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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廬的曆史非常悠久，據文獻記載可追溯到先秦時期。在漢文古籍中又寫作窮廬、穹闾、穹帳。穹廬即氈帳，又寫作旃帳，在古文獻中與氈帳同義的詞語有氈廬、廬帳、氈幕、帳幕、毳帳、百子帳。最早記載穹廬的文獻是《史記·天官書》：“北夷之氣如群畜穹闾，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暗含着象征特殊力量的氤氲之氣。在穹廬3000餘年的曆史中，它一直伴随着北方民族的生産與生活、貿易與戰争。以穹廬氈帳為日常房間的民族統稱為“氈帳之民”，包括匈奴、鮮卑、烏孫、吐谷渾、突厥、敕勒、吐蕃、契丹、奚、蒙古等草原遊牧族群。東迄松嫩平原，西至帕米爾高原、阿爾泰山，北自蒙古大漠，南到青藏高原，氈帳之民分布範圍極廣，涵蓋了整個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
經過曆代詩詞歌賦的反複吟詠和典籍文獻的不斷書寫，穹廬已從一個生活的意象、詩歌的意象拓展演化為自然的意象、社會的意象和文化的意象，“深刻地隐含着遊牧民族對宇宙的認知觀念，即穹廬觀念，也是遊牧民族遊動的、自然的、開放的經濟文化濃縮。”“其物質的載體便是氈帳，形成了與中原農耕文化有着巨大的差異而又相輔相成的中國北方草原文化。”進而融彙于中華文化的曆史長河中。
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司馬金龍墓釉陶氈帳模型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氈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内傷，願為黃鹄兮歸故鄉。”史載第一位和親公主劉細君（西漢宗室，漢武帝侄子罪臣江都王劉建之女）所作的《悲愁歌》，從一登場，就生動地描繪了穹廬的意境。為抗擊匈奴，結盟烏孫，漢武帝欽命劉細君為公主，遠嫁烏孫王。即使令人為之專做以解遙途之情的樂器“阮”（亦稱“秦琵琶”），也難解公主思鄉悲郁之情。穹廬（氈帳）成為遊牧民族的标志，在漢語語境中，穹廬成為北方草原民族的代名詞。
遊牧民族之是以普遍選擇“穹廬”式居住方式，主要是适應草原的自然環境和随水草遷徙的生活方式。氈帳是用木架和毛氈組合而成的一種可拆可卸、随時搬遷的建築形式，而其形制更多地受牧民長期形成的“穹廬觀念”的影響。“穹廬觀念”是對天地的整體的認識，“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内涵非常豐富。既包括了對有意志的“天”和“地”的虔敬，同時又有對日月星辰、山水草木以及各種動物的崇拜。同時還是一種生活态度，即把自己看成是自然的一部分。适應自然是遊牧民族一個重要的特征。所謂“草原野次，無有定所”，“穹廬到處即為家”。遊動與遷徙是北方遊牧民族一種曆史悠久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且已沉積為别具風格的草原民族文化。正所謂：“天地之間，風氣異宜，人生其間，各适其便。……長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宮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漁以食，皮毛以衣，轉徙随時，車馬為家。此天時地利是以限南北也。”（《遼史》卷三十二，《營衛志中》）
