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志傑
1939年9月顧颉剛受聘出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第一要務就是“動手動腳”去找人,延聘國學研究領域的頂尖高手,錢穆首先進入了他的視野。出生于1895年的錢穆,字賓四,是那個時代自學成才的勵志榜樣。後人評價說:“他來自中國社會最基層的鄉村,一生從未上過大學,更未出洋留學,完全靠自學成為名家,由鄉村國小教師、中學教師走向大學講台,成為大學教授、名教授、一代學術大師。”
錢穆
顧颉剛與錢穆相識于1929年四五月,那時顧颉剛請假離開中山大學,帶着家人返鄉蘇州,錢穆正在蘇州中學任國文教員,主講“國學概論”。當年4月15日,應蘇州中學邀請,顧颉剛前往演講,題目是《對于蘇州男女中學的史學同志的幾個希望》,這是兩人第一次會面。當時顧颉剛在史學界名氣已經非常大,能到一所中學演講,着實令人吃驚。估計,這樣高深的話語,蘇州中學的學生們了解起來有難度,但是作為講授“國學概論”的錢穆而言,會有所指導和觸動,對他日後繼續曆史學研究是有啟迪作用的。此次會面成為錢穆走向史學大家行列的始點。當年夏季,顧颉剛再回蘇州,看見錢穆正在撰寫的《先秦諸子系年》,非常看好,囑其為《燕京學報》撰稿,并力薦錢穆到中山大學任教,因蘇州中學校長力挽未成。
1930年秋,錢穆在顧颉剛的介紹下赴燕京大學就職,顧颉剛對初來乍到的新“北漂”錢穆給予了足夠的照顧,使錢穆感到“使餘無身居異地之感”。1931年夏,錢穆收到北京大學聘書,并得清華大學兼職,錢穆認為這一定是顧颉剛從中洽定,但是他并未就此事當面問過顧颉剛,兩個人都是敏于行而讷于言之類。1937年7月15日,北京大學教授集會,決議通電擁護抗戰,錢穆參加,并于當年10月離開北平,輾轉到衡州南嶽衡山長沙臨時大學文學院任教。長沙臨時大學解散後,入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直到1939年暑期接顧颉剛聘書,赴西遷至成都華西壩的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任職。
錢穆在《師友雜記》一書中專有《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一文,大緻介紹了自己在齊大國學研究所的一些情況:1939年錢穆在昆明避戰,正準備傳回家鄉蘇州前“颉剛來訪,彼獲流亡成都之齊魯大學聘,任其新設國學研究所主任職……餘允颉剛之約。惟既拟歸蘇州,須秋後始去成都,颉剛亦允之”。錢穆傳回蘇州後,因著作《國史大綱》出版不順,未能在當年秋後到齊大就職,于是寫信給顧颉剛:“餘通函颉剛,請假一年。顧颉剛複函,允薪水可照發,囑餘開始編《齊魯學報》,首期在上海接洽出版。餘念,獲一年薪水當另有撰述以報。”
雖然錢穆着手編輯《齊魯學報》是1939年,但第一期出版時間是1941年1月,讀者看到學報的時間會更晚。錢穆親撰《發刊詞》:“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本有無定期刊物一種,名曰《國學彙編》,十餘年來,幾度刊布。國難以逮,學校播遷蜀中,研究所改弦更張,于是有學報之結集。年定出兩期,茲當首期創刊,謹綴短辭以稔讀者。夫學問研讨,本屬平世之業,然兵燹流離,戎馬倉皇之際,學術命脈,未嘗護持赓續之望。此其例,古今中外,不勝枚舉。”《發刊詞》文采飛揚,用詞不像錢穆平日著作那樣深奧,讀來流暢上口。第二期出版的時間比上期晚了半年,頁碼由第一期的221頁增加到254頁。是不是在編輯這期時,錢穆已經知道了要停刊的消息,餘外加量,以便消化約來的文章?第二期作者陣容更齊整,文章類型更加豐富,使《齊魯學報》更趨完整與豐滿。齊大的學術研究與著作出版風氣極盛,對當時國學研究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顧颉剛
錢穆到達成都齊大國學研究所的時間大概是1940年秋天,他記錄道:“齊魯大學在成都南郊華西壩,借用華西大學校舍。國學研究所則在北郊賴家園,距城二十裡許。有研究所學生十許人。有一藏書家,避空襲移書賴家園,借研究所用。園中有一亭,池水環之,一橋外通。池中遍植荷,池外遍樹柳。餘尤愛之。風日晴和,必一人坐亭中讀書。餘又兼齊魯大學課,由賴家園赴城,坐雞公車,平生所未見也。每周必南北穿成都全城,在學校宿一宵,如是以為常。”
