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共和國節日能夠給群眾宗教情感提供的可憐營養，革命者們幾乎不抱任何幻想。赴阿登省特派員寫道： “世間的惡劣狀況常常會讓這裡鄉間居民的靈魂轉移到其他希望上。”這是因為當局在1789年不願采取拉博· 聖艾蒂安在尼姆科學院備忘錄中建議的溫和方法 ： “逐漸減少廣場和街道上的儀仗遊行、 慈善協會和儀式”，也就是說，要維持一個世紀以來的簡化趨勢。相反，當局決定驅趕、迫害、清空日常生活中的宗教活動。造成這樣的空虛後，有兩個方面令人恐懼：有人認為，沒有了儀式，全部生活就會變得懶散或支離破碎（這是杜邦·德·内穆爾的觀點）；還有人預見，驅除神迹之後留下的空虛會成為某種更可怕事物的萌發之地。于是，腐敗和堕落将會在其中蔓延開來，或者，更糟的是，從天主教的灰燼中産生出一種新形式的天主教。拉雷韋裡埃宣稱，隻要摧毀了一種崇拜，哪怕是不合理的崇拜，人們總是需要用另外的崇拜來代替；否則，可以說，它“會死灰複燃自我補位”。從特拉西'到斯塔爾夫人，督政府時期的整個思想界都認為，迫害天主教留下了可怕的虛空，急需填補。
法國大革命中的“至上崇拜節”
用什麼來替代已被推翻的東西，什麼能替代天主教？新的宗教如何确立？對于這個問題，最初的回答，即曆屆革命議會的主旋律，乃是受到革命之初相容并蓄潮流所鼓勵的模仿。要取而代之，首先要模仿。心懷叵測者說，去抄襲。與舊宗教一樣，新宗教也必須有自己的神聖中心，即祖國祭壇。這個地方既有宗教性，又有公民性。伯努瓦·拉莫特建議，在這上面人們能夠展示博愛的聖餅。在這裡還應該神聖地展示一本書，全部道德規定的唯一記錄：《人權宣言》。它最能替代祭壇上的彌撒書，因為它包含着起源的神聖性，不容置疑的原則的神聖性（拉博·聖艾蒂安所說的“兒童字母表"，巴納夫所說的“國家教義問答"）。這本書珍藏在“莊嚴的神龛"即憲法之櫃裡。在這裡需要祈禱和唱歌，于是就冒出了大量的愛國歌曲和祈禱文、“公民"布道詞，“神聖和符合憲法"的祈禱文，後者包括專門的“農村活頁"，用以取代“舊的、迷信的祈禱文"。
一個禮拜月曆以及相應的儀式也是必要的：于是人們設想了一種公民洗禮：一個佩戴着标志的教父，打開一個瓶子的塞子，在新生嬰兒的額頭灑上幾滴，浸濕嬰兒的嘴唇，同時背誦着共和國的十誡，或者有人朗讀群眾俱樂部優秀成員戒律。這裡還應有一個公民封齋節；在此期間年輕人應該為自由齋戒。這裡也應有教士； 應該不從 “獨身者" 中，而是從有家庭的男子中選擇教士。除了白發和生活嚴肅等少數條件外，他們需要履行的職能與天主教神甫一樣，即主持婚禮、證明出生，安慰病人。在所有這些建議裡，我們可以感受到一種與宗教競争的強烈願望，甚至包括某些外在特征，如律法的格式和祖國祭壇。這種模仿狂潮特别展現在給詞彙增添宗教含義的現象中（如高山是“神聖的"，集會是“廟宇"，家庭是“教堂"，父親是“主教"，母親是他“親愛的副本堂神甫"，大革命的曆史是“當下的福音書"，巴黎是“真正的羅馬"、“理性的梵蒂岡"）一一有關研究近來剛剛起步。
《革命節日》
[法] 莫娜·奧祖夫 著
劉北成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