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在有明一代，或從整個中國思想史的角度看，陽明都是值得談的，一般書寫得不好，是以更需要談。我如要寫陽明，就想寫點兒别人沒寫的東西。問題是我手中所能掌握的材料，卻讓我不太能施展得開。我出身學院，總有點考據的訓練的。所謂考據即現在說的科學，講的是證據，學術上要求有一分證據才能說一分話，不能望文生義，更不能杜撰事實。有關陽明的書，不論史部、集部還是現代人的專著都不算少，但可供我使用的材料卻十分有限。
王陽明畫像
我想這是源自我們中國人編文集的一項傳統。古代文集很少是自己編的，别人幫你編的時候，想到的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總在修身、治國、平天下的幾個議題上打轉。萬一發現有點争議文字，便發揮“為賢者諱”的心理，将那些東西删之棄之了事。……
研究一個人，還需要一些“私”領域的資料，譬如他生活上的偏好、飲食起居的習慣，以及人際關系或與人相處的細節等，就算是缺點，也是很重要的。有了這些材料，傳記才可以算是活生生的傳記，所記的人是高矮胖瘦、會思考、有行動的人，而非隻是一個薄薄的“紙片人”了。
這得怪編書人的不察，他們欠缺多元觀念。文集也有些是自己編的，卻也一樣有這毛病。編自己文集的，也許沒想到要朝自己臉上貼金，但總希望能幫自己留下“流芳萬世”之作，其他自認不登大雅的東西，都投入廢紙簍了。像徐文長那樣自著《畸譜》，專曝自己的短，諷刺自己說“幾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或如王船山自題畫像，說“龜于朽後随人蔔，夢未圓時莫浪猜”，說得這樣頹廢、真實，是少數中的少數。大量删除自己認為“不重要”的作品，這是古代編書的習慣。你不能說他們都錯了，以往刻書不易，去蕪存精是必要的手段，但什麼是蕪什麼是精，得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徐渭畫像
研究一個人，不能光憑他隻想示人的一面。盡管那些原想示人的資料不見得不可信，但對一個人跌宕的一生，正面的資料其實沒有太大佐證的作用。一個人的光明，往往得靠他身後的陰影來襯托，是以陰影是重要的。……是以那些不是很正面的材料，反而是了解一個人最重要的憑據。
回過頭來說說本書的主角王陽明。王陽明最大的貢獻在于他掙脫了幾百年以來“理學”的束縛，提出了“良知”這個觀念。良知是個人的，用一句現在人的話來說，所謂良知便是我權衡世上所有價值的标準。陽明又認為，良知是每個人天生就有的，不是要到大學讀了個學士、博士才會有的，也不是做了大官、發了大财才有的。這良知的标準早深植于我們的心中，無須朝外去求，朝外求也求不到，我們隻要依着這既有的良知去為善去惡，每個人都有機會完成自己，也可以成聖成賢。陽明的良知學，讓很多人走上善途，而且充滿信心，這是陽明對學術、對世人的主要貢獻。
陽明對良知的體悟，是在他“居夷處困”的狀況下展開的。簡單的真理，背後卻充滿了争議與沖突，包括個人的與環境的，這是必然。但我們看陽明的文集或弟子編的《傳習錄》，有關争議與沖突背景的記錄卻很少，有的話，也不見細節，所有的叙述都顯得過于表面化了。
《傳習錄譯注》
不隻如此，文集與傳記中相當詳細地記錄了陽明與弟子之間的各項行事與對談，對陽明的外在功業，也記載得巨細靡遺，卻很少甚至不記陽明的家人。舉例而言，陽明與他父親王華的關系，是和諧呢還是緊張呢？
王華是成化年間的狀元，陽明是他的長子，他對陽明的督責應該是很嚴的。陽明自少就有應考中舉的壓力，這壓力可能來自社會，而來自父親的更大。錢德洪輯《陽明先生年譜》（以下簡稱《年譜》）曾記陽明十一歲時與塾師意見相左的對話，陽明曾問塾師何為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登第耳，陽明不以為然地說：“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塾師是王華請的，塾師的意見其實便是王華的意見，陽明不以為然，可見陽明的内心，對狀元郎的父親不是表面上的那麼欽服，至少在延師課己這一事上不是這樣。
