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地理看三國演義

這是本人第一次在CSDN寫部落格，先搬運一篇大學時的塗鴉之作

無意中看了與文化地理相關的書，這也是人文地理的一個分支學科。這學期新開的人文地理專業課開始的時候覺得沒多少意思，不知道它的應用方向是哪些。現在終于有了一點心得體會。對我來說，曆史一直是我感興趣的一個方面，中國五千年曆史我都比較了解。但我一直都是從單一的一個方面去看待一段曆史，最近我才明白，原來曆史的發展與變遷也可以從地理的角度去解讀。并且從地理的角度來看待曆史問題往往更加客觀，因為研究地理現象必須抛卻主觀因素，才能從客觀存在的自然現象中發現最普遍的地理規律。

三國演義相信是很多人童年經常挂在嘴邊的，可以說，這段曆史已經家喻戶曉。雖然說，小說中對一些曆史情節進行了一些藝術上的渲染和誇張，但大體上還是符合曆史事實。現在從政治地理的角度上看，小說可以說把軍事鬥争和地理環境結合的十分出色。草船借箭、火燒赤壁、六出祁山等一系列精彩故事都與地理環境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地理環境是曆史發展的空間，當然也是政治軍事活動的舞台。自古以來政治與軍事不僅脫離不了具體的地理環境，而且後者還關系到其利弊得失。曆史上，凡是重要的政治家與軍事家，無不對地理環境有充分了解，并将其與政治軍事形勢相結合，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諸葛亮的“隆中對”就是根據地理條件分析政治軍事形勢，提出戰略思想的高論。地理條件在形成三國鼎立局勢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那時為什麼沒有形成南北對峙的兩國，也不像後來的五代十國時出現更多的割據政權，何以單單隻是三國？

曆史上我國王朝的統一與分裂的原因，不外乎外族入侵和地方割據。很多時候都是這兩種因素共同起作用。具體到三國這段時期，當王朝發生動亂時，在中央權力不易到達的地區，地方官吏在經濟上一旦有了能與中央相抗衡的力量，就會出現分裂。隻有當打破這種均勢因素後，才會重新統一。

從政治地理學來看，一個國家或地方獨立實體在一個互相攻戰的環境中存在下去，需要兩個條件：第一是有核心地區，這裡人口多、密度高、經濟發達，有一種凝聚力，可以提供兵源、政治與經濟支援；二是防守條件，不僅要有良好的地理條件便于防守，還要有一定距離的緩沖帶。後者對力量較弱的一方尤為重要。

從地理條件看，我國南北的自然地理界限大緻是秦嶺淮河。在其北面是黃河流域，在這一區域有兩個大的平原-黃淮平原與海河平原。從太行山往東一瀉千裡，北起現北京、南到淮河之濱。這塊縱橫上千公裡的土地，除山東半島的泰山與丘陵外，大多是平原沃野，阡陌相連，是全國人口最密集地區。

秦嶺淮河以南是長江流域，從西向東看，有四川盆地、兩湖平原以及長江中下遊平原和三角洲地區，形成三個明顯的自然地理單元。其既具有明顯的自然地理界限，又有山脈、河流的隔離。

在東漢末年出現的黃巾起義，主要集中于北方的這兩個平原上。加上洛陽與長安遭受董卓之亂，整個北方人口大減，經濟衰落，中央政權有名無實，這為群雄紛起、割據自立創造了條件，不僅北方出現地方割據，南方亦形成傭兵稱霸的地方勢力。

在北方，袁紹占翼、并、青、幽四州，呂布劉備據徐州，張繡有南陽，馬騰、韓遂等在關中與西涼，曹操立于兖州。在北方群雄中，曹操是個有遠見的人。他收黃巾，取其精銳，組織“青州兵”；招募流民，屯田與許昌，使動亂的社會走向穩定；招納賢士，收編豪強，形成強大的地方勢力集團。

最重要的是迎漢獻帝、建都許昌，挾天子以令諸侯，取得了政治上獨一無二的優勢。之後收降了張繡、斬殺了呂布、逐走了劉備、消滅了袁術，穩定了許都周邊的局勢。然後又消滅了袁紹集團，取得翼、并、青、幽四州并征戰烏桓、平定遼東。至此，曹操在北方除關中、西涼以外，已完成其統一大業。

其統一的原因，除上述曹操在政治、經濟方面的原因外，便是因為黃淮與海河平原是一個地域整體，無法予以分割。群雄征戰的結果，隻能是強者勝，不可能有長時間的分裂而不統一。

在南方，長江流域自上而下的四川盆地、兩湖平原及長江中下遊平原恰與益、荊、揚三州的行政區劃大體相符。當北方漢室衰微、群雄紛起時，南方亦随之擁軍割據。由于南方在東漢末年，既不是黃巾起義之地，又不是群雄逐鹿之野，是以相對平靜，人口與經濟地位在全國範圍内與北方相比有所上升。這種情況增強了與北方相對峙的勢力。

益、荊、揚三州，由于環境條件與人物情況不同，其實力亦各不相同。益州劉璋比較保守，缺乏進取，偏居一隅，比較封閉；加上受漢中張魯侵擾，勢力衰弱，對外沒什麼影響。荊州劉表為人優柔寡斷，加上缺乏謀臣良将，有劉備而不善使用，隻能坐守荊州無所作為。江東孫權繼承父兄的基業，聚集忠良豪傑之士，進據江東，知人善任，力圖謀求向外發展。

當曹操統一北方後，想利用其聲勢一舉征服南方以求統一全國。是以，于建安十三年的秋天起兵經南陽南下荊州。恰好借劉表病死之際，收降其餘衆，駐軍于南郡。當勝利在望之時，卻被孫劉聯軍打敗于赤壁。由于損失慘重，一時再難以聚集重兵進行決戰，隻好聽任南方處于獨立狀态。在此情況下，劉備借機向益州發展，并與孫權結為同盟共同對付曹操進而使三國鼎立的局面得以形成。是以，可以說三國鼎立是政治力量平衡的結果，但其中的地理因素的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

