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兩國有許多機會和可能性走到一起王輝耀對話弗雷德·伯格斯滕

2022年9月30日，全球化智庫（CCG）舉辦線上對話活動，CCG理事長王輝耀與美國最傑出智庫之一的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的創始人、《美國與中國：尋求全球經濟上司力》一書的作者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展開對話。雙方圍繞中國崛起背景下中美“有條件競争合作”的挑戰與機遇等話題進行了深度探讨和分析，以下為對話實錄内容節選：

弗雷德·伯格斯滕：衆所周知，中美關系面臨着許多困難，按照一些人的說法現在甚至正走向一場新冷戰和對抗，這種對抗對于全球安全和政治關系是十分危險的，我們必須避免其對世界經濟體系可能帶來的威脅，這就把首要責任放在了中美兩國。我在書中提出的是一個新的系統，我稱之為功能性脫鈎（functional decoupling）。我們知道中美在政治、安全和價值觀方面的許多問題上存在分歧。至少在一段時間内如此，這很不幸但恐怕也無法避免。那麼我建議，盡管在衆多問題上存在分歧，但我們認識到合作對于發展、支援和發揮一個穩定繁榮的世界經濟、為更廣泛意義上的和平世界作出貢獻是必不可少的。

人們談論修昔底德陷阱，認為兩國緊張關系存在更新成真正沖突的風險。在我的書中，我認為存在一個經濟上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崛起的中國确實挑戰了美國的現任權力，正如你提到的貿易戰仍然存在。拜登政府取代了特朗普，但并沒有解決貿易戰。是以在我看來，我們兩國需要一起解決我們之間的貿易沖突，在經濟問題上進行合作，提供一種共同上司，保持經濟朝着正确的方向前進。這将要求中國和美國之間有新的願景、新的合作和新的政策倡議。

王輝耀：謝謝您出色的總結。目前世界逆全球化趨勢顯著，包括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爾伯格陷阱，不過随着時間推移，差異還會将保持，但會開始試圖接受彼此。目前有太多危機疊加：三年的新冠疫情破壞了世界經濟，俄烏沖突仍在更新，我們似乎即将進入又一次世界大戰，并面臨一個新的布雷頓森林時刻。那在接下來維護全球經濟上司地位和解決危機方面，我們需要加強什麼?

弗雷德·伯格斯滕：正如你所說，美中兩國有許多機會和可能性走到一起，共同發揮全球經濟的上司作用。美國退出最初的TPP是一個巨大的錯誤。事實上，我們可以在該地區性背景下就其他雙邊經濟分歧進行談判，我認為這可能是一種政治難度較小的方式。正如前述，中國經濟大緻與美國相當，甚至在某些名額上超越美國，中國已經在國際金融領域的一些方面提供了非常有建設性的、非常有效的上司。坦率地說，在過去20多年裡，美國對全球化的政治支援已經下降了。如果美國要恢複其在全球經濟上司地位中的份額，就必須扭轉這一趨勢。

王輝耀：我認為你一直在思考全球問題，特别是全球體系改革問題。實際上，前段時間我和哈佛大學錢校長拉裡·薩默斯就開發銀行作用領域問題進行交流，拉裡·薩默斯曾經在世界銀行工作，中國也啟動了亞投行，那麼，你對開發銀行領域有什麼看法？

我們最近看到一個趨勢，即人們在不同的領域上做自己的事情，卻并沒有真正進行合作。中國在近十年前推出了“一帶一路”倡議，最近我們看到拜登總統推出了“重建美好未來”（B3W），七國集團談到了基礎設施計劃，還有歐盟推出了“全球門戶計劃”（Global Gateway）。所有的政府都意識到，氣候變化問題日益嚴峻，以及基礎設施愈發重要。我也和前世界銀行行長左利克談過，我們在想是否可以在全球基礎設施方面進行合作。是以，你認為有什麼可能性，比如說亞投行是由中國牽頭的，世界銀行是由美國牽頭的，亞洲開發銀行是由日本牽頭的，這些開發銀行能否真正合作，或者将亞投行（AIIB）更新為全球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美國、中國、歐盟和其他許多國家是否可以做一些工作來重建這個世界？另外，在烏克蘭危機之後，我們也可以對烏克蘭進行重建。

