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中的基礎性範式
摘要：
就其本質而言，社會科學隻有11種基本範式。這些範式可用于解釋人類社會的不同方面，但每一類隻能解釋一個有限的領域。不同的社會科學流派正源于這些基本範式不同的、往往也是不完整的組合。對11種基本範式的了解與使用是社科領域充分了解人類曆史的必要條件，盡管對它們進行更有限的組合可能足以了解更具體的社會事實。
作者簡介：
唐世平，複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
文獻來源：
Tang, S. (2011). Foundational Paradigms of Social Sciences.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41(2), 211–249.
本文編譯獲得了作者的指導，在此緻以特别感謝！
本文作者：唐世平
引言
對于社會科學專業的學生來說，紛繁複雜且時常互相對立的學派、方法，既令人生畏又使人困惑：不同學派之間似乎注定要互相宣稱自己優于對方，卻永遠無法解決它們間的分歧。本文試圖從最基本的層面上澄清這一令人困惑的局面。以之前的多次嘗試為基礎，文章批判性地提出：從最基本的角度來看，社會科學隻有11種基本範式。不同學派之間的差異——包括它們在了解或解釋特定社會事實時的不同優勢和劣勢——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們對基本範式的不同組合。因為幾乎所有的學派都依賴于基礎範式的不完全組合，這些學派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為了充分了解人類社會，我們需要了解所有基本範式，并将其有機地綜合起來。
一、閱讀提示
第一，本文關注的是“科學現實主義”（Scientific realism）意義上的社會科學(Boyd 1989；Sankey 2001)。換言之，本文所談論的社會科學尊崇下述三條基本假設：（1）存在着一個真實客觀的世界——無論是物質的還是觀念的，它獨立于我們個人的觀察和思考而存在。（2）社會科學的目标是了解，并在可能的情況下解釋我們周圍的世界，而我們自己也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3）雖然可能永遠無法完美地了解世界，但随着時間的推移，我們可以獲得一些關于它的真實知識。
第二，文章同時使用社會力量（Social force）和社會實體（Social entity）作為一種啟發式的輔助概念，二者的含義并不與其他領域相通。與科學現實主義相一緻的是，本文将社會力量和社會實體定義為在社會内部運作的真實事物、機制和過程。這些力量或實體是客觀實在的，可被觀察、解釋和研究。是以，文中對“社會力量”的定義與社會學不同：在社會學中，社會力量往往僅僅意味着社會和社會組織對行動者的行為施加影響。
第三，盡管本文明确地指出，一個特定的社會力量和/或實體擁有本體論優先權，但本體論優先權和權重與認識論優先權和權重之間的關鍵而棘手的問題隻能留待之後處理。本體論優先級意味着某種社會力量或社會實體更具有基礎性地位。而本體論權重則與某種社會力量對社會現實的解釋力相關，并直接決定認識論的優先級與權重。将本體論優先級與本體論權重兩個變量在本體論、認識論兩個層次上結合起來，就将形成非常複雜的圖景。例如，力量A在本體論上優先于力量B，并不一定意味着B在支撐特定社會事實方面的本體論權重比A小。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我們知道A在本體論上優先于B，我們也不能直接賦予A比B更大的認識論權重。然而，本體論權重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為忽視具有本體論優先級的力量将不可避免地導緻有嚴重缺陷的理論，即使有人已經完美地生成了無需使用本體論優先級的力的範式。
第四，本文不涉及更多的方法論問題，相反，我們主要關注的是基于本體論差異的本體論問題和認識論問題。本體論先于認識論，而認識論先于方法論。
第五，可能除了社會演化範式（Social Evolution Paradigm），本文所述及的大多數範式并不具有獨創性。
第六，為了清晰而嚴謹地描繪個别的基礎範式，本文有意以最純粹的形式陳述個别基礎範式所持有的核心假設。當這樣表述時，這些範式所持有的大部分核心假設以及範式本身顯然會聽起來極端而站不住腳。但這正是本次嘗試的确切目的：通過揭示為什麼最純粹形式的個别範式站不住腳，我強化了我們必須綜合它們的主張有機地充分了解人類社會。更關鍵的是，通過揭露基礎範式隻有在采取極端立場時才不相容，我強化了這樣一種主張，即它們的有機合成确實是可行的，而不僅僅是可取的，因為它們确實是相容的。
第七點與第六點密切相關，除了少數人（如帕森斯）之外，大多數社會科學家并不持有此處所述的極端立場。部分極端立場的存在使得大多數社會科學家的觀點是前後沖突的。正因如此，本文引用的大多數堅持特定範式的例子，都應該被解釋為一種近似極端的案例，而不是表明極端立場的确切案例。
第八，本文為更廣泛和深入地批判社會科學中的主要學派提供了藍圖和基礎，但其目的僅限于此。
第九，雖然我明确地呼籲在社會科學中進行更合理的綜合，但我并不是提倡一種統一的或單一的社會科學。事實上，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碎片化的發展趨勢勢不可當。
第十，也是最後一點，盡管許多基礎範式和學派都被以不同的名字稱謂。在此，筆者隻能說明這些名稱的相對有效性，在本文的論述過程中隻是使用了筆者認為最合适的稱謂。
二、基石性範式：對九種主要類型的讨論
