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能文能武的元帥，陳毅在很多地方都能發揮别人起不到的作用，這點在外交領域尤其突出，他經常能以他人意想不到的方式開展對外交流，取得遠超預期的效果。
陳毅
不過因為性格的耿直，在1965年出訪非洲的時候，陳毅無意間說出了一句不合時宜的話，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響，就連一向溫文爾雅的周總理得到消息後，都發了大火，大喊道：“誰給你的權力！”
門外的從業人員頓時默不作聲，因為他們很少見到周總理生這麼大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外交場合的一句“錯話”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大陸國内遭遇了嚴重的自然災害，經濟困難，與此同時，在國際上中蘇關系惡化，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依然對新中國封鎖孤立，形勢十分嚴峻。
為改善國際環境以促進國内經濟的平穩發展，中共中央決定在外交上采取措施赢得主動，而外交的重點就是剛剛獨立不久的亞非國家。
1958年，中央考慮到周總理身兼數職，太過勞累，便任命陳毅以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兼任外交部部長，由此拉開了陳毅正式負責外交事務的序幕。
1963年四月，陳毅跟随劉少奇主席出訪了東南亞四國，結束後剛剛回國的他又繼續跟随周總理用兩個多月的時間通路了亞非13個國家，行程多達1.8萬公裡。
在陳毅與周總理的密切配合之下，包括剛果、坦尚尼亞、中非、尚比亞和貝甯的十數個國家紛紛與大陸建立了外交關系。
新中國和平共處的外交理念也赢得了這些國家的認可，新中國的國際地位穩步提高，但百密總有一疏，就在通路亞非國家後不久，陳毅就犯了錯。
1965年6月，非洲國家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突然爆發了軍事政變。
這可讓周總理犯了難，因為根據會議的行程安排，他要到這個地方去參加即将召開的亞非會議。
周總理辦事一向細緻周到，當他看到電報後，便立刻陷入了沉思，政變到底出于什麼目的，有無超級大國插手，國内形勢怎麼樣……
想到這些，身在開羅的周總理便向毛主席發去了一封電報，請求臨時改變通路計劃，因為大陸的宗旨是不幹涉他國内政，此時再去阿爾及爾不合時宜，毛主席立刻會意，準許了周總理的請求。
于是，周總理便留在開羅等待，并派陳毅先去阿爾及爾觀察當地局勢的進一步發展。
召開亞非會議，是衆多亞非國家關心的大事，自從周總理在外交領域上提出求同存異的外交理念後，新中國在亞非會議的影響力也逐漸加大。
這次看陳毅來到了阿爾及爾，各國媒體紛紛向他詢問亞非會議還會不會如期召開，陳毅這人性格豪爽耿直，是黨内著名的“炮筒子”，見外國友人十分着急，他就在采訪的時候，毫無顧忌的直言道：“這次亞非會議必須開，而且一定要開好。”
陳毅的話給了大家一顆定心丸，各國媒體紛紛報道，一時間流傳甚廣，許多亞非國家也對此次會議的召開充滿了信心。
可實際上，阿爾及爾形勢緊張，會議沒能如期進行。也就是說，陳毅失言了。
這給新中國的國際形象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響。
事情傳到周總理那裡，周總理聽了以後怒不可遏。事實上，早在陳毅說出這句話的時候，就已經意識到自己說錯話了。
因為這一表态，一沒有獲得毛主席與周總理的許可，二違背了周總理之前囑托的“外交工作，授權有限”的交代，陳毅當時就十分後悔，眼看當時周總理已經從開羅傳回了北京，他也趕忙回到北京負荊請罪。
這天，陳毅來到了中南海西花廳，剛走到大門口，他就聽見周總理正站在門口發脾氣，“簡直是胡鬧，他簡直是胡鬧！”
這可把陳毅吓了一跳，因為跟周總理認識這麼久，從來沒見總理發過這麼大脾氣，隻見陳毅慢步朝總理辦公室走去，邊走嘴裡還嘟囔着：“我是來負荊請罪的。”