1941年6月,顧颉剛接受朱家骅邀請到重慶主編《文史雜志》,國學研究所内事務由錢穆具體主持,時至當年9月,顧颉剛正式赴重慶就任,錢穆出任國學研究所主任。當時所内設兩個研究室,十多名研究所學生,嚴耕望、杜先簡、錢樹棠跟錢穆研究明清學術流派和曆史地理考證。接掌國學研究所工作,錢穆沿襲舊制,繼續着顧颉剛的研究、治學、治所方略。稍有不同的是錢穆與顧颉剛個人性格迥異,因而治所風格與顧颉剛很有出入。
錢穆的學生兼助手嚴耕望回憶當時的一些情景說,這兩位先生對同人的看法大不相同。顧先生把一切人員都視為同僚,平時稱為先生,除夕吃年夜飯時,舉杯向大家說:“一年來都辛苦了,謝謝各位!”錢先生卻完全是另一番态度,他把所有助理員、書記都當做學生,平時直呼姓名。又顧先生負責所務期間,規定門房中,除星期天外,有一人值班,上自他本人,下至書記,輪流當值。自己當值時,自上午八時起就拿了簡單文具、書本,坐在門房書桌工作,有客人來自己傳呼。錢先生就懶得值班。這些小節就顯得兩位先生的性格、作風有很大差别。
方詩銘是顧颉剛和錢穆的學生,在《錢賓四先生散憶》文中他對兩位恩師的印象是,錢穆先生“對颉剛先生有知遇之感,相處甚得,在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時,颉剛先生亦倚之如左右手……賓四先生善言辭,長于演講,而颉剛先生則反是,上課時多寫黑闆,略加解釋而已。時我年齡甚輕,學問之道僅初窺藩籬,對兩先生的淵博浩瀚惟有瞠目震驚罷了。賓四先生講課時頗帶鄉音,蜀人初聽之下,頗有茫然之感。其後我嘗舉以告友人石念海,感同身受。念海山西人,往年初聽演講時,先生多次提到‘王今翁’,念海亦茫然,不知此為何人,後始知所謂‘王今翁’,實系王荊公(安石),又為之粲然。久之,我對先生的鄉音漸有所悉,再久之,更不覺先生言辭中有鄉音,如聽一般的國語。先生授課,于興緻之處,時高舉雙臂,慷慨激昂,間更縱聲而笑”。
錢穆對年輕學者給予很多鼓勵,就研究所的正式工作而言,不論研究員或助理員,都各自標明論題,自由鑽研,隻是每個星期六舉行一次講論會,分組輪流講演,或作讀書報告。
《責善半月刊》原意在供本所青年學子練習撰文,但同學寫文章的并不多,倒是很多已經成名的學人投稿刊出,因為當時大後方的經濟困難,學人論文刊出的機會不多。嚴耕望來所之後,錢穆讓他多為雜志寫稿,最好每月一篇。每有一篇文章刊出,錢穆總是很興奮地說:“那篇文章寫得非常好,如能如此,《責善》前途有望了。”嚴耕望說:“先生教人治學,常常強調要向大處遠處看,切忌近視,或規模太小。在講論會上,固然常常這樣提醒大家,在師生成群外出散步、旅行或與我個人閑談中,也一再強調這些意見。1942年9月28日,師生多人徒步旅行到新都賞桂,當日途中,先生談得很多,我在日記中寫下了兩千多字。例如先生說我們讀書人立志總要遠大,要成為移風易俗的大師,這才是第一流學者!專守一隅,做得再好,也隻是第二流。現在一般青年都無計劃地混日子,你們有意讀書,已是高人一等,但是氣魄不夠。過了幾天的一個晚飯後,錢穆在大門外又與嚴耕望閑談,錢先生說:“一個人無論讀書或做事,一開始規模就要宏大高遠,否則絕無大的成就。一個人的意志可以左右一切,倘使走來就是小規模的,等到達成這個目标後,便無霸氣。一步已成,再走第二步,便吃虧很大。”嚴耕望記得最深刻的是錢穆對他的告誡:“你将來必然要成名,隻是時間問題,希望你成名後,要自己把持得住,不要失去重心。如能埋頭苦學,遲些成名最好。”
嚴耕望
嚴耕望也沒有辜負錢穆對他的期待與鼓勵,跟随錢先生在齊大國學研究所研究學習三年後,在老師的推薦下進入中研院史語所追随傅斯年,逐漸曆練成為治史大家。更為可貴的是,受錢穆先生影響至深的《治史三書》至今還是暢銷書,是大學曆史系學生的入門必讀書。
自1939年秋至1943年秋離開,錢穆隻有1941年上半年去嘉定(今四川樂山)的武漢大學講學半年,其他時間一直在齊大國學研究所和曆史系做研究、教書。1943年秋,齊大國學研究所因故停辦,錢穆率弟子轉投華西大學。翌年齊大國學研究所複建,顧颉剛再任國學研究所所長,主持全面工作,遺憾的是顧颉剛此次重掌國學研究所,并未再邀隻有一牆之隔的錢穆共事。抗戰結束,顧颉剛到複旦大學任教,錢穆于1947年傳回蘇州,在此兩位又見了一面,乃平生最後之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