本文将上述11種基本範式分為兩大類：9種基石性範式與2種綜合範式。本部分将主要讨論基石性範式：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Materalism & Ideationalism）；個體主義和集體主義（Individualism & Collectivism）；生物進化決定論（Biological evolution determinism）；社會化範式與反社會化範式（Socialization & Antisocialization）；沖突範式與和諧範式（The harmony paradigm & The conflict paradigm），并将其概述于表1。本節陳述了九種基本範式最基本所持有的不同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假設，強調了它們不同的認識論偏好或多或少地植根于它們在本體論層面的不同假設。
表1 社會科學的基石性範式
（一）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
1. 唯物主義
在本體論上，唯物主義涉及兩個關鍵主張。首先，存在着客觀的物質事物和事實。第二， 即使需要理念輸入的“社會事實”，如果沒有物質力量和實體的投入就不可能存在。基于這兩個關鍵的主張，唯物主義認為物質力量在本體論上優先于觀念力量，盡管它欣然承認人類社會中存在着觀念力量，而且它們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
唯物主義關于本體論優先性的立場很容易得到證明。首先，物質力量可以獨立于觀念力量而存在，而觀念力量則不能。其次，即使在人類發明了思想之後，人類也無法完全逃離物質世界。
在認識論上，唯物主義具有兩條原則。第一，物質力量應該始終是了解或解釋架構的一部分。第二，用物質力量解釋社會事實總是比用觀念力量更好。是以，我們應該盡可能地将概念性解釋簡化為物質性解釋，或者至少用物質因素來支撐概念性解釋。
唯物主義的突出例子包括國際政治中的現實主義和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現實主義聲稱，物質權力而不是觀念力量決定國際政治的結果，國家首先尋求物質權力。曆史唯物主義聲稱支撐上層建築的是物質生産力，這大多是觀念性的。
2. 唯心主義
在本體論上，最極端的唯心主義基于以下兩種立場。第一，觀念力量在本體論上優先于物質力量。這一立場的一個較弱的表述是，理念力至少與物質力擁有同等的本體論優先權。第二，因為觀念力量往往獨立于物質力量而直接塑造人類行為，是以觀念力量最終決定了人類社會的結果。總之，在我們的世界中更重要的力量是觀念的，而不是物質的。
認識論上，唯心主義堅持兩個原則。第一，因為觀念直接塑造人的行為，進而影響社會結果，用觀念解釋社會事實總是更好的。第二，因為觀念不能被簡化為物質力量，是以觀念的來源是不可知的。
因為唯心主義在極端形式下的本體論立場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唯心主義的支援者通常會以兩種途徑來為其主張辯護：其一，是将人對外物之認知作為外物存在的唯一确證，即德裡達的名言——“文本之外沒有任何東西”。其二，是采取了一種社會建構主義的政策，認為物質力量在本體論上并不優先于觀念力量，因為觀念力量以某種方式構成了物質力量，或者物質力量和觀念力量互相構成。
在認識論上，唯心主義的支援者經常斷言，一種特定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特定的社會結果，但卻沒有告訴我們這個想法最初來自哪裡。更重要的是，由于過度強調觀念力量，這些觀念解釋往往會掩蓋物質力量的決定性作用。例如韋伯的“新教倫理”與溫特的國家觀念影響國家轉型學說（Max Weber, 1958；Alexander Wendt, 1999，第6章和第7章)。
3. 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綜合
人類社會是由物質力量和觀念力量共同構成的。是以，任何社會科學都必須同時建立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基礎上。純粹唯物主義的方法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人類發明了思想，思想深刻地（重新）塑造了人類社會和物質環境。純粹的唯心主義的方法也不行，因為即使一個人堅持認為一個想法很重要，但他/她仍然需要解釋這個想法是如何存在和重要的。而且除非一個人準備接受無限回歸，否則沒有其他選擇，隻能通過觀察物質世界來解釋一個想法是如何以及為什麼會存在和重要的。挑戰在于如何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有機地綜合起來。
（二）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
1. 個人主義
在本體論上，個人主義有三個基本假設：（1）個人構成集體。（2）除了集體内部個體屬性的總和之外，集體沒有額外或獨特的屬性。（3）即使集體具有某些獨特的屬性，它們對個人行為進而社會結果的影響也很小。
在認識論上，個人主義斷言，要充分了解人類社會，我們所需要的隻是了解個人，以及他們的行動如何共同對集體産生影響。因為集體的屬性（即使假設其存在），對個人的行為和社會結果幾乎沒有影響，是以我們在大多數時候都可以安全地忽略集體的屬性。在極端形式下，個人主義假設群體在本質上是虛無的。這一範式采用了一種還原論的方法，将群體最終拆分為個人。
極端個人主義最突出的例子是新古典經濟學，它假設原子主義個體具有（有限）理性。以新古典經濟學方法為基礎的社會學和政治學中的理性選擇方法（the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RCA）是極端個人主義的另一個突出流派（下文将對其進行進一步讨論）。
2. 集體主義