“陳老總，您來了。”門外的從業人員看到陳毅過來連忙迎了上去，小聲地問候道。
因為他們也很少見到周總理發脾氣，這讓陳毅心裡感到十分不安，但随即很快地就平靜了下來，他這一生都坦坦蕩蕩，對于這一次錯誤，自然也是敢作敢當，他輕聲的向從業人員問道：“總理這會在幹什麼呢？”
“在等你，總理從早上起來就在發脾氣。”從業人員朝他擠了擠眼，小聲說道。
陳毅站直身子，不再猶豫，大聲地喊道：“總理，我來了。”
聽到陳毅的聲音，周總理走了一步，停了一下，眼睛盯着他看，随後轉過身去，背對着他，急聲道：“你無組織無紀律。”邊說邊握緊拳頭，用力朝着辦公桌敲了三下。
陳毅知道，周總理這次是真生氣了，也沒有寒暄，直接承認了錯誤，隻見他身體站得筆直，低聲說道：“我錯了，我一炮沒放好，你懲罰我吧。”
周總理一向講究原則，這麼大的事豈可一句錯了就能了事，他大聲地說道：“就這一句就完了？你是中國的外交部長，不請示不報告就擅自表态，是誰給你的權力，這是國際影響問題。”
“我錯了，我向總理檢讨。”陳毅繼續低着頭向總理認錯，聲音提高了一些。
周總理聽後更加氣憤，大聲說道：“不是向我檢讨，是向毛主席，黨中央承認錯誤。”
聲音傳到門外，從業人員們都不敢說話，他們還是第一次見周總理發這麼大火，屋内的陳毅也愣住了，心中萬分愧疚。
周總理意識到自己的語氣可能有些重了，他舒了口氣，低了低頭，語重心長地對陳毅說道：
“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會帶來國際影響，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得知這件事以後，下了飛機就先向主席和中央彙報，你在當地竟敢不彙報就擅自做主，革命了大半輩子，連這點組織紀律性都沒有。”
陳毅知道周總理的良苦用心，他低了低頭，說道：“我向毛主席、黨中央作檢讨。”
當晚，檢讨報告就送到了毛主席的桌前，值得一提的是，當陳毅離開後，周總理目光嚴厲地看了一下周圍的從業人員，認真的說道：“你們不要害怕，在這裡我不批評他，出了門又有誰敢批評他呢？”衆人頓時釋然。
陳毅與毛主席和周總理
看完這件事，或許有人會質疑，陳毅作為外交部長，其外交能力是否一般呢，或者說他隻是協助毛主席和周總理完成了力所能及的外交活動。
當然不是。
事實上，在陳毅正式接替外交部長一職之前，便常陪同毛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參與外交活動，并學習他們的長處和優點。
1954年9月19日下午，毛主席接見保加利亞大使及文工團。這是陳毅第一次出席國家元首接見外賓的典禮。兼任外長後，他有了更多機會陪毛主席見外賓，從旁觀摩學習毛主席的外交風采。
毛主席
1955年10月，他陪同毛主席見日本國會議員代表團。陳毅事後說，主席表現出大政治家的風格，提問題非常尖銳透辟，每一句話都能說到人心裡，不敷衍了事，不說場面話。
說話方式诙諧幽默，又惹人深思，談笑風生之間使人忘卻疲倦，每一個論題都能别開生面，推陳出新，不拘泥于僵硬死闆的理念之中，使人如沐春風。跟毛主席共同接待日本國會議員的這次交談，讓他與對外交談有了新的體會。
1955年4月陳毅陪同周總理出席萬隆亞非會議。這是第一次沒有殖民主義國家參加的集會。
會上出現非常複雜的局面；某些國家代表在發言中對新中國作了一些公開和影射的指責。周總理沉着冷靜，臨時改稿，走上主席台，以誠懇大度的姿态說：
“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他泱泱大國的風度，合情合理地講道理，博得全場熱烈的掌聲，撥正了會議的航向，各國代表看到了達成協定的希望。陳毅說，周總理已處于主導大會的高峰。
萬隆會議上的周總理
陳毅曾在外交部的會議上說過，總理的外交方法十分值得學習，在外交場合中摒棄一成不變的模式，注重外交的靈活性，煥發出天才的光芒，周總理真堪稱馬列主義之中國外交家第一名也。
陳毅自從1958年正式接替周總理兼任外交部長一職以後，在數次的外交活動上都展示出了他出色的外交能力和富有創意的外交思想。
陳毅卓越的外交功績
1959年10月，日本自民黨元老，衆議院議員松村謙三來華通路，這是陳毅擔任外交部長後，接任的首位日本政府要員，當時在中美關系緊張的背景下，中日關系也處于冷淡的局面。
