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夫蘭大街事件”——維多利亞時期的公務人員性醜聞。

“克利夫蘭大街事件”——維多利亞時期的公務人員性醜聞。

1889年的7月4日這天。在位于倫敦當時尚在的“聖馬丁大道”（St Martin’s Le Grand ）的一所郵局内，正在進行一場全員搜身檢查，以排查當時屢禁不止的小偷小摸活動。當搜查人員從一個名叫查爾斯·斯溫斯考（Charles Swinscow）的年輕電報派送員身上，發現了18先令的現金後，這個年僅15歲的少年很快成為“内賊”的頭号嫌疑人。

在19世紀末的英國，“電報派送員”這一行的周薪為11先令，一個十幾歲的半大孩子身上居然揣着足夠一家人一周生活費的“巨款”，沒有故事才怪了。當然，這點錢換算成現在的購買力也就一千多英鎊，因為窮小子身上多揣了點錢就懷疑人家是偷的，可見當時社會的風氣也不怎麼厚道。

雖然電報把資訊傳播帶入新紀元，但是把電報送到客戶手裡還是需要人力傳遞，為了争分奪秒，這一行業就成了健氣青少年的專屬。

總之，這個斯溫斯考在跟郵局的人争辯中，就把專門負責郵局事務的警察叔叔給招呼進來了。這個名叫盧克·漢克斯（Luke Hanks）的小警察也算天生是幹這行的料，他從小電報員的支支吾吾中覺得事情可能不是順手牽羊那麼簡單，于是将他帶往警局審問。這一問，就牽扯出維多利亞時代最令人震驚的風化醜聞，險些撼動了王室威嚴。

根據斯溫斯考的供述，這18先令是他經同行介紹，到倫敦克利夫蘭街19号的一所宅子裡搞兼職掙的。兼職的内容包括“與紳士們睡覺”，允許他們“在我兩腿間胡來”、“把他們的那話兒放進我的體内”，這樣來一次的收入是4先令——是以說才不是偷的，而是辛苦的勞動所得！

根據此事改編的音樂劇《克利夫蘭街》的劇照，此場景生動還原了當時的情況。該劇于2011年5月在倫敦短暫上演，内有不少香豔場面，制服控福利。

由于案情重大，這起案子很快被轉交到蘇格蘭場大名鼎鼎的警督弗雷德裡克·阿貝林（Frederick Abberline）的手裡。

為什麼說這位阿貝林警督大名鼎鼎呢？因為就在這之前一年的1888年，阿貝林剛剛交手了史上第一位有據可查的連環殺手——白教堂街的“開膛手傑克”。沒錯，阿貝林就是這樁曠世謎案的頭号負責人。

通過審問斯溫斯考，警方挖掘并控制住了同樣身為“電報派送員”的其他幾名兼職男J。他們都是通過一個名為亨利·紐洛夫（Henry Newlove）的16歲電報派送員介紹下海的。因為沒錢沒妹子，這些年輕人經常聚在郵局地下室的廁所裡彼此發洩，紐洛夫就是通過這種活動發掘其中有潛力的成員，再把他們推薦給自己的上線——35歲的查爾斯·哈蒙德（Charles Hammond），克利夫蘭街19号的皮條客。

其實在當時的英國，軍人、郵差和男仆這類制服系男青年紮堆的職業，一直都是男J賣Y高發區。早在19世紀70年代，有關部門就發現年輕的電報派送員和郵差借工作之便，為有錢的基佬提供上門服務。英國郵政總局為了保住名譽，組織了一批便衣調查員混入郵差隊伍進行肅清。再加上那個時候經常出現私拆客戶信件的行為，英國警方就與郵局配合，專門設立了郵政監督部門，前面提到的警察漢克斯就是在這個部門工作的。