在本體論上，集體主義堅持兩個關鍵概念。首先，集體擁有除個體屬性之和以外的額外屬性，包括個體之間的互相依賴、群體/集體認同和社會結構，這些都是獨立個體所不具備的（Turner et al.，1987，chap.2）。是以，集體不能被簡化為個體的總和：集體是真實的實體。其次，盡管集體内部的個人創造了集體的屬性，但集體的屬性一旦到位，就不可避免地會支配個體的心态與行為。
在認識論上，集體主義堅持兩條原則。第一，為了充分了解人類社會，我們需要了解集體的屬性（例如群體身份、結構、文化和規範），以及這些屬性如何随着時間的推移而變化、塑造社會結果。其次，為了了解個體的行為，我們需要了解集體的屬性如何影響甚至支配個體的行為。是以，集體主義明确拒絕了将集體簡化為集體内部個體單純總和的還原論立場。
所有強調集體或作為一種動因，或作為了解社會現實的起點的學派，都是集體主義的追随者。極端集體主義甚至認為，集體往往是有邏輯、有靈魂、有理由的。這就是“整體主義”（Wendt 1999; Udehn 2002）或“有機主義”（Neumann 2004）的立場。整體主義本質上是通過把集體作為一個有機體來具象化群體。結構功能主義是極端集體主義的一個例子（Spencer [1860] 1891; Durkheim [1893] 1984; Parsons 1951; Merton 1968）。對于功能主義來說，社會是一種驅使個體滿足其需求的有機體，當個體這樣做時，社會就會實作一種基于幾乎完美分工的有機整合，進而形成一個良好運作的有機體。
由于（社會）結構是一個集體獨特屬性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隻能存在于一個集體中（Turner et al., 1987, 第2章），社會科學各個領域中的結構主義也是集體主義的一種形式（Parsons 1937, 1951; Merton 1968; Skocpol 1979; Giddens 1979, 1984; Bourdieu [1980] 1990）。不足為奇的是，所有采用集體主義方法的作品都極大地重視行動者與結構問題（如Giddens [1979]，[1984]; Vinct [1999]），強調集體的某些屬性可以塑造個人的行為，進而形成社會結果。“社會資本”（Putnam 2000; Fukuyama 1995），制度/結構(North 1981)，文化（Almond and Verba 1963），文明（Huntington 1996)、倫理/精神（Weber 1958）、階級意識（Marx and Engels 1848, Lukacs 1971[1920]）、集體身份（Wendt 1994, 1999; Legro 1996），都屬于這一類。
3. 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綜合
至少在（非常）有限的一段時間内，個體可以獨立于群體生活。相比之下，在任何時候，一個集體如果沒有兩個以上的個體就不可能存在。此外，集體不可避免地需要一些通常呈現制度結構模式的紐帶來把個人維系在一起，而這種制度結構幾乎純粹是概念性的。相比之下，個體在獨立時大多是物質的。這兩個事實都表明，個人主義在本體論上比集體主義更有優先權。
然而，人類個體并無法長期生存。是以，我們必須以群體的形式生活:自人類誕生之初，群體就一直是“自然環境”的一部分（Caporael & Baron, 1997）。随後，群體分類、身份認同和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深刻而普遍地影響着個體的心理和行為（Brewer 2004; Caporael 1997; Brewer & Caporael 2006），正如社會心理學中的“最小群體範式”所有力地證明的那樣（有關綜述，見Tajfel[1982]）。這一本體論上的事實意味着，在尋求了解人類社會時，個體主義和集體主義不應互相對立：純粹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都是站不住腳的。
由于個人在本體論上優先于集體，集體主義無法在沒有個人主義投入的情況下運作（Collins 1981,1992; Lukes 1982, 16-7）。純粹的集體主義方法包括集體行動、意識形态、政治企業家精神、（政治）動員、集團内與集團間沖突、統治和合法性等（North 1981; Oberschall 1978, 295-97）。從根本上說，大多數純粹的集體主義方法假定不考慮個人的自身利益，描繪了一幅具有誤導性的人性圖景（見下文對和諧範式的分析）。是以，結構功能主義必然含蓄地假設個人不是自利的。相反，他們共同努力使社會作為一個健康的有機體發揮作用（Collins 1992, 87-89; 1994, 198-203）。同樣，馬克思主義建立在階級基礎上的社會革命理論必然含蓄這種假設：一個階級成員的集體行動往往是沒有問題的，因為他們中間存在着“階級意識”。
純粹的個人主義的方法也是站不住腳的。任何關于個人行為的理論，除非在生物學層面，都假定某種社會化，而這種社會化隻有在集體内部才有可能。即使是新古典經濟學所鼓吹的“經濟人”方法，也必須或明或暗地假設存在某種社會結構，使經濟計算成為可能（Granovetter 1985）。盡管在某些（非常有限的）情況下，個人主義可以在沒有集體主義的情況下運作，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它不能讓我們走得很遠。
要充分了解人類社會，我們又必須把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有機地綜合起來。這種綜合應該遵循以下五點原則：（1）個體構成集體，在本體論上優先于集體。是以，所有集體主義理論都必須包含個體層面的假設，或隐或明。（2）集體具有個人屬性之和之外的額外屬性——集體不能被簡化為個人的簡單加總。（3）個體發明、部署物質産品（如廟宇和紀念碑）和思想産品（如思想、儀式、身份、規範、制度和文化），以将集體聚集在一起。（4）一旦被創造出來，這些源自集體的屬性就會重新塑造個人的心态和行為，進而塑造之後的社會結果。個人與集體之間的資訊流是一個封閉的圈，而不是單行道。（5）要充分了解人類社會，我們需要了解個人與集體之間的互相作用（即個人的行為如何塑造集體，集體如何塑造個人）。這種互相作用一直是人類社會進化背後的主要驅動力之一，而備受争議的主體結構問題隻是其中的一部分。