北方族群就是在氈房内外創造和演繹着獨特的草原文化。對于生産而言，它能适應遊牧生産活動頻繁遷徙的需要；對于戰争而言，能保證戰争戰術的多變性，進可攻，退可守。《漢書·匈奴傳下》：“匈奴父子同穹廬卧。”顔師古注：“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可見穹廬的形狀為穹窿形。西漢桓寬《鹽鐵論》描述，“匈奴無城廓之守，……織柳為室，旃廗為蓋。”明确了穹廬的制作方法為用柳條編織成架構，上面覆寫毛氈。西漢《淮南子》載：“譬如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淮南子》卷11《齊俗篇》）說明“窮廬”應當是移動的“穹廬”車帳。
古代的穹廬有多種樣式和多種制作方法，而這些不同的形态單獨存在時都可以稱之為穹廬。在北方遊牧民族中，其居住建築毫無例外的都是“穹廬”式的氈帳。此外，還有可行可駐的交通工具“穹廬車帳”，相較固定的“穹廬”而言，更便于遷徙和遊牧，随行随駐，構成了草原族群最為獨特的動态畫卷。
沙嶺壁畫墓野宴圖中的氈帳
穹廬和帳幕，兩者所指的建築形式有所差別，但也有重疊之處。穹廬是指包括蒙古包在内的北方遊牧民族包式建築的總稱。帳幕則指以氈布和木質構件作為主要建築元素的可移動式建築。大型車廬直到蒙元時期才出現，并僅有将領才能使用。南宋彭大雅《黑鞑事略》載：蒙古人有“運載大帳幕的大型車輛”，整個帳幕“不可卷舒，車上載行”，“車上室，可坐可卧。”其親眼目睹蒙古用20頭牛挽車的大帳幕車輛，直徑近30尺。傳統蒙古族帳幕包括蒙古包、帳篷與窩棚三種類型。在元代，蒙古文和漢文都未出現“蒙古包”一詞，當時蒙古文以“格日”（ger）指後世被稱為“蒙古包”建築形式。蒙古包呈圓形尖頂，底部是用木杆交叉系結形成的菱形網狀圍壁，頂部是用許多木杆呈傘骨形圍攏而成的錐形棚頂。四大結構為：哈那（即蒙古包圍牆支架）、天窗（蒙語“陶腦”）、椽子（蒙語“烏尼”）和門。包門一律開向東或東南，既沿襲以日出方向為吉祥的古老傳統，又可避西伯利亞的強冷空氣。從文獻記載來看，北魏時期拓跋鮮卑、吐谷渾、柔然、高車使用的“百子帳”具備了蒙古包的特征，和我們今天的蒙古包最為接近、最為相似。穹廬發展到百子帳階段是建築技術的跨越式發展。百子帳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建在城中的固定式永久建築，城郭之中出現了屋宇和百子帳交錯搭建的現象，“有屋宇，雜以百子帳”（《南史》卷79《夷貘傳下》），反映了鮮卑人定居的趨勢；另一種是建在草原上的“行屋”，随畜群而遷徙。百子帳就是穹廬、氈帳，“古号百子帳者，北之穹廬也，今俗謂之氈帳”（宋蔡縧：《鐵圍山叢談》卷2）；“百子帳，即穹廬也”。（《梁書》卷54《諸夷傳》；《南史》卷79《夷貘下》）
山西大同禦昌家園小區出土的北魏墓氈帳模型
有學者認為：百子帳是一種特殊的進階穹廬。北魏政權經常用百子帳賞賜北方的柔然、高車。北魏孝明帝正光二年（521年），北魏賜柔然降主什物，其中就有“百子帳十八具”。西夏國（1038—1227）亦将百子帳視為珍品。1177年，西夏國王李仁孝将百頭帳（即百子帳）作為禮物晉獻給金朝以表修好之心。（《金史》卷134《西夏傳》）
南齊永明十年（492）南齊使節出使北魏，北魏祭天儀式中供宴飲休息之處：“以繩相交絡，紐木枝枨，覆以青缯，形制平圓，下容百人坐，謂之‘繖’，一雲‘百子帳’也。于此下宴息”。（《南齊書》卷57《魏虜傳》）繖即傘也。繩索交絡、紐木枝枨，形制平圓，可張可合等，是氈帳最典型的特征。
唐代詩人白居易晚年在洛陽的宅院内張設了一頂青氈帳，乃胡風所染。于太和七年（833年）作《青氈帳二十韻》：“合聚千羊毳，施張百子弮。骨盤邊柳健，色染塞藍鮮。北制因戎創，南移逐虜遷。汰風吹不動，禦雨濕彌堅。有頂中央聳，無隅四向圓。旁通門豁爾，内密氣溫然。”所描述的就是百子帳。
近年來出土的北魏墓随葬明器和壁畫中，多有穹隆頂氈帳（即穹廬）的模型和畫像。2000年，大同城東雁北師院北魏墓群2号墓出土了3件氈帳模型，均為泥質灰陶片捏制而成。2006年發現的大同沙嶺北魏墓群壁畫宴飲圖中，繪有大小不等的5頂氈帳。2006年，内蒙古博物院從四子王旗收集的3具彩繪木棺，所繪氈帳的風格均與大同出土的風格相近。特别是大同出土的北魏琅琊王司馬金龍墓釉陶氈帳模型，成為北魏民族融合的有力佐證。開鑿于北魏文成帝時期的雲岡石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昙曜五窟”，其橢圓平面穹隆頂形貌的窟形，卻在南亞、中亞到中國新疆、甘肅地區皆無先例。“想來北魏時鮮卑拓跋族選用本民族傳統房間穹廬的形貌，來創造佛的房間，應是順理成章的事”。
