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一個女人一生下來就是母親。
有這樣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為母性會随着懷孕和分娩來到女人身上，責任感和愛是自然的。然而，當女人和母親身份被綁在一起時，另一件事也同樣被捆綁上去了——關于“怎樣當一個媽媽”的各種嚴格規定。
于是，當媽媽不再是一項私人事業，而被劃歸為公共事務。
社會規範下的“好媽媽”
當媽媽可不是一項私人事業，
它始終被徹底地視為公共事務。
這個社會每天都告訴女人，她們因為本能天性而擁有這樣的母親天職。但同時，這個社會又決定了她們該以怎樣的方式來和孩子建立關系，以成為人們口中的“好女人”和“好媽媽”。
普遍的模闆宣告了為人母者應該以孩子為中心、耗費時間培育孩子，而母親被描述為發自天性地犧牲自我、不斷地完善自我、擁有無止境的耐心并緻力于以各種方式照顧他人，幾乎是要求她忘記自己的人格與需求。
而孩子們成長為一個和母親有所區隔的過程中，母親的身份也在改變。她們一開始是扶着孩子頭的母親，然後是推着嬰兒車的母親，之後變成揮着手的母親，接着是伸手等待被握住的母親，但她們總是母親。她們的發展是縱向的，而孩子則是遠離她們的“橫向”發展。
此外，社會曾一度要求“好媽媽”要像聖母一樣，象征着神聖、純潔、無性的人格。而自 20 世紀 80 年代後，社會要求這個母親人格要作為性感和被欲求的對象，就如同以下這些詞：“我想上的媽媽”“可口的媽媽”“性感辣媽們”。這些關于母親的新表述并不代表社會真的認為她們的肉體很迷人，而是說她們作為性幻想對象變得越來越有魅力，同時說明了社會正在賦予母親形象“應該擁有一切”這種額外的神話幻想。
在今天看來，一個女人不該“隻是”母親，如果想獲得認同，還該有個職業，在少得可憐的休閑時間裡去幼稚園或學校；盡管累得要死還是要展現性感。“我是個婊子，也是個好情人；我是個孩子，也是個好媽媽；我是個罪人，也是個聖人。”創作歌手梅雷迪思·布魯克斯的歌詞扼要地說明了這些沖突之處。
在這種情況下，現今嚴苛的标準是：女性的身體——懷孕時、剛剛生産完，以及在之後的多年中——必須在美貌與性态上符合同樣的異性戀标準。她們的身體沒有一刻是自由的，從保養美容到表現出某種程度的性感，而這種性感與她們自身對于“性感女人”的定義可能是不同的。也就是說，母親被如此要求是因為這些對他人有益，而不是為了她們自己，盡管母親本身可能也有性欲望及性需求。
社會不隻規範女性的外貌和言行舉止，還規範她們的情感。也就是說，有一套“對這個社會環境來說什麼樣的感受是恰當的，什麼是不恰當的”情感規則，社會會給予“好女人”和“好媽媽”以獎勵，諸如榮譽、敬重和接納。
是以，雖然母親們被孩子激發出的情緒并不相同，她們的感受也會因為孩子的表現、時間、空間及可獲得的援助而推移改變，但社會對她們的期待是——如果母親們希望被視為“好媽媽”，她們的感受必須是始終如一的。社會要求“好媽媽”要無條件且毫無保留地愛着孩子（否則就是不道德的）；社會要求女性要如同聖母瑪利亞一般，如果不能在孩子出生後就馬上成為聖母，至少幾年後也要到達這樣的境界；如果為母之路并非繁花似錦，那母親就要扛起這些痛苦，享受這些煎熬，把這些苦難視為生命中必要且不可避免的過程。
以下是一個男人寫給一個後悔當媽媽的女人的内容，充分說明了這個社會怎樣要求母親應該有怎樣的感受：
“别再抱怨了，最好别再像個孩子一樣抱怨個不停，試着對你的母親身份抱持感激并去享受它，這很難嗎？去請個保姆或是找個老太太幫你，你永遠不知道這對你會多有用。享受你的生活，别讓你的小王子控制你的生活，否則你會一直抱怨下去，然後搞砸孩子的生活，他會長成一個跟你一樣被寵壞的孩子。“還有，你可以等着瞧你接下來會有多麼快樂，而當你像其他人一樣忘記這有多艱難時，就是你想生第二個孩子的時候了。”