（三）關于人性的讨論
關于人性的讨論基本上已經從社會理論中消失了。大多數社會科學家一直裝作已解決了這一問題，或認為社會科學可以在沒有對人性具有基本了解的情況下繼續前進，是以社會科學家可以安全地把人性留給生物學、社會生物學或心理科學。然而，在現實中，人性仍然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它不會、也不應該在社科的語境中消失：因為沒有對人性的某種假設，任何社會理論都是不可能的。由于人性的巨大複雜性，在此，我僅闡述對人性的三種基本範式及其認識論含義。
1. 生物進化決定論
在本體論上，生物進化決定論提出了四條想法。第一，生物進化是塑造人性的最關鍵力量之一。其次，在人類社會到來之前，生物進化就賦予了人類思維某些特定的特征，對人性的“白闆”假設也就是站不住腳的（Pinker 2002）。第三，這種生物進化賦予的人性是普遍的、基本的，更重要的是不可磨滅的(通過社會化或反社會化)。第四，人類行為的兩個最關鍵的驅動因素是生存與繁衍（Buss 1995）。
認識論上，生物進化決定論試圖完全用生物進化來揭示并解釋人類的心理特征，特别是用生存和繁殖的驅動力。生物進化決定論的主要解釋機制是生物進化的中心機制，即變異—選擇—遺傳（variation-selection-inheritance）。
達爾文通過自然選擇的生物進化理論早期應用于人類和人類社會，導緻了一些原始形式的生物決定論，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它構成了種族主義、地緣政治和納粹主義的知識基礎的一部分。生物進化決定論在進化心理學（Evolutionary Psychology, EP）的應用産生了社會生物學及其理論更複雜的結論。雖然社會生物學和進化心理學通過拒絕基因決定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而改進了早期粗糙的生物決定論，但它們仍然受到生物進化決定論的影響，因為它們仍然堅持認為自然選擇是人類行為的唯一或至少是主要的驅動力（Wilson [1975] 2000, 1978; Cosmides&Tooby 1992; Buss 1995）。
2. 社會化範式
與生物進化決定論相反，社會化範式和針對人性的反社會化範式都堅持認為，社會力量一直是塑造人性，以及由此暗示的人類行為的更主導力量。
在本體論上，社會化範式持有兩個互相關聯的概念。第一，人類的行為從根本上受到社會系統的限制和塑造，尤其是制度與文化。第二，人的行為從根本上是由個體順應和适應社會系統的沖動所驅動的，而個體這一順應的趨勢又反過來支撐着社會的穩定。
認識論上，社會化範式認為，個人的行為最好的解釋是社會的限制和個人的（理性的）順應和适應的沖動，進而在物質和心理上滿足自己。個體對社會的順應和适應反過來解釋了一個社會的穩定性。
結構功能主義代表了社會化範式的一種極端形式。對于功能主義而言，（大多數）個體通過自願内化這些需求來适應社會的需要，而正是通過這種社會化程序，大多數個體才能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适當位置，并履行自己的功能。對于功能主義來說，個體不可避免地會“過度社會化”（Wrong 1961）。
3. 反社會化範式
盡管對于社會化範式來說，社會往往是一個幸福的家庭，但對于反社會化範式來說，它卻是壓迫者：它是阻止人類實作最終解放的社會。
在本體論上，反社會化範式主張三個關鍵概念。第一，社會化（以及社會本身）限制了人的（天然的）自由：“人生而自由，但無往不在枷鎖之中”（Rousseau ([1762] 1973,181）。第二，人類的行為從根本上是由對現行社會制度的反抗沖動所驅動的。第三，這種反抗的沖動是最終推動社會變革的動力，或許更重要的是，它帶來了人類的解放。
在認識論上，反社會化範式堅持三個原則。第一，用社會中的壓迫和行動者反抗壓迫的沖動來解釋行動者的行為是最好的。其次，如果主體還沒有反抗，那麼我們必須尋找統治、“虛假意識”和權力/知識（Weber 1978; Gramsci [1926-1937] 1992-1996; Foucault 1980）。第三，主體反抗與反叛的成敗将解釋社會的穩定與變化。
對于反社會化範式來說，社會科學的目标是了解社會如何驅使行為人反抗社會，以及行為人如何努力打破社會強加的枷鎖，進而成為社會的“掘墓人”。是以，反社會化範式具有不可或缺的“批判”或“消極”成分，盡管這一成分的分量各不相同。是以，反社會化範式總是暗示着一種改革主義甚至革命精神。反社會化範式以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如馬爾庫塞、哈貝馬斯）和後現代主義（如尼采、福柯、德勒茲）為突出代表。
這裡必須強調的是，反社會化範式認為，所有人都有能力對現行的社會秩序進行批判性思維——這是人類天性的一部分，盡管并非所有人都真正進行批判性思維。“權力精英”沒有批評的動機，因為他們從盛行的社會秩序中獲利（Mills 1956）。其他人隻是忙于在壓迫性的社會制度下勉強度日，無法進行批判性思維，因為他們被“虛假意識”和權力/知識滲透（Gramsci [1926-1937]1992-1996; Faucault 1980）。
4. 上述三種範式的綜合
毫無疑問，生物進化提供了人性最基本的部分：社會化和反社會化必須有一個物質基礎，而這個基礎隻能由我們人類祖先的生物進化提供。由生物進化決定的那部分人性，很可能是不可消滅的、普遍的，顯然在本體論上優先于社會化和反社會化。
直立人出現後，人類祖先開始生活在越來越大的群體中，社會力量的權重逐漸增加。此時，制度結構稀疏，大社會的社會化相對較弱，反社會化更弱。然而，當一個社會的制度結構日益緊湊時，社會化的壓力就變得更加普遍和緊迫。社會的這種日益制度化或“合理化”，進而不可避免地驅使一些個體走向反社會化——社會化與反社會化之間存在着一種辯證關系。是以，社會化相對于反社會化更具有一些本體論上的優先地位。