弗雷德·伯格斯滕：你說的完全正确。當然，中國已經以很大的優勢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貸款出借國，是以，發展融資是一個重要的領域。中國可以在協調世界的努力中發揮主導作用，提供給開發中國家必要的援助，并以這種方式促進全球增長。美國的另一個巨大錯誤是拒絕加入亞投行，這是在奧巴馬時期。我完全同意拉裡·薩默斯的觀點，美國不加入亞投行是一個巨大的錯誤。美國遊說其傳統盟友不加入，是一個更大的錯誤。但幾乎所有盟國都拒絕了美國的遊說，并加入了亞投行，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其他多邊機構合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我在書中表示，美國現在應該回來，到北京的朋友那裡說，‘好吧，我們又考慮了一下，我們想加入亞投行，成為一個非區域成員，就像我們在其他開發銀行一樣，并作出積極貢獻’。我認為到目前為止，亞投行在符合國際規則、國際規範方面無可挑剔。它迅速擴大了規模，成為一個重要的貸款人。它一直保持着我之前在貿易和信貸事務方面所說的（角色）。與其有單獨的中國道路、美國道路和歐洲道路，不如把它們放在一起。競争在某些意義上是好的，亞投行和世界銀行在互相影響下可能會做得更好，它們都已經看到了共同資助許多項目的好處。我認為在未來，需要更多與“一帶一路”倡議有關的項目。

對此有一些質疑的聲音，如你所知，“一帶一路”倡議旨在促進中國的一些道德安全或政治和外交政策目标，也可能在一些借款國造成過度的不利影響，其中一些現在就開始顯現。是以我認為，無論是“一帶一路”倡議本身，還是美國和其他非參與者目前都應該聚在一起，努力改善這種結果。我在書中主張，中國必須在管理全球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這就要求全球經濟在規則和規範方面做出一些中國偏好的改變。其中有些可能會讓美國和其他國家感到不适，有些可能不能接受，但關鍵是要聚在一起，談論這些改變，并本着合作的精神進行嘗試。我認為，除非美國愚蠢地認為它真的可以成功地遏制中國，否則唯一的選擇就是尋求一種新的合作模式，是以我在敦促我自己的國家。

在我停止談論之前，我要補充的一個好消息是，拜登政府确實允許我所談論的那種功能脫鈎（存在），我反對國家脫鈎。很多人都在談論美國和中國脫鈎的問題。在我看來，整體意義上的脫鈎将是一場災難，它不可能成功，甚至不應該去嘗試。功能性脫鈎要求承認我們在安全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問題，但我們必須在經濟方面進行務實的合作。正如最近發生的事件所顯示的，我們可以做到這一點，即使我們在其他領域的議題上存在分歧，我認為這種方法是我們現在需要追求的。拜登總統允許這樣做，甚至在他上任之前，就發表文章（闡述類似觀點），政府的其他高層人士也寫過類似文章，而且他們在上任後也這麼說過。他們認為中美關系存在不同的“籃子”。有些籃子裡的問題會産生對抗，有些會産生競争，有些會産生沖突，有些會産生合作。他們拿雙邊應對全球變暖和新冠疫情作為案例。

我将把經濟問題放入合作這個籃子。我認為這是現在的關鍵點，除了全球變暖，我們需要在政府的高層達成協定，把經濟問題放在合作這個籃子裡。功能性脫鈎我認為已經證明是有效的，在其他領域，通過跟别的國家合作已經發揮作用。我認為它甚至在烏克蘭危機中也可以發揮作用。而且我相信這就是願景，這就是我們兩國必須追求的道路，否則就會向新的冷戰的消極方向發展，我擔心我們會繼續下去。

王輝耀：是的，你說得對。我認為，我們看到了一種雙邊迅速疏遠的趨勢。我們需要建立對話的機制。我認為，由于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和去全球化趨勢，我們确實看到拜登政府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的一些變化，強調有投資、聯盟也有合作。但如果是建立聯盟，讓我們有更多的經濟聯盟，而不是安全聯盟。中國正在進行經濟方面的合作，如“一帶一路”倡議、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和中國非洲合作等。而美國則緻力于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系（AUKUS）、四方安全對話（QUAD）和五眼聯盟等。我認同你的功能性脫鈎的想法，可以脫鈎意識形态，不要脫鈎經濟合作。

弗雷德·伯格斯滕：是的，正如我在書中說的那樣，我所提議的是有條件的競争性合作。它包含競争、合作和條件三個部分。我們已經談到了競争和合作，但我也認為，這樣的競争和合作是有條件的。因為現在中國與美國在整體實力上旗鼓相當，在大多數經濟名額上也是如此。在這一過程中，世界要充分考慮到中國的新角色，中國的上司潛力和上司責任，以及美國和它在歐洲和加拿大的傳統盟友在這方面的責任。這就是我的基本觀點。與中國的談話将必須以對等的方式進行，在兩個基本平等的國家，兩個超級大國之間以公平和平衡的方式進行。