或者就如另一個對後悔當母親的女人的回應：
“嗯，至少她們勇敢地成為母親了，在這點上她們是值得尊敬的。當個媽媽當然會有疲憊和沮喪的時候——因為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這些都會過去的，日後她們回顧自己的人生時，會感到自豪。我們這一代幾乎不再懂得如何讓自己度過低潮并且忍受它，然後從中得到别人所沒有的快樂與滿足感。”
社會決定了這些母親應該要有怎樣的感受，也規定她們必須記住和忘卻的事情：以上兩段話都在安撫這些母親，如果她們能夠抛開這一刻的感受，随着時間的推移，在未來定能獲得喜悅。
但事實上這些聽起來像是社會為了維持生殖後代的傳統，需要確定廣大的女性，特别是所謂的“好媽媽”，将痛苦的時刻從目前的生活和記憶中抹去，以便讓她們“繼續努力”。是以，隻有讓受苦的母親保持沉默、不“小題大作”才能維持這樣的和平假象，讓這一切看起來如此美好。
“好媽媽”的表演
光是生育子女是完全不夠的，
她必須要表現出“正确的”媽媽的樣子。
這些關于母親情緒感受的規範，并不隻是來自外部，還被女性内化為自己的一部分。我們可以從這些仿如“母親應該有什麼感受”和“母親應該怎麼表現她們的情緒”的證詞中，了解到這種内化的程度：
提爾紗（有兩個介于三十歲到四十歲之間的孩子，她已經當上祖母）：
“我會做該做的事情。我會打電話，表達我的擔心，當然也表達我的挂念；我做出感興趣的樣子，我看望他們，邀請他們來度假，我做了所有該做的事情，像演戲一樣——但這真的、真的不是我想要的。我會去看望與我有血緣關系的孫子孫女們，但我其實對這一點興趣都沒有，那真的不是我想要的。當我盡義務時滿腦子想的是：‘這一切什麼時候才會結束，讓我回去好好睡個覺或是讀一本書，看部好電影或是聽聽廣播節目啊？’我對這些事情更有興趣，這些更适合我。我喜歡在花園裡工作，在院子裡耙樹葉……這些更像我想做的事情，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斯凱（有三個孩子，兩個介于十五歲到二十歲之間，一個介于二十歲到二十五歲之間）：
“當我女兒想來找我時，她打電話給我并登門拜訪，而我一直都很熱烈地回應她：‘哇！太棒了！我想死你了，等不及想見到你啦！’但事實上并不是這樣……這是某種形式的表演。我甚至沒辦法騙自己。”
娜奧米（有兩個介于四十歲到五十歲之間的孩子，她已經當上祖母）：
“我做那些例行的公事——比方說，他們每周都會來我這兒，然後我煮晚餐；我為他們的生日準備禮物；每隔一段時間就看看他們。我為了合乎社會标準而做了這些合乎社會标準的事情，如果這是所有當祖母的人會做的事情，那我就會去做。我不覺得自己想要去做這些事情，對我來說，合乎社會規範這個理由比當個好祖母或好媽媽還要重要。”
這些女性使用“演戲”“表演”“做出樣子”“騙”之類的字眼，可能意味着她們為了被視為“好媽媽”，進而表現出“一個母親該有的感受及情感行為”，表現得像是社會所期待的母親應該表現的樣貌。她們出于責任感而表現出标準化的母性感受及行為模式，但她們的實際感受和社會期待的祖母及母親的形象，差了十萬八千裡。
許多記述之是以沒有提到這些表現“好媽媽”的政策，是因為大多數人認為母性是發自自然的，母親的身姿是女性天性的一部分。但事實證明，對當媽媽而言，光是生育子女是完全不夠的：她必須要表現出“正确的”媽媽的樣子，并盡力完成母職才行。
這些參與研究的母親，其用詞顯示了她們試圖假造出“正确的”母性感受及情感行為，以便讓自己符合那些要求刻闆的母性典範。就像巴莉所說的：