生物進化決定論的問題是顯而易見的：它沒有考慮社會力量，至少沒有充分考慮。因為今天的人類和人類社會是社會進化的産物，而不僅僅是生物進化的産物。單憑自然選擇不可能解釋人類行為的所有驅動因素，甚至可能無法解釋主要的驅動因素。随着人類認知水準的提升，在物質力量提供的限制範圍内進行的人工選擇，已經成為人類社會中更強大的選擇力量。
社會化範式的問題在于過分強調社會化過程，進而犯了兩個關鍵性錯誤。第一，它往往含蓄地否定了先定論，進而否認了部分人性不能被完全社會化。其次，它沒有認識到，日益社會化不可避免地會驅使（部分）個體走向反社會化。
反社會化範式具有兩個關鍵性錯誤。第一，它過度強調反社會化過程，仿佛社會沒有為個人提供任何真正的利益。其次，它淡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社會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某種社會化，并要求某些個人被社會化。畢竟，當所有成員都完全抵制社會化時，任何社會都不可能長久存在。
再一次，挑戰是在尋求了解人性時，有機地綜合三種基本範式所捕獲的人類行為的三個更廣泛的驅動因素。在下一章節，我将更詳細地說明，隻有社會演化範式（Social Evolution Paradigm，SEP）能夠進行這樣的綜合。簡單地說，研究人性的社會進化方法需要五個原則。首先也是最明顯的一點是，我們應該承認，人性有三種被三種範式所捕捉到的廣泛的驅動力，而這三種範式中沒有一種能聲稱它單獨得到了所有的人性，盡管生物進化在本體論上優先于社會化和反社會化。其次，這三個廣泛的驅動因素是互相作用的，而不是獨立起作用的。第三，人性的三大驅動因素在人類行為的不同領域可能有不同的權重。是以，沒有理由預先斷言人類行為的某個特定驅動因素的權重。第四，如果由生物進化決定的那部分人性本質上是普遍的；那麼社會化和反社會化之間的互相作用，必然是不同社會中人類行為多樣性的主要原因。第五，由于人類不斷發明新思想，社會化和反社會化都可以是無限的，因而人類行為的多樣性可以是無限的，這暗示提出一個完整人性理論的不可能性。
（四）沖突範式與和諧範式
某種程度上，這兩種範式可以從前文所述的7種基石性範式的兩種不同組合中衍生出來。但因為這兩種範式确實捕捉到了關鍵的本體論現實，進而捕捉到了人類社會的一些基本要素，是以我将它們列為基石性範式，盡管它們相對于其他基石性範式略顯次要。
1. 沖突範式
在本體論上，沖突範式有三個關鍵假設：（1）行動者間的利益分化時常出現，甚至不可避免。（2）行動者經常訴諸于實際的沖突行為來推進自己的利益。（3）大多數社會結果都是由行動者為推進自身利益而采取的沖突行為所産生的。
在認識論上，沖突範式認為，從假設主體存在利益沖突并經常以沖突行為進而實際沖突告終來了解社會結果是最有成效的。是以，要了解社會結果，我們必須做三件事。首先，揭示主體的利益沖突，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想象的。其次，了解主體為了推進自身利益而産生的沖突行為。第三，把社會結果了解為行動者為推進自身利益而産生的沖突行為互相作用的産物。
沖突範式以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韋伯社會學、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和福柯後現代主義為突出代表。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認為階級沖突是不可逃避的，是人類曆史的最終動力（Marx & Engels 1848）。同樣，韋伯（1978）強調了各種支配（如權威、合法性、法律、秩序等）對社會的塑造作用。同樣，國際政治中的現實主義認為，國際政治在本質上是沖突：國家（或其他類型的集體）經常以戰争告終，而正是戰争創造了人類曆史的很大一部分（Niebuhr [1932] 1960; Carr 1939; Morgenthau 1948; Diamond 1997; Tilly 1990）。最後，福柯式的後現代主義堅持認為，權力無處不在，它滲透到我們的身體和心靈。是以，自我必須随時随地抵制權力的腐蝕（Faucault 1980，[1976]1990）。
2. 和諧範式
在本體論上，和諧範式持有三個關鍵假設。第一，利益間的調和是普遍存在的，或者至少在主體之間存在更多的共同利益而不是利益沖突。第二，即使在利益沖突确實存在的情況下，主體也會普遍回避沖突性行為，傾向于通過合作和協調的行為來解決自身的利益沖突。第三，大多數社會結果都是由主體的合作協調行為産生的，目的是解決自身的利益沖突，提高集體福利。
在認識論上，和諧範式認為，以行動者間和諧關系的假設來了解社會結果是最有成效的，如果不是完全和諧的話，也往往會以合作和協調告終。是以，要了解社會結果，我們必須做三件事。首先，我們想要揭示主體的共同利益，包括他們協調利益的沖動。其次，即使行動者間存在利益沖突，我們也希望了解其合作和協調行為，因為他們有推動共同利益的沖動，同時盡量減少他們的利益沖突。第三，我們希望将社會結果了解為合作與協調行為互相作用的産物。
社會學中的（結構）功能主義學派采用了和諧範式的第一個本體論假設。功能主義假設個體之間的利益普遍和諧，是以，社會是一個“幸福的大家庭”（Darhendorf 1968, 176-77）。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包括受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啟發的新制度經濟學(如Coase [1937]; Williamson [1975], [1985]）采用了和諧範式的第二種本體論假設。這種方法堅持認為，即使存在利益沖突，行為主體一般也會通過議價來解決利益沖突，并向帕累托邊界移動以獲得共同利益。本質上，這種方法承認利益沖突，但不承認實際的沖突。