王輝耀：謝謝弗雷德。和我對話的艾利森提到雙邊關系應該是“理性敵對”（Rivals within Reason），約瑟夫·奈也提到希望這種競争合作關系（Rivalry Partnership）能夠發揮作用。如你所說，中國正在崛起。中國的崛起有自己的邏輯，即憑借五千年的曆史和不間斷的文明和偉大的儒家傳統。随着現代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總體上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這是對全球和平與繁榮的實際好處。

但我們最擔心的還是台灣問題。最近，美國國會在研究“台灣政策法案”，建議把台北辦事處更新為“台灣辦事處”作為強制性要求列入法案。現在有所降溫，目前這一“更新”可能不是強制性的，而是建議性的，美國政府可能會接受，也可能不會。他們還曾說建議授權國會審批美國駐台北的代表。但現在反對阻力也很大，他們可能放棄了這一做法。是以，針對這些事項，您認為我們在中美能真正起到解決問題的方案有哪些？您的解決方案是什麼？或者您有什麼建議？中美應該如何在這種複雜和緊張的情況下繼續相處？

弗雷德·伯格斯滕：台灣最能展現我所說的問題。我擔心我們可能會繼續在台灣問題上産生分歧。我認為我們可以在内容上做到下面這一點。通過溝通，我認為我們可以避免敵對的沖突，但我覺得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有一定程度的分歧會持續下去。對于一些其他問題，我們可能也會繼續保持不同看法。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呼籲我們去做功能性的決定，把那些我們确實有分歧的問題放在一邊，在經濟議題上進行務實的合作。我認為這是很有可能達成成果的。我認為美國會同意這樣做，但我不知道中國是否會同意。台灣顯然是中國的一個核心利益。但根據我的解讀，一個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也是中國的核心利益，而威脅到該開放經濟體系持續發展的潛在影響因素，對中國也是非常不利的。是以，這是一個重要的考驗。

我想回應一下您之前的某個觀點。您談到在美國國記憶體在着某種對華共識，您擔心這種共識将會導緻美中走向對抗，甚至出現新冷戰。在美國的确有一個廣泛的共識，即中國是美國的一個真正的競争對手，是一百年來第一個真正的對手。在這一點上是有共識的。然而，在如何應對中國這一問題上，美國沒有共識。特朗普試圖遏制中國，正如我所說的，它失敗了。拜登延續了特朗普的一些政策，但他的語氣卻非常不同。他正在尋求與中國的合作，例如在氣候變化、新冠疫情應對措施、以及我之前提到的幾個經濟問題上，都已經取得了相當成功成就。但我認為，現在說拜登政府在這些議題上将如何進行改變還為時過早。

王輝耀：是的。這确實一個好的思路。我們需要真正強調一個全球多邊主義，全球治理要加強。中國、美國和歐盟應該真正合作，以真正維持我們全球系統的改善，這樣我們就可以避免地緣政治方面的幹擾。我很高興與您交談。您有很多的智慧和很多的經驗。是以，接下來是最後發言。弗雷德，在我們結束之前，您有什麼要總結的嗎？

弗雷德·伯格斯滕：隻是要非常感謝王輝耀博士與我進行對話。我與您一樣，希望這本書可以被翻譯成中文并在中國出版。我非常期待中國的上司層以及您的中國同僚的反應，就像您在這次對話中所做的那樣，告訴我他們的看法，以及如何能夠改進，如何能夠實施，我們雙方如何能夠共同前進。我就從我開始的地方結束吧，也就是說我寫了這本書，因為我真的認為，如果全球經濟體系要繼續成功、繁榮、穩定，并要為世界和平與安全做出貢獻，找到一種讓美國和中國這唯二的兩個經濟超級大國有效合作的方法是絕對必要的。我認為這是各國在未來幾年甚至幾十年面臨的最大挑戰，而我隻是希望為朝着這個方向發展做出微薄的貢獻。我感謝您對我的一些想法的欣賞和支援。非常感謝！

王輝耀：謝謝你，弗雷德。我認為中國和美國必須為了人類和世界的利益而共同發揮上司力。

（本文根據對話發言錄音翻譯整理，未經本人審閱，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