山西大同雁北師院出土北魏2号基氈帳橫場模型
穹廬生涯，迥異農耕。漢文帝時期，北降匈奴的漢人中行說在與漢使的論辯中說：“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碛漠，謂穹廬賢于城郭，氈罽美于章绂，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故也。”（《新唐書》卷112《薛登傳》）
《史記·匈奴列傳》載：“歲正月，諸長會之于庭。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龍庭”就是遊牧汗國可汗的大帳所在地，亦即汗國的“首都”，它是不斷遷徙變動的。“龍庭”和“龍城”應是一個概念，唐朝詩人常用“龍城”來借喻遊牧民族首領的所在地。是以，“龍城”不是一族一地的專用名詞，應是各遊牧民族遊動的政治中心的代名詞。而可汗的“穹廬”大帳既是遊牧民族最高統治者的住所，又是全族最大的祭祀場所。
穹廬的居民駿馬平川，引長弓射大雕，不同民族不斷更疊，不斷重複進行“組合” “分解” “離散” “重組”，通常在出現具有強勢上司能力的人物後，會以橫掃之勢統一原本分散的各族，建立一個共同的族群意識。秦漢時的匈奴、北朝的鮮卑、隋唐時的突厥，都是如此統一草原的遊牧大帝國。這些龐大帝國，經曆了一段時期，又會再度分散，不再有共同的族群，直到另一位強權領袖出現，再一次統一草原——如此一再循環。在阿保機、阿骨打、鐵木真三人之後，草原上先後有了三次銜接聯屬的統一局面。遼、金、元三代出入中國，疊起疊亡，四五百年的南北激蕩，毋甯是穹廬與城郭的對峙、氈帳與屋宇的交織。“可以驅穹廬於幕北，複漢唐之土宇。”（司馬光：《言北邊上殿劄子》）遼人所創二進制管理政治制度（北院管理已經改編的北族諸部，南院以漢法治理漢人州縣），金、元都遵循，未有大的改變。
蒙古包
契丹皇帝的斡魯朵、四時捺缽住的都是氈帳。斡魯朵即宮衛制度，也稱宮帳制。《遼史》解釋：“居有宮衛，謂之斡魯朵。”此制漢王朝和其他少數民族王朝均未實行過，确屬空前創舉。“所謂斡魯朵，就是皇帝或具有皇帝同等威望的皇室成員或皇帝特别恩寵的重臣的行宮。”
遼雖設有五京（上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東京，今遼甯省遼陽市；南京，今北京；中京，今内蒙古赤峰市甯城縣；西京，今山西大同市），但這些都不是政治中心。大遼真正的政治中心是皇帝的四時“捺缽”（漢語譯為“行營”“行在”“營盤”），以及随皇帝出動的“斡魯朵”。皇都和五京是宰相以下官僚處理政務特别是漢民政務的地方。契丹舊俗，随水草，逐寒暑，往來遊牧漁獵。遼建國後，皇帝遊獵設行帳“捺缽”。大約到聖宗時，四時捺缽才有固定的地點和制度。正月上旬，契丹皇帝“每歲四時，周而複始”，巡守于捺缽。春捺缽為捕鵝釣魚及接受女真“千裡之内”諸酋長等的朝賀；夏捺缽是避暑，與北、南大臣議國政，遐日遊獵；秋捺缽是狩獵，入山射鹿、虎；冬捺缽是避寒，與北、南大臣讨論政事，時出校獵講武，并接受北宋及諸屬國的“禮貢”。四時捺缽是把遊牧民族“秋冬諱寒，春夏避暑”，随水草畜牧的生活習俗引入到政治管理中。而其中的漁獵活動，即以親身示範，教育其族衆不忘立國之資的鐵馬駿騎本色，保持一支能縱橫馳騁的勁健騎兵，以與中原王朝相抗衡。是以後來靠“騎射”建立的金、元朝也有捺缽之制，清朝則有木蘭秋獵的習俗。
《木蘭圖卷之下營》局部