3. 和諧範式與沖突範式的綜合
一個人最關心的是他或她的生存。随着過去人口增長（Diamond 1997; Kramer 1993），物質資源不可避免地變得稀缺。事實上，即使物質商品的供應是無限的，我們仍然渴望聲望、地位等象征性的商品，而這些商品本質上是有限的（Hirsch 1977）。是以，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之間必然存在利益沖突，而不是利益和諧。雖然利益沖突不會自動導緻實際沖突，合作是解決利益沖突的另一種方式，但曆史經驗中的暴力行為更具多數（Tilly 1990; Diamond 1997）。是以，沖突範式比和諧範式具有本體論的優先級。
然而，人類之間确實存在共同利益，人類之間也經常互相合作，以避免沖突，促進共同利益。這在群體内部中尤其如此，但有時在兩個群體之間也時常出現合作行為。是以，和諧範式确實捕捉到了一些社會現實，盡管比沖突範式做得少。再一次，社會科學家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有機地綜合這兩種範式來解釋社會結果。
這兩種範式的有機綜合可能類似于以下内容。在本體論上，我們必須承認以下三個原則。第一，行為人之間既有利益沖突，也有利益和諧，而且往往是共存的，盡管利益沖突往往超過利益和諧。第二，主體會根據環境的不同，同時進行沖突性和合作性的行為。第三，社會結果是沖突和合作行為的産物。換句話說，更多的時候，合作與沖突是混雜的，合作有時是在可能發生沖突的陰影下實作的。
在認識論上，我們應當遵循兩個原則。其一，僅僅因為行為人間存在利益沖突，并不意味着他們注定會發生實際沖突，合作的生發亦如此。其二，我們不能假設實際沖突背後有利益沖突，也不能假設合作與協調是基于利益的完全調和。相反，每一個特定的社會結果都需要仔細尋找其具體的原因。
三、兩種整合範式
這兩個整合範式是社會系統範式(Social System Paradigm, 以下簡稱SSP）和社會演化範式（Social Evolution Paradigm，以下簡稱SEP)。社會系統範式有機地綜合了九種基本範式，并為我們提供了在給定時間内捕捉社會系統“截面”狀況的手段。社會演化範式在社會系統範式的基礎上增加了時間次元，為我們了解社會系統的時間變遷提供了手段。
（一）社會系統範式（SSP）
即使有了上面概述的九個基本範式或它們的綜合，我們仍然沒有一個足夠的架構來了解人類社會内部的動态。我們需要将九個基石性範式綜合為一個有機整體的範式。
在本體論上，社會系統範式堅持認為人類社會是一個複雜的系統，由行動者、社會結構以及實體環境組成。這個系統包含了九個基石性範式所捕捉到的所有力量/次元，在其互相作用間塑造了人類社會。九種力量/次元之間的互相作用産生了巨大的複雜性，遠遠超出了這些力量/次元單獨作用或僅僅是相加作用的可能性。
在認識論上，社會系統範式堅持認為，隻有通過系統的方法才能了解被稱為人類社會的系統。即，要了解一個人類社會的動态，我們需要将所有九個基石性範式綜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在方法上，社會系統範式首先接受上述四套基本範式中的綜合原則，并努力将所有九個基本範式綜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同時，社會系統範式強調範式間互動作用的影響，因而隻有仔細的實證調查才能對任何特定的社會事實提供充分的了解，不要用簡單的方法來了解社會。相反，我們應該在社會動态中尋找互相作用、回報和路徑依賴等複雜的系統聯系。我們應該尋找間接/直接、延遲/即時、意外/預期和可觀察/不可觀察的結果，而不僅僅是直接/即時/預期/可觀察的結果（Jervis 1997）。
（二）社會演化範式（SEP）
社會系統範式允許我們了解社會系統内部的動态，但不能了解系統可能發生的轉變。為了了解社會制度的轉型，我們需要社會演化範式（SEP）。
在本體論上，社會演化範式為社會系統範式增加了時間次元，并賦予時間改變社會系統的潛力。社會進化範式認為，由人類組成的社會系統，不可避免地是一個随着時間的推移而進化的系統。人類曆史本質上是由時間推移産生的社會演化之産物。進一步，社會演化範式提出，社會變化是由九個基本範式所捕獲的力量之間的互相作用驅動的。
在認識論上，社會演化範式持有三個原則。第一，人類社會可以用進化的方法進行富有成效的研究。其次，演化思維（Evolutionary thinking）在人類社會中的應用，絕不能是隐喻性的或純粹生物學的，而應進入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社會變化的中心解釋機制必須是人為的（artificial）變異—選擇—遺傳機制。
社會進化範式在社會系統範式中增加了時間次元，進而包含了社會系統範式，進而囊括了所有九個基本範式。是以，社會進化範式具有社會系統範式的所有性質，但将能解釋社會制度随時間推移而發生的轉變。是以，社會系統範式應被了解為社會科學的“終極”範式。
四、案例分析：基于對不同學派的剖析與比較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社會科學中一些主要學派之間的争論，往往圍繞着哪個學派更有效，進而在認識論上更有優勢，塑造了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然而，這些争論大多未能解決不同學派提出的互相競争的有效性主張。在上述讨論的基礎上，本文将剖析社會科學中幾個熟悉的學派，并表明這些學派确實是基礎範式各種組合的産物。
一個學派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以下四個次元:
（1）學派中包含多少種基石性範式？
（2）是否包含具有本體論優先級的範式？
（3）學派如何有機地綜合基石性範式？換句話說，該方法是否包含社會系統範式（SSP）的元素?