由于事先得知了風聲，皮條客哈蒙德已經出逃。警方隻好改變政策，對克利夫蘭街19号的房子進行嚴密監視，并安排男J指認出入其中的涉案人員，守株待兔。

果然，在7月9号和13号兩天，一名被男J們稱作“布朗先生”的男子兩次出入19号的房子。執勤的警員跟蹤“布朗先生”來到位于騎士橋的陸軍軍營所在地，進而确認其身份為亞瑟·薩默塞特勳爵（Lord Arthur Somerset）——博福特公爵幼子，皇家衛隊成員兼愛德華王儲（後來的愛德華七世）的副官。

雖然壓力重重，英國警方還是把針對勳爵的起訴狀送到了皇家檢控署，罪名是“有傷風化的猥亵”。要說這時英國王室的态度也是值得稱贊的，此事被勳爵的頂頭上司愛德華王儲得知後，一開始也沒有包庇隐瞞的意思。也許王儲當時也不知道，在勳爵手裡握有一張怎樣的王牌。

接到訴狀後，薩默塞特勳爵沒有露面，而是通過律師放話，如果警方執意要調查他，他将不得不請克拉倫斯公爵以當事人身份與他一起出庭。克拉倫斯公爵又名阿爾伯特·維克多王子，愛德華王儲的長子，維多利亞女王的長孫。

由于英年早逝的緣故，這位英國王室成員如今已鮮為人知，但是在19世紀末的英國，這位阿爾伯特·維克多王子可是萬衆矚目的明星。他是維多利亞女王的長孫，一生下來就被當做王位繼承人養大，可惜28歲那年死于19世紀末席卷歐洲的流感，于是王位就落到他的弟弟喬治頭上，也就是伊麗莎白二世女王的爺爺——喬治五世。

雖然長得還算周正，但是阿爾伯特王子并不受人敬仰，他的祖母維多利亞女王也不看好他，他身邊的人後來寫回憶錄都提到他是一個脆弱、敏感、神經質、教育失敗的纨绔子弟，還有明顯的精神病征兆。有趣的是，除了克利夫蘭街醜聞，白教堂街血案也被傳聞與他有關。有一種陰謀論認為王子就是“開膛手傑克”，為了避免英國落入這個精神病人手裡，最後王室秘密地把他人道主義毀滅了。

事情到這裡來了個急轉彎，警方迫于壓力不得不撤銷了對薩默塞特勳爵的起訴，後者得到王室特許果斷逃往法國避風頭。這期間在外避風頭的還有阿爾伯特王子，他乘船前往印度“通路”，一呆就是七個月。當然，英國王室對外宣稱此事與醜聞無關，而是早就安排好的對王子的外交曆練。

最後被送上法庭的隻有被抓的幾名小男J，他們被控以猥亵罪，被判四到九個月不等徒刑。不過據說他們都沒有坐牢，而是被人安排收下一筆安家費後前往澳洲，以免他們留在英國散布流言。

然而事件到這裡還沒結束。當年十一月，就在事情已經差不多被人淡忘的時候，《北倫敦報》（North London Press）一個名為厄内斯特·帕克（Ernest Parke）的記者突然刊載了一篇報道，文中指名薩默塞特勳爵和另一位尤斯頓伯爵（Earl of Euston）都是克利夫蘭街19号的常客，還暗示有一位地位比他倆更高的紳士也參與了進去。

帕克的報道招來尤斯頓伯爵的起訴，罪名當然是“毀謗”。這位尤斯頓伯爵承認自己進去過19号，但起因是他以為裡面是在搞“裸模寫生”（為你的機智點贊）。帕克請出為自己作證的線人則是一名中年男J兼皮條客，當時這種人的發言根本不會被法庭采信，結果帕克敗訴，反而被判入獄一年。

除了記者帕克，還有一位受此案牽連的平民，那就是為薩默塞特勳爵辯護的律師亞瑟·紐頓（Arthur Newton）。英國皇家檢控署以妨礙司法為由，判他入獄六周。不過紐頓保住了律師執照，六年後，他接了另一起著名的同志醜聞官司，委托方就是奧斯卡·王爾德。

這起醜聞的熱傳還挑起了公衆對男色的興趣，受輿論鼓舞，同樣是王爾德，創作了他生平唯一一部小說—— 《道連·格雷的畫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