宮殿式蒙古包是古代蒙古皇帝（即可汗）或上層王公貴族居住、行政、設宴、會客、避暑等或為某種宗教禮儀而建造的大型蒙古包。據《蒙古秘史》載：這種宮殿式蒙古包被稱為斡耳朵·格日、阿拉騰·斡耳朵等。意大利人柏朗·嘉賓在遊記中記載了貴由皇帝時期的宮殿式蒙古包：“當我們到達那裡時，人們已經搭好了一個很大的紫色帆布（毛氈）帳篷。據我們認為，這個帳篷大可容納兩千多人，四周圍有木闆栅欄，木闆上繪有各種各樣的圖案。”志費尼的《世界征服者史》記載失刺·斡耳朵的“頂棚用的是織金料子，同時對它整個複以白氈。”《史集》中也有相同的記載，這種大帳“其中可容千人”，“從來也不拆卸收起，它的挂鈎是黃金做的，帳内複有織物。”建造非常精緻。元代官修政書《經世大典》載，元泰定二年（1325年）二月二十六日，《敕造上都綜毛殿鋪設》，“成造地毯二扇，積二千三百四十三尺。”從地毯面積不難想見該殿可容千人以上。而且，擺列鋪設金銀玉帛的桌子可達一百餘張，裡面如同殿宇般宏麗，金碧輝煌。元代著名詩人薩都刺《上都雜詠五首》描寫道：“沙苑棕毛百尺樓，天風搖曳錦絨鈎。”揭示了這種帳篷高超的營造技術。柳貫《觀失刺斡耳朵禦宴回》對這座龐大的營帳做如此描繪：“毳幕承空柱繡楣，彩繩亘地掣文霓。辰旗忽動祀光下，甲帳徐開殿影齊。”并注：“車駕駐跸，即賜近臣酒馬奶子禦筵，設氈殿失刺斡耳朵，深廣可容納數千人”。規模之大、建造之精令人歎為觀止。
蒙古包在所謂“康乾盛世”的應用達到了清宮禮儀中的頂峰。清宮蒙古包作為獨特的建築類型自成一體，在形制與類型方面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趨勢，成為繼元朝宮廷帳幕之後蒙古包建築的又一典範。建設場所主要是京師宮苑（如中海、圓明園和承德避暑山莊）。文字記載與圖像史料描繪了紫光閣、萬樹園等處大蒙古包組群的筵宴場景；圓明園“山高水長”作為清帝宴賞外藩蒙古王公的朝政儀式場所，搭建有7丈2尺的大蒙古包；乾隆寝宮含經堂南廣場則建有梅花式蒙古包計5座，最大的直徑8米，組合後最小南北總長度為20.16米，供皇帝修行和供佛。熱河行宮内的萬樹園有不同規格的蒙古包28座，最大的禦幄蒙古包，直徑達7丈2尺，是乾隆召見王公貴族、宗教首領和外國使節的臨時宮殿。清宮蒙古包成為清代宮廷與蒙古諸部、西藏及外國宗教、政治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滿清帝國乃是一個兩元的結構：北方、西北的族群直屬于皇帝，皇帝經過内務府和理蕃院，管理皇室與這些部衆的來往。皇帝經常在草原上的一些獵場與蒙古王公會獵。滿清皇室與蒙古、西藏之間，是以朝貢與婚姻的方式，保持彼此間的密切關系。漢土的百姓是由帝國的政府進行統治，帝國的首都在北京；而滿清皇帝與蒙藏的共同信仰是喇嘛教，在承德建有衆多的喇嘛寺廟，象征滿清和這些蒙藏部族之間的密切關系。承德可以說是帝國草原部分的首都。“萬帳穹廬人醉，星影搖搖欲墜，歸夢隔狼河……”，亦如納蘭性德的《如夢令》小詞，穹廬的意象終歸被中華文化所涵化。
《苑西凱宴圖》局部
萬樹園賜宴圖
“傳播是一個文化趨同的過程，文化趨同的結果就是主體意識形态的成功建構。”穹廬不僅僅影響了當時人們的生活、人們的信仰，還超越了那個時代、那個地域，也超越了曆史。
參考資料：
1.楊福瑞，《北方遊牧民族的穹廬觀念與氈帳文化》
2.于學斌，《蒙古包和古代穹廬的關系辨析》《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2年3 月，第22卷第1期
3.楊泓，《探掘佛迹：中國佛教美術考古概說》，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2022
4.劉學铫，《遊牧文明與中華史：大遼王朝》，西安：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陝西人民出版社，2019
5.王仁湘，《了不起的彩陶》，《三聯生活周刊》中讀課程
6.額爾德木圖、張鵬舉、白麗燕、紮拉根巴雅爾，《清代宮苑中的穹廬——圓明園含經堂蒙古包研究》《建築遺産》，2018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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