（4）對于一個試圖解釋社會變化的學派來說，它是否包含了一些社會演化範式（SEP）的元素?
前三個次元決定了一所學派在一定時間内抓住或遺漏了多少社會現實。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忽視更多基礎範式的學派将錯失更多的社會現實。在兩所使用相同的基石範式的學派之間，将這些範式更有機地綜合起來的學派抓住了更多的社會現實。然而，忽視具有本體論優先權範式的學派，無論其統合了多少其他的基石性範式，都是有根本缺陷的。第四個次元決定了一所學派在多大程度上捕捉到了社會變化：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社會進化程度更高的學派比社會進化程度較低的學派做得更好。
（一）社會學：功能主義與沖突論
盡管社會學中（結構）功能主義和沖突論之間的争論早已平息，但這場争論從來沒有完全解決二者間的張力問題。辯論隻集中在分離雙方的兩條戰線上：和諧與沖突，穩定與變化（例如，Darhendorf [1968]; Lockwood [1957]; Van den Berghe [1963]; Wrong [1961]）。基于上述讨論，本節将更全面、更令人信服地展示為什麼功能主義對社會現實的解釋力更弱，以及為什麼韋伯的沖突論是最可取的。
表2：對社會學三種主要範式的比較
功能主義主張，社會是由一套規範體系（觀念結構）維系起來的。功能主義沒有認識到，這樣的結構本身依賴于權力，而且至少有一部分具有物質性、暴力性色彩的權力（即軍隊、警察、官僚等）。是以，功能主義将物質力量邊緣化，主要是一種概念性的方法。功能主義也是一種純粹的集體主義方法：它把社會當作一個有機體，隻讓個人扮演邊緣角色。功能主義隻強調人性的社會化部分，将反社會化的特征貼上“失範”的尴尬标簽。而且，功能主義對人性中由生物進化決定的部分實際上沒有任何作用。最後，功能主義強調和諧，同時邊緣化社會系統内部的沖突:對于功能主義來說，社會是所有個人和階層所共享的幸福家庭（見表2）。因為功能主義忽略了如此多的基礎範式，它不可避免地忽略了一大塊社會現實。此外，因為功能主義忽略了許多具有本體論優先權的基石範式，它是一種了解人類社會的有根本缺陷的方法。
相比之下，韋伯的沖突方法在不同程度上包含了上面提到的除社會演化範式外的大多數基本範式，部分原因是韋伯拒絕了人類社會的演化思維(Roth 1978)。是以，其抓住了三種沖突觀中最具社會現實性的一面。
甚至馬克思主義的沖突方法也比功能主義表現得更好，部分原因是它太強調沖突而不是和諧。然而，馬克思主義的沖突觀比韋伯的沖突觀捕捉得更少。首先，前者主要是集體主義，而後者既包括個人主義，也包括集體主義。關于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實際上更類似于功能主義：前者假設一個階級的成員有集體意識；後者則假設是一種全社會的意識。此外，雖然馬克思主義和韋伯都含蓄地承認人類的某些行為是由生物進化驅動的，但前者主要強調生物進化與反社會化，後者則同時包含社會化和反社會化的向度。
就範式的綜合性而言，韋伯沖突方法是三者中最好的，因為它包含了大多數基本範式，馬克思主義次之。就範式的演化性而言，功能主義本質上是反演化的：在功能主義的範圍内不存在系統性轉變的可能性。盡管韋伯希望與斯賓塞的僞進化論拉開距離，但韋伯的沖突方法遠比功能主義更具演化性。在此次元，馬克思主義的沖突觀略優于功能主義的沖突觀，但不如韋伯的沖突觀。
（二）理性選擇方法：有限解釋力與無窮野心
在當代社會科學中，也許沒有哪一種方法比理性選擇方法（RCA）更能激起人們的情感。一方面，它的捍衛者認為，理性選擇方法不僅是一個“有用的虛構”，也是一個“奇迹創造者”。另一方面，在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理性選擇方法的批評者抗議它在了解社會生活方面的有限效用（例如Bunge [1996, chap. 14]; Somers [1998]; Walt [1999]; Shapiro [2004]）。本文認為，對範式的過度簡化将使得RCA不可能捕捉到太多的社會現實。
表3 新古典經濟學與理性選擇方法(RCA)
理性選擇方法本質上是一種純粹的唯物主義方法。然而，人類行為的很大一部分是由社會、曆史建構的，而這種社會建構不僅包括物質利益，還包括情感和觀念的影響。
理性選擇方法也是一種純粹的個體主義範式(Bunge 1996，243- 47,363)。就像它的新古典經濟學根源一樣，其假設行動者是“原子的”(Granovetter 1985)，集體不過是原子化個體的集合（Coleman 1990, 5; Fearon and Laitin 1996），集體屬性在其分析架構中許多時候成為一種事後而非事前的考量。
