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的眼鏡——小說細讀十二講》
張秋子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本書循循善誘，以文本細讀的方式，勘探文學帶給心靈深處最隐秘的震動。不同于印象式的、讀後感式的小說評論，本書緻力于将學院派的文學解讀方法以易懂的方式傳遞到一般讀者手中，使讀者獲得深入了解小說魅力的能力。
書單應該是最具有個人色彩的。一個人從小到大讀了什麼書，為什麼讀，何以選擇了這本而不是那本，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最後會凝聚在一個人最後開具的書單裡。它就像一個結晶體，把人一生精神成長的漫漫過程展現了出來。是以，我開的書單無法适用于任何其他人，因為，大家成長所走的路是不同的。何況，閱讀更像是一個不斷迂回和逡巡的過程。在來回的重讀中，困惑生生滅滅，頓悟來了又走，由此，知識的晶體才能逐漸從團塊的混沌中析出清晰的輪廓。它不可能比照着既定的圖紙，一刀一刀斧鑿出來。
哈羅德·布魯姆當然好，Ｆ.Ｒ.利維斯也不錯，埃裡希·奧爾巴赫更不用說了，這可是在二戰流亡期間僅憑記憶就寫出了皇皇《摹仿論》的偉大批評家。可是，在不對的時間讀他們，就不好。
顧随老先生說：文學隻能對會家說。會家指的倒不一定是精通，而是了解：至少認真讀過一遍原著，才算得上和文學批評站在同一水準線上，讨論的是同一樣東西。如果完全沒有讀過原文，或者隻是去搜尋了一下梗概，就要硬着頭皮去讀批評，那就會既無所得也讀不下去。當然，偉大的批評有一個共通的特點，就是視野不會僅僅局限在所讨論的這部作品身上，而是會把觀點抛到更高更遠的邊界上：亨利·詹姆斯從巴爾紮克混沌雜亂的風格中，看到了整個啟蒙思想的内部沖突性；萊昂納爾·特裡林從麥爾維爾的一個詞中，看到了作家意志與人類所有欲望和需求的對抗。但問題就是，不讀原著，就隻能把握這些最抽象最優美的結論，卻無從得知它們是如何被推導出來的。
從一個實際的角度來說，這些漂亮的抽象結論很容易被忘記，而且，當初讀的時候有多麼震撼和觸動，後面就會忘得多麼快。因為讀者缺乏關于這些結論如何形成的認知過程，它們是吸附在個人的認知外殼上的，時間一久，就自動脫落了。
自己的閱讀儲備與讀批評著作所需要的閱讀量不比對，這可能是讀者在面對批評作品時遇到的第一個麻煩。但是，我們又不能等到狠狠讀它個四五年原著，精通西方文學了以後，再回過頭來讀批評作品。因為四年的學制不允許，别的課程的書目也得讀，更何況，許多人畢業後甚至不一定有大量時間讀書了。是以，文學評論的初讀者卡在了精讀和泛讀的兩可的門檻上。
還有一個問題，也是我自己在求學過程中遇到的，那就是，有時候我真的不知道批評者要表達什麼意思。本來我是看不懂原著才去看的批評，可是批評又把我難倒了。這裡，倒不是要翻譯背鍋，而是英語或者其他語系的批評者在表達方式與思維習慣上，與我們中國人習慣的方式有很大差別。甚至，在一些偉大的批評者手裡，批評著作本身就不是“作品的侍女”，而是可以和作品本身一較高下的創作，是以，往往會充滿強烈的個人氣息，讓讀者感到與閱讀作品同樣的困難。
當年的我不好意思跟别人說“讀不懂”，或者“把握不了”，還是裝模作樣地推崇這些批評經典。也許，很多文學批評的讀者和我遇到的情況一樣，沒讀懂多少東西，就稀裡糊塗過去了，最後還得鼓掌說。
是以，多年後，在這本講稿裡，我試圖解決上面的問題。
我希望能建構起一套精讀與泛讀合理結合的批評與講授模式。在大家共同閱讀的基礎上，針對導入性問題再展開讨論，所有的讨論我都會認真記錄并展開對話。課堂的魅力也在這裡：同一篇小說，同一個細節，同學的反應是參差多态的——有人覺得《好人難尋》裡的老太太很可愛，有人覺得她很惡毒；有人覺得《南方》是現實主義，有人覺得它是夢，甚至是臨死的幻覺；甚至，甚至連面對文本時的表情也是各異的。這種差異性的景觀構成了文學被了解、“活過來”的過程中所有的人性元素。
就這樣，每當我們開始聽憑自己的感受進入文學時，就好像戴上了一副獨一無二的眼鏡，看到的東西也截然不同。在本書的最後一章，會特别提到《堂吉诃德》中的眼鏡，因為當時人們對光學儀器的不信任，小說中的人物一旦戴上眼鏡，總是把東西看錯。某種程度上，堂吉诃德經常鬧笑話，可能也因為戴上了一幅導緻“失真”的眼鏡，是以才會把風車看錯成巨人、把破盆看錯成魔法帽。不過，在文學解讀中，看錯未必是件壞事，我們沒法保證到底哪種解讀不是誤讀，哪種解讀接近于“真理”，因而，本書中我和學生的解讀都可以看成是戴上了《堂吉诃德》中的眼鏡的結果。
在對十二篇小說所引入的相關問題的介紹中，我把内容分為了兩種：一種關于主題，一種關于技術。這也是自己在閱讀以往的批評作品時感到大有必要進行區分的。以往在讀很多文學批評著作時，我都感覺到一個清晰的界限：這是寫給大衆的，那是寫給專業讀者的，兩者井水不犯河水。在面向大衆的作品中，談到的内容都太過簡單，往往就是講講小說情節，再提供一個人生大道理或者心靈雞湯——可是，我想哪怕是非專業讀者，也不一定總是患有這種“大道理饑渴症”吧；另外一種更為專業的批評，則完全罔顧普通讀者的需求，在各種複雜的術語、晦澀的表達中，将文學與讀者之間的關系推得越來越遠。
前文也提到我自己在閱讀一些批評時感到的困惑，當然，每種批評的風格不同，汪洋恣肆有其美，條分縷析也有其必要性。作為課堂講稿，我隻能采取第二種講法，也就是在講述的過程中建立清晰的邏輯結構，一步步導出結論。其實，這是一個非常人為的舉動，結論也是高度個人化的，并不是說文學的具展現象或者文學發展中天然存在這些結構、線索與架構，而是我在講課時必須搭建起它們，就好像用一些阿裡阿德涅式的引線來輔助讀者成功地穿越一片迷霧的文本森林。
甚至，最後可以把這些搭建起來的架子全部丢掉，隻要能摘到一片契合自己的葉片就好。明末清初詩人吳梅村有一句詩：“摘花高處賭身輕”，說你要摘到最美的花，就得賭一把，祈禱自己身體夠輕可以跳起一摘即中。我大量建立規律和邏輯的目的，就是在把這片文本的樹林繁花介紹給讀者，待他自行采摘的時候，在下面提供一個彈簧床。
當然，你也可以蹦出去。
畢竟，文學是自由的，解讀也是。
（本文節選自《堂吉诃德的眼鏡》序言）
作者：張秋子
編輯：周怡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