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東亞古人類隔離在西方古人類先進石器制作技術之外的“莫維斯線”是否存在？在距今5000年前後中國史前時代社會動蕩整合之際，湧現出了怎樣的英武上司者？“一醒驚天下”的三星堆遺址的重要意義何在？江西發現的以珍貴楠木營建的230平方米戰國大型墓葬，如何見證了越國的強盛？秦簡之鄉湖北雲夢的“中華第一長文觚”記錄了哪些全新史料？吐谷渾的“國王谷”中有哪些突破性發現？
3月1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2021年中國考古新發現”公布的六項重大考古新發現，可為我們解疑釋惑。2021年，正值現代考古學在中國誕生100周年，這些重要發現同時也為中國考古百年華誕增添了耀眼的光彩。
皮洛遺址B區後緣剖面采集薄刃斧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供圖
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術遺存
皮洛遺址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縣，平均海拔超過3750米，在約100萬平方米範圍内，散布各類石制品，目前已采集典型标本3000餘件。在200平方米的發掘範圍内，揭露出多個古人類活動面，出土7000餘件石制品。根據地層關系、堆積特征和遺物發現情況，可以大緻将發現的七個地層分為三期，整體構成一個罕見的舊石器時代文化“三疊層”，上層年代不晚于距今13萬年。三個階段均發現有石制品及人工搬運礫石密集分布的古人類居住活動面。石制品中約有20%為“燒石”，可能與較為頻繁的用火行為有關；還發現由扁平礫石圍成的半環狀“石圈”遺迹，顯示了人類曾在遺址從事過用火、打制石器等活動。
最引人注目的是手斧、薄刃斧等典型阿舍利技術遺物，這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術遺存，也是東亞地區所見最精美、技術最成熟、組合最完備的阿舍利技術遺物，徹底結束了先進的阿舍利技術是否止步于“莫維斯線”、東亞古人類隻能制作粗糙石器的争論，對于認識亞歐大陸東西側遠古人群的遷徙和文化交流具有特殊意義。出土岩塊上的刻劃痕迹，是具有現代人特征的象征性行為，顯示東亞地區人類行為多樣化出現的時間可能要遠早于過去的認識，為深入探讨中更新世的古人類行為與現代人的出現和擴散等重大問題提供了關鍵性材料。
黃山遺址出土屈家嶺文化玉璜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供圖
“龐貝式”史前大型玉器制作聚落
黃山遺址面積達30萬平方米，被3條地下古河和白河圍合，由山上和山下兩部分組成，是南陽盆地最大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揭露面積共2400平方米，遺迹主要為建築基址、墓葬、灰坑等。出土物以砂岩質制玉石工具為大宗，約2.3萬餘件，另有玉器116件、獨山玉半成品或廢品500餘件、玉片3518件、玉料4500餘件；象牙器14件；骨器73件；陶器近700件；豬下颌骨1500餘個。其中，三塊礫石上繪有褐紅色人物勞動、卧豬、蘭草寫意圖，堪稱絕品。
黃山遺址是一處以獨山玉和石料為資源支撐、其他地方玉材為輔助的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涉及玉石器制作性質的中心性大遺址，填補了中原和長江中遊新石器時代玉石器手工業體系空白。仰韶文化“前坊後居”的坊居式建築群是國内儲存最好的史前建築之一，完好保留了建築技術和日常生活的細節，堪稱“龐貝式”遺存。距今5000年前後，以江漢地區為中心的屈家嶺文化人群強勢北上，占據南陽盆地。黃山遺址發現的屈家嶺文化墓葬人骨儲存為全國最佳，等級分化最明顯。一座大型墓葬中，墓主身材高大，身邊放置長弓勁矢和玉钺，腳下堆滿400餘個豬下颌骨，是迄今發現的同時期最高等級墓葬之一，盡顯屈家嶺社會上司者的英武之姿。
三星堆五号坑出土金面具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供圖
巴蜀文明之光
三星堆六座祭祀坑的發掘舉世矚目，取得多項重大突破。基本厘清了六座“祭祀坑”的地層關系、堆積形成過程、形制結構及遺物埋藏狀況，已出土編号文物11000餘件，近完整器超過2400件。其中，銅器870餘件、金器510件、玉器450餘件、石器120餘件、陶器13件，提取完整象牙400餘根。重要文物包括金面具、鳥形金箔飾、銅頂尊跪坐人像、銅扭頭跪坐人像、銅立人像、銅人頭像、銅面具、銅尊、銅罍、銅“神壇”、銅龍、銅網格狀龜背形器、玉璋、玉戈、玉鑿、神樹紋玉琮、玉器座、玉刀、石戈、陶矮領甕、陶尖底盞、絲織品殘痕、象牙雕、海貝等，部分文物從造型、紋飾來看，均為此前所未見。
此次發掘進一步充實了三星堆遺址的文化内涵，為古蜀文明的祭祀行為和祭祀體系研究提供了翔實的實物資料。1986年發掘的一号、二号坑中出土的大量文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國内其他地區文化因素，表明古蜀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次發掘的若幹新器物，如三号坑出土的銅頂尊跪坐人像和銅圓口方尊、四号坑出土的玉琮和絲織品、五号坑出土的象牙雕等，進一步夯實了這一認識。