巴莉（有一個介于一歲到五歲之間的孩子）：
“人們問我‘你有多喜歡當媽媽？’我隻能對此強顔歡笑，不然我能怎麼回應？說我非常凄慘？還是說這很艱難？或者說我很想我媽媽？”
馬娅（有兩個孩子，一個介于一歲到五歲之間，一個介于五歲到十歲之間，受訪時懷有身孕）：
“我記得在我女兒出生以後，所有已經為人父母的親戚朋友都跟我談起我接下來要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他們說：‘但這真的很有樂趣，對吧？’我隻能說：‘呃……是的……這真不可思議……真奇妙……’（中略）沒人知道我真正的心思。也許我不算是個值得贊揚的母親，但我好好照顧了我的孩子，養育他們并疼愛他們，我不會讓我的孩子因為情感上的忽視而痛苦。是以，沒人能得知我真正的想法，而如果沒有人能夠察覺我真正的想法，那我們當然也沒辦法察覺其他人真正的想法了。”
這些情感法則已經成為對母親們嚴苛要求的一部分，同時也忠實維護着“正确”的“好媽媽”形象。這樣的“好媽媽”形象迄今為止存在于大家的想象中，而人們不想冒使其他人感到震驚的風險。
“壞媽媽”形象的建構
當母親們沒有根據社會規範走，
她們很快就會從内到外都被貼上标簽。
在社會期待的“好媽媽”形象以外，社會也勾勒出“壞媽媽”的輪廓，以這樣的“好媽媽”“壞媽媽”的形象将女性分門别類。
當母親們并未根據這個模式所規定的道德準則走——不論是自願如此或是身不由己、處于生活環境的重壓之下。她們很快就會從内到外都被貼上标簽，她們被認為是能力有問題的“壞媽媽”、是道德和情感上有問題的叛逆者。
當發生以下情況時，人們會認為母親們沒有“愛心”：當她們在生産後“太快”或是“太遲”重回職場，或者再也不回職場時；當她們不喂母乳或者喂的時間太長、哺乳時太“公開”時；當她們“在家教育”自己的孩子，或者有些母親（不論是否是單親家庭）需要長時間離家工作而被指責疏忽了對孩子的照顧時。此外，單親母親、仰賴社會救濟的母親、新移民母親、女同志母親（這些身份通常是重疊的）往往會被更加嚴格地檢視。
是以，社會給這些女性貼上“壞媽媽”的标簽，并不隻是因為她們做了什麼或沒做什麼，而是因為她們在什麼樣的條件下當上媽媽，也因為她們的身份。如果她們貧窮且（或）沒有受過教育且（或）非白種人且（或）不健康（不管是精神上或身體上），大衆會懷疑她們是否有能力生養子女，會批判她們的決定，認為那樣的決定對孩子和整個社會都有着潛在的危害。
在許多國家，我們可以從嬰兒食品或尿布的廣告中看到，人們認為什麼樣的人是“好媽媽”。這些廣告不隻營銷産品，它們還把所謂的“好媽媽”具體化，告訴大家什麼樣的人有能力以“最符合健康需求”的方式養育子女。
社會建構起“壞媽媽”的形象，不隻是規範母親的行為或身份，還延伸到母親的感情世界中。那些感覺痛苦、憤怒、失望和沮喪，并把這些感受表達出來的女性，被視為能力有問題的女人，沒辦法履行她們“真正的使命”。
即使到了今天，我們已經看到更細緻入微的母親寫照，比起以往也有更多的母親能夠更常态地表達她們遭受的困難和痛苦，是以我們能夠更自由地研究并進行公開讨論，但母親身份仍然被困在人們的集體想象當中。
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社會對母親的期待越來越高，無數母親對自己的期望也越來越高，并深深陷入由感情、内疚、自我分析及沖突心理交織成的陰影世界中。在這種沖突下——盡管這樣的沖突心理伴随着我們所有的人際關系——社會似乎隻能忍受母親們抛出一種答案：“我愛母親這個身份。
本文摘自《成為母親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