關于人性，理性選擇方法在社會化範式中隻承認一個方面：行為是由基于物質得失的（有限）理性計算驅動的。然而，驅動人類行為的因素，如榮譽、地位、貪婪、恐懼、民族中心主義等，遠遠超過理性選擇方法所願意承認的物質性原因。雖然（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和理性選擇理論家最近承認了在人性論假設上的部分失敗，并發明行為經濟學（Elms 2008）。但他們願意承認的心理學是非常有限的。到目前為止，它大多限于在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中的“損失厭惡”（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 Tversky and Kahneman 1986）。然而，人類的心理遠比展望理論所捕捉到的要多得多。更糟糕的是，理性選擇方法不允許反社會化因素驅動的人類行為。
當涉及到沖突與和諧時，理性選擇方法的表現則較為可觀。盡管它的新古典經濟學根源使用了一種幾乎純粹的和諧方法，但其對和諧和沖突具有相容性，并已被用于研究社會沖突。
但對範式的簡化使得理性選擇方法無法達到社會系統範式的高度。并且，理性選擇方法在本質上是反演化的：分析場域一旦達到均衡，就不會有任何進一步的變化，除非外生變量發生改變。是以，理性選擇方法不可能為任何社會變化提供内生的解釋。
是以，一旦我們對理性選擇方法進行解構，一切就變得清楚——理性選擇方法不是奇迹制造者，隻是一個有用的虛構，而且其用處極其有限。作為一種遺漏了許多基本範式的方法，理性選擇方法不能讓我們在充分了解人類行為和社會結果的目标上走得太遠。它是一種力量非常有限的方法，但不幸的是，它也過于野心勃勃。
五、結語
社會科學的基礎範式就像手電筒：它們中的每一個都能照亮人類社會的一個方面，但永遠無法照亮整個社會。
由于不同的社會科學流派隻包含有限數量的基礎範式，這些流派對于了解人類社會是不夠的。事實上，不同學派的支援者就像“盲人摸象”寓言中的那些可憐的盲人：每個人都認為，他抓住了人類社會這個奇怪動物的全部真相（或至少是最核心的部分），卻沒有意識到他隻觸及了它的一部分（Thompson 2001, 3）。更糟糕的的是，這些學派的大多數支援者一直不願承認他們學派的局限性，也不願承認需要納入他們所珍視的學派所遺漏的範式。毫不奇怪，各種要求學科範式綜合的呼籲一般都被忽視了。
然而，即使我們想要綜合不同的學派，如果我們不知道構成不同學派的各種基本範式，我們也無法實作合理的綜合。在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中，對不同學派或方法進行綜合的呼聲和嘗試數不勝數，但從整體上看，現有的嘗試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許多學派或明或暗地将本體論和認識論假設押注在基礎範式上，往往以極端的形式出現。是以，這些學派之間确實互不相容，要将它們綜合起來是不可能的。許多綜合的嘗試都未能認識到，隻有從基礎範式入手，并在它們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假設之間架起橋梁，綜合才有可能。通過明确基本範式及其本體論和認識論假設，然後表明社會科學中不同流派是如何由這些基本範式進行不同組合而成，本文的讨論不僅揭示了過去的綜合嘗試普遍失敗的原因，而且促進了社會科學中真正的綜合。
為了充分了解被稱為人類社會及其曆史的複雜系統，我們需要合理地安排11個基礎性範式，盡管較少的範式的組合可能足以了解特定的社會事實。最終，社科領域的研究者必須自主決定應該綜合使用哪些範式來解決他們選擇解決的事實，盡管他們必須把所有的基礎範式都牢記在心。總而言之，正如上面反複強調的那樣，對于部署哪種範式并沒有簡單的指南，在理論分析中隻能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隻有這樣做，他們才能真正認識到其解釋架構的潛力及其局限性，才能防止對架構的探索成為了解的障礙，正如赫希曼（1970）預先警告我們的那樣。
最後，本文提出四條一般性的原則，以說明在面對具體的社會事實時，應該使用基礎範式進行分析。第一，不應過于教條地對待理論架構。不同的事實往往需要不同的基礎範式組合，而且它們所需要的範式往往比人們最初預期的要多。第二，不要忽視那些具有本體論優先地位的範式。任何一個學派如果忽視了這些範式，就會從根本上存在缺陷，不管這個學派接納了多少其他範式。第三，我們總是在處理一個複雜系統的各個方面。是以，一種具有社會系統範式（SSP）精神的系統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它允許我們有機地綜合各種基礎範式。第四，為了了解社會中的潛在變化，采納一種具有社會演化範式（SEP）精神的方法将有所助益。
編譯｜蔡瑜曾稽核｜林源清終審 | 林陌聲©Political理論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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