國字山墓地出土銅跽坐人镦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供圖
戰國時期多元文化融合的實證
國字山墓葬是清江盆地東周時期的中心性城址——築衛城的附屬性遺存，位于築衛城城址西側約300米處的小山頂部，是迄今江西地區考古發掘規模最大的東周時期墓葬。國字山墓葬有圍溝環繞，規模宏大，墓室面積約230平方米。使用雙墓道的多室結構，椁室内被分隔為25個分室，葬具為船形獨木棺，規格高；随葬品種類齊全，墓葬雖經早期盜擾，仍出土有2600餘件/套器物。出土的漆瑟色彩華麗，圖案複雜，十分精美；筝儲存完好，總長度達到2.3米，是目前發現的先秦時期最長的一件筝；部分青銅器有包金、錯金裝飾；還出土了蜻蜓眼、玉龍、玉鳳等精美裝飾品。根據墓葬的總體特征和出土的銘文資料推測，墓主可能與越國王室密切相關。築衛城是東周時期越文化的區域政治中心。
國字山墓葬是迄今江西地區考古發掘規模最大的東周時期墓葬。墓葬具有突出的越文化因素，如周圍有圍溝，椁闆覆寫木皮，使用船形棺，以及随葬原始瓷、幾何印紋陶器、越式鼎、鸠杖等。同時伴有相當數量的楚文化因素、群舒文化因素，以及自身獨特的文化因素。
國字山墓葬的發掘是越國、越文化考古的新突破，為百越文化研究打開了新的局面，對研究作為“吳頭楚尾”的江西地區東周時期吳越楚關系、政治格局演變具有重要價值。
鄭家湖墓地A區M58出土遺物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供圖
“中華第一長文觚”
鄭家湖墓地位于湖北雲夢縣城關鎮。2021年發掘的戰國晚期以來的秦文化中小型墓葬116座，均為土坑豎穴墓，随葬品共計1000多件/套，以漆木器為主，其次為陶器，少量銅器、玉器、料器、竹器等。出土的一批珍貴的文字材料中，最具價值的是戰國晚期墓葬M274出土的形制罕見的長文木觚（一種多棱體木牍）。木觚正反兩面各七行，每行約50字，全文約700字，字型為典型的秦隸，是目前所見年代最早的，可謂“中華第一長文觚”。載有謀士刮說秦王寝兵立義之辭，“縱橫家”色彩濃郁，體例和文風與《戰國策》《戰國縱橫家書》近似。觚文不見于傳世記載，為我們提供了一篇全新的策問類文獻，豐富了戰國後期的政治史資料，是研究當時社會思想的珍貴文本。觚文涉及春秋戰國之際魏、越、吳之間的戰争關系，其中的“魏越宿胥之野之戰”等事件為首見，為探究春秋戰國之際的重要史事提供了新材料。還出土了一批罕見的葬具繪畫，為研究秦和西漢早期的葬俗葬儀、宗教思想、服飾文化與藝術造型提供了關鍵材料，對追溯中國墓葬壁畫的形成有重要意義。
雲夢是秦人統一南方的戰略要沖，鄭家湖墓地與楚王城城址及其周圍的睡虎地、龍崗、江郭、大墳頭等墓地是一個有機整體。這些材料生動展示了秦文化與楚文化逐漸融合、統一于漢文化并彙入中華文明的曆史過程，為研究戰國晚期至漢國中華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中華文明從多元一體到大一統的程序及其背後所反映的國家認同提供了典型個案。
慕容智墓出土成套金銀餐飲器具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供圖
尋找吐谷渾“大可汗陵”
甘肅武威吐谷渾墓葬群是一處唐代吐谷渾王族墓群。2019年以來連續獲得重大發現，創造了唐代考古的多個首次：首次發現唐代白葡萄酒實物遺存、木質胡床、成套鐵甲胄、六曲屏風、大型木質彩繪床榻、筆墨紙硯、木列戟屋模型；首次确認吐谷渾文、吐谷渾蓬子氏家族墓地；首次發現如此大量且儲存完整、種類多樣的唐代絲織品。
喜王慕容智墓是目前所見唯一儲存完整的吐谷渾王族墓葬。實驗室考古清理保護了該墓葬出土的紡織品、彩繪陶俑、漆木器等各類随葬品800餘件，多件為首次發現。出土的慕容智墓志首次提及吐谷渾“大可汗陵”的存在。
2021年，為解決“大可汗陵”具體位置、布局問題及豐富吐谷渾王族墓葬群文化内涵等問題，對新發現的天祝縣祁連鎮長嶺—馬場灘區3座墓葬進行了考古發掘。墓葬均為帶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單室磚室墓，墓道内均有整馬殉葬，1—3匹不等，亦見有燒殉的羊骨、牛骨等。墓室内出土有漆、木、陶、石、革及各類金屬器等随葬品290餘件，以殘漆木器居多，部分漆木器上有彩繪，并貼有金、銀箔，做工精美，裝飾華麗。從出土的墓志可知，該處墓葬群為唐早中期吐谷渾蓬子氏家族墓地。墓志中有關吐谷渾蓬子氏的記載，對研究吐谷渾史、唐與西部少數民族關系史、唐代軍事建制，特别是安史之亂前後唐蕃戰争、延州閣門府及“安塞軍”的來源等一系列問題具有重要價值。
和往年一樣，2021年中國“六大”考古新發現，再次從不同方面重新整理了已有認知，開啟了新的研究方向，并讓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考古工作是建構中華民族曆史和展示中華文明瑰寶的重要工作，既是一項重要文化事業，也是一項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工作。
（作者機關：中國曆史研究院曆史文化傳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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