在曹操統一北方之時，益、荊、揚三州皆處于獨立狀态，為什麼不能形成三家聯合對付曹操而四國獨立的局面呢？這其中除人為因素外，也與地理條件有關。

荊州兩湖平原自然區介于四川盆地與長江下遊之間，通過長江與上下兩自然區相聯系。其北與中原地區有大别山作為屏障，但漢水支流所形成的南陽盆地卻是進入中原的捷徑。是以，荊州正好位于北方中原與益、揚之間，地理形勢非常特殊，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荊州由于居于長江中遊，是以據長江水道，江面寬闊，聯系友善；往北通過南陽，越過伏牛山低矮丘陵，可進入許都的郊野；向西經三峽可到達成都平原。

從外部來看，江東揚州與荊州一水相隔，近在咫尺。揚州如取得荊州則可以發揮大江阻隔作用，避免上遊敵船的威脅。是以，要獲得真正的安全，下遊的揚州必然視荊州為必争之地，更不願使之落入敵手。

對中原來說，荊州是進入南方的要道，占據荊州就可以順流而下，直取江東完成統一。即便不能如願以償，也要占據南陽和襄樊，即可保證許都西南安全，又可維持對荊州的威懾作用。

從益州方向，獲得荊州更是十分重要。正如諸葛亮在隆中對所說的那樣，“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将将荊州之兵向宛、洛，将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誠如是，則大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可見，荊州位于軍事割據與抗衡的“中樞區域”，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然而，在關鍵時候劉表病故，荊州成為無主之地，遂成三家必争之地，由此引發了三場關鍵戰役：

第一當然是赤壁之戰。曹操在掃平北方群雄（隻剩下關中與西涼的馬超和韓遂），感到已無後顧之憂時，進行南征。由南陽盆地南下，恰值劉表病故，得以兵不血刃收降劉琮，進駐襄陽，驅逐劉備，占據南郡。曹操原想以大軍壓境之勢，擊敗劉備，逼降孫權，完成統一大業。卻未想到反而迫使孫劉聯手全力抗擊，而招緻赤壁之敗。

曹操赤壁之敗除了戰略失誤的原因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可歸結于他對地理形勢的忽視，“舍鞍馬，仗舟楫，以己之短擊人之長”所緻。曹操失敗之後，劉備乘機取長沙、桂陽、零陵、武陵以及南郡的江南之地。孫權除獲得江夏郡以外，還在趕走曹仁後取得南郡的江北之地。而曹操則據有南陽郡與襄樊之地。結果使荊州為三家所瓜分。曹操得其北，孫權占其中，劉備據其南。為了防止曹操再次南下并鞏固孫劉兩家的聯盟，孫權接受魯肅建議，将南郡江北之地借給劉備，由于南郡是荊州的核心，這樣劉備與曹操就在荊州形成南北對峙。

曹操據有南陽與襄樊，由于距離近，随時可以水陸并進重返荊州。由于劉備是三方中的弱方，其處于戰略要地的前沿，就必然要與東吳和好，實際上也就成為東吳在荊州抗曹的急先鋒。但借時容易還時難，養虎遺患，對東吳也有不利之處。

第二場戰役是關羽北上攻襄樊。劉備以荊州為據點，由于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進據益州，勢力大增，使荊州形式發生變化。這是因為以劉備所占據的荊、益的土地、人口及經濟實力來說，并不次于東吳。更重要的是戰略地位已形成一定優勢。對東吳來說，荊、益兩州居于上遊，如果引兵東下，對其是一種威脅。對曹操來說也一樣。

為此，孫權為削弱劉備勢力，提出索還荊州。劉備則托詞說奪得涼州再還。孫權出兵武力奪取長沙、桂陽、零陵，關羽進兵益陽，幾乎引起一場大戰。由于曹操進兵漢中危機新取的益州，劉備不得不将湘水以東的長沙、桂陽讓與孫權以求妥協。這樣，荊州就呈曹、孫、劉三家平分之勢，劉備原在荊州的力量有所削弱。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關羽利用曹操在漢中敗于劉備，南陽一帶不穩之機，出兵北上，圍襄陽，淹樊城，斬龐德，擒于禁，造成許都以南反曹勢力大起，影響極大。關羽的進攻聲勢對曹操威脅極大，也招緻了孫權的猜忌。曹操利用孫劉兩家的沖突，鼓勵孫權襲奪荊州。孫權遂乘關羽大軍北上，後方空虛，計取南郡。關羽在南下中，敗走麥城被殺。

關羽的失敗主要在于荊州是三國的交接地區，是三家必争之地。當關羽打破孫劉兩家對付曹操的平衡時，就招緻曹孫兩家暗中配合而失敗身亡。另外，從地理形勢上看，荊州與益州之間的聯系是最差的，兩地有千裡之遙，且有三峽阻隔。是以關羽失敗之後，向四川無路可退，而益州對關羽也是鞭長莫及。可見，地理條件與戰略關系在這場戰役中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場戰役是吳蜀之間的猇亭之戰（夷陵之戰）。戰争的目的不單是劉備要為關羽報仇，也是想收複失去的荊州，恢複其原來的戰略優勢。否則，蜀就隻剩下益州，在鼎立之勢中，隻能居于第三位，成其大業難矣。

于是在蜀漢平章二年（公元222年），劉備親率大軍攻吳。吳派陸遜迎戰。陸遜采取以逸待勞、堅守營寨、等待戰機的政策。結果，蜀軍被阻在峽