但中共中央意識到國家要發展，就必須逐漸與資本主義國家溝通關系，日本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在此次會談中，陳毅向日方表達了大陸希望中日兩國和平友好往來的願望，同時也對日本民間團體來華通路表示熱烈歡迎。
可在那時，兩國的民間來往，基本處于斷絕的狀态，于是陳毅便創造性地提出了“圍棋外交”，即以中日兩國都十分擅長的圍棋運動為切入點，通過圍棋的交流，逐漸拓寬民間往來的領域。
這一建議得到了日本方面的高度認可，而毛主席也欣然同意。
在之後幾年的時間裡，每年都會有圍棋選手往來中日兩國，進行比賽切磋，時間一長，那些日本棋手有感于大陸棋手的熱情友好，紛紛走上了促進中日友好的道路。
可以說，陳毅特色的“圍棋外交”為中日關系的破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當然，也為毛主席後來提出的“乒乓外交”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除了緻力于中日關系的改善以外，陳毅在推動中美關系的發展上，也頗有建樹。
1969年春，中蘇爆發了震驚世界的“珍寶島事件”，大陸的國家安全受到了嚴重威脅，陳毅接到通知後，立即與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三位元帥聚在一起召開了對國際形勢探讨的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陳毅明确表示，國際關系錯綜複雜，但中心是中美蘇三大力量的鬥争。
在可預見的時期内，美蘇單獨和聯合發動大規模侵華戰争的可能性都不大。
目前中蘇沖突大于中美沖突，美蘇沖突大于中蘇沖突，我們要從戰略上利用美蘇沖突，有必要打開中美關系，正是憑借陳毅對國際局勢的正确把握，中共中央及時抓住了這一曆史機遇。
三個月後，中美大使級會談順利恢複，為後續的尼克松訪華和中美建交創造了有利條件。
尼克松訪華
陳毅為大陸外交事業做出的卓越貢獻，同他在革命年代的巨大功績一樣是不可磨滅的，他在外交活動中踐行的一些思想和方法，至今仍是大陸外交人員進行外交活動的寶貴經驗。
與周總理深厚的革命友誼
有人問在周總理發脾氣以後，兩人的革命友誼是否會受到影響呢，當然不會，恰恰相反，陳毅和周總理之間的深厚友誼一直貫穿始終。
從1927年8月2日，陳毅和周總理在臨川第一次見面開始，兩人就一直坦誠相待，陳毅更是多次表示自己從周總理那裡學到了很多的東西，而周總理也是對陳毅務實的革命态度十分認可。
1955年，我軍實行了軍銜制度，當時在讨論元帥授銜的問題時，中央有些人員覺得陳毅已經擔任了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不宜再授元帥銜。
關鍵時刻，周總理站了出來，他堅定的支援讓陳毅當元帥，周總理說道：“軍銜授予，對陳毅同志現在和将來的工作均無不便之處，平時可以不穿軍服，蘇聯的布爾加甯原也有元帥軍銜，現在他做部長會議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帥頭銜了，這就是一個例子。”
也正是在周總理有理有據的據理力争之下，陳毅的元帥授銜最終得到了大家的一緻認可。
在後來的一系列外交場合上，陳毅更是擔任了周總理的助手，兩人密切配合，使大陸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
1972年1月6日，陳毅在北京病逝，得知消息的周總理難掩悲痛，泣不成聲，此時的周總理也在被病痛所折磨，但他還是連夜趕到了北京301醫院送自己半輩子的革命戰友最後一程。
後來周總理親自籌備了陳毅的追悼會，在1月10日的追悼會現場，周總理站在台上，含淚宣讀了陳毅的悼詞。
陳毅是以其自身獨特的人格魅力形成了他獨特的外交風采，就像中國風雨一路走來，無數的革命前輩一樣，陳毅始終堅守初心，敢作敢當，把自己奉獻給國家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