有作品，給浩然的創作貼上了鮮明的标簽，與當時的政治意識靠得太近，這對于一個真正從事文學創作的作家來說，意味着什麼不言而喻。”
當然，也有很多人對浩然非常支援，比如著名作家祁淑英曾經說過：“浩然絕對不是一個逢迎權勢的人，而是一個作風嚴謹、勤奮自律、道德水準高尚的作家。”
總之，不管支援也罷，批評也罷，浩然都在新中國的曆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是非功過，任人評說。
2008年2月20日，浩然在北京病逝，享年76歲。
（參考資料：《父親浩然和他的朋友們》《文化博覽》《當代文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