王陽明寫給父親王華的《寓贛州上海日翁書》，餘姚博物館藏
之後陽明十五歲時，因看不慣朝廷平亂無功，一度想上書皇帝，又曾被王華斥之為狂，細節是什麼并不很清楚。王華對兒子的斥責可能是對的，因為陽明當時太小了，這些事不該由他來管，然而這些事都顯示少年時的陽明，與他父親或父親所代表的權威格格不入。
陽明十七歲到南昌迎娶，隻知道這位夫人姓諸，第二年陽明歸浙時曾攜她拜訪當時的大儒婁諒，但自此之後，《年譜》與其他的記錄都缺少諸夫人的影子了，隻在嘉靖四年正月，陽明時年五十四歲，《年譜》僅記“夫人諸氏卒”。諸氏一生未有生育，陽明長子正憲是“族子”過繼來的。陽明後來續娶張氏，諸夫人死後一年的十一月，張氏為陽明生了個兒子名叫正億，正億出生兩年後，陽明去世。
遍查所有資料，陽明本身的家族史，隻零星出現這幾個記錄，其他就沒了。陽明也寫詩的，詩是最富感情、最為“言志”的文學，但陽明跟傳統詩人一樣，關心的是旅行、山水與朋友，而朋友也大多是成年的男性，很少有為家人寫的詩。
[明]戴進《山水圖》（局部），故宮博物館藏
另外，陽明身體的情況應該不很好，他以中國人的算法也隻活了五十七歲而已，就以當時的标準而言，也算死得早了。他一直有“痰疾”，咳起來往往不能停止。他一生的最後一年，在平定了廣西思、田之亂後上書給皇帝，曾說：“臣自往年承乏南、贛，為炎毒所中，遂患咳痢之疾，歲益滋甚。其後退休林野，稍就醫藥，而疾亦終不能止。自去歲入廣，炎毒益甚，力疾從事，竣事而出，遂爾不複能興。”他說的當然是事實，可見這病在他第一次建軍功平南、贛之亂時就有了，上書之後不久，陽明死在歸途，他的一生可能以劇咳告終。陽明得的可能是肺癌或有傳染性的肺結核，但當時人并不知道這種病。可惜的是，不論陽明自己的文集或弟子編的《年譜》，有關這方面的描寫并不多，這使我們對陽明的一生，缺少了健康上的證據。
當然，不論陽明個人還是他的思想，都是可以研究的，隻是缺乏了這些細節，研究的效果就會打了折扣了。我在書裡，已盡量将陽明的背景材料運用出來了，包括時代的與他自己的。他與當時流行的朱學，有不少相異的地方。他哲學的标的，在把人對外在事物的專注轉回對内心的探索。
陽明跟孟子一樣，是個處處有“不忍之心”的軟心腸的思想家，他不說自己與朱熹不合，而是說朱熹晚年思想已轉向，他寫了篇《朱子晚年定論》的文章，引起很大的争議。這件事很有趣，連他自己也知道要說朱熹的轉向，理由是不太充足的，但他為什麼要這樣做？真正的原因，是他不願對朱熹“直斥其非”罷了。
朱熹畫像
他心腸軟也表現在他對父親就算心存不滿，但辭色仍恭謹不逾，從未有過忤逆的行為。另外，他率兵對待下屬、對待敵人都體恤又仁慈，戰争不得已有殺戮，數量是不多的，而且兵燹之後，一定想盡辦法來平治地方，不斷對當地實施柔性的教化，這都是他極仁慈又細心的地方。
但他面對比自己高的政府與官僚，往往過于嚴正，不假辭色，偶爾會有比較放肆的行為。比如，他因戴銑案而遭“廷杖”，後被貶貴州龍場；平宸濠之亂後曾上書皇帝，要求武宗：“罷息巡幸，建立國本，端拱勵精，以承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觊觎。”說得直接又嚴正，這都是他十分特别的地方。他雖然有功于國家，卻沒受到朝廷太大的禮遇，原因在此。
貴州龍場陽明洞
這些事，我在書中都設法點出了，但受限于記載過于表面，細節往往不好讨論，我認為這樣的陽明是不足的。我說過，我受的學術訓練，不容我在沒有根據的情形下“杜撰”一個“新”的陽明。我雖盡力追求靈動，但還是覺得說的、寫的不夠精彩，這一方面有我個人的問題，而受限于材料，使我不容易探到他人格的“縱深”，也是事實。
最後，我想談一談我對陽明這個人與陽明學的整體感受。
陽明整個人在中國傳統社會是個“異類”。他從小就不太受繩墨限制，不喜歡儒家四平八穩的那套，少年喜歡兵法韬略，十五歲登居庸關，便有經略四方之志，之後喜歡道教、佛教，這個不尋常的舉動，可由結婚當天還夜宿道觀見出。婚後一年見到當時大儒婁諒，才“折節”做起正統儒家的學問來，但他做儒家學問也充滿沖突性，波折不斷，并不是一帆風順的。這些沖突與波折源自他的懷疑，他對任何既存的道理都抱着懷疑的态度，高潮是他跟同樣年輕的朋友一起“格竹子”的故事。
“格竹子”的故事發生在陽明二十一歲時，他照朱熹在《大學·格物補傳》上說的“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的說法，他與朋友都用這種“格”法以圖做到經書上的“格物”，但物沒格成，他們都病倒了，他因而認定朱熹的格物說是有問題的。
《四書章句集注》，[宋]朱熹 撰
其實朱熹并沒要人用這樣的方法來格物，是陽明誤會了，不過這場誤會卻造成了陽明的大發現，也就是《大學》講的“格物”，不是研究科學上的“格物”，“格物”也不能單獨地講，而是要與下面的“緻知”連在一起講。照陽明後來的發現，“格物緻知”講的就該是“知行合一”與“緻良知”，而唯有用這個方法，才能銜接後面的“誠意”“正心”，“《大學》八目”才是所謂的一貫之學。
“格竹子”對陽明來說是一個困頓與挫折，被貶龍場是他的另一個困頓與挫折，但龍場三年，讓他體察出“良知”的意義，而良知又與他“格竹子”失敗後發現的《大學》格物緻知之旨相結合，最後成為陽明學“緻良知”“知行合一”的核心。
因好奇與懷疑，加上不斷地思考與探索，陽明發現了許多真相，而陽明發現的真相，對道德的建設與人的完成，是有積極貢獻的。儒家文化自孔、孟以來都講貢獻所學、有益社會，但格于現實，真正能實踐有成的，卻是少數又少數，是以陽明的成就，益覺珍貴。
陽明在《答羅整庵少宰書》中說：
夫學貴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于孔子者乎！
這真是一段倔強又有見地的話，可以把陽明懷疑與探索的精神表露無遺。
《陽明學十講》是從電台的演講整理出來的，因為是給一般人聽的，是以要盡量簡單明白。我想最好的方法是有話就直說，一句能說完不說第二句，避免書成為人見人“畏”的學術著作，也不作煩瑣的注解，書後也不附引用書目了。當然談的是陽明，還是要征引一些曆史資料的，我在引證資料時也盡量求簡明通順，不讓它過于夾纏。陽明哲學的特色就是化煩瑣為簡約，又強調身體力行，我認為真正的孔子與真正的儒學，就該是這個樣子的。……
辛醜（2021）年春月，序于台北永昌裡舊居
（上文摘自《陽明學十講·自序》，标題為編輯所拟，有删節。）
直播預告
知行如何合一：
《陽明學十講》新書釋出會
☑ 時間：9月18日（周日）19:00—20:30
☑ 嘉賓：
周志文 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何 俊 複旦大學特聘教授
燕 舞 《社會科學論壇》雜志編委
閱讀王陽明的非凡人生經曆
體悟陽明學的知行合一之道
《陽明學十講》
周志文 著
簡體橫排
32開 精裝
978-7-101-15730-7
48.00元
内容簡介
《陽明學十講》是著名學者周志文先生基于講稿整理而成的新作。作者有着深厚的學養，秉持“有一分證據才能說一分話”的态度，通過對陽明學之前儒學曆史的溯源、陽明學出現的背景分析、陽明人生與學術的精到論述、王門後學的發展以及對後世的深遠影響，使讀者能夠在平易而有力的話語中，深切感受到王陽明“不世出之天姿”，“冠絕當代，卓立千古”的道德、功業與文章。
作者簡介
周志文，祖籍浙江天台，1942年生于湖南辰溪。台灣大學文學博士，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現已退休。主要從事明清學術史、明清文學、現代文學研究，博涉廣獵，著述頗豐，其中學術著作有《晚明學術與知識分子論叢》《汲泉室論學集》《論語講析》等，另有散文随筆集《同學少年》《時光倒影》《家族合照》等。
目 錄
<<<滑動檢視本書目錄>>>
内頁欣賞
【預售】陽明學十講（贈作者周志文先生簽名钤印藏書票一張）
（統籌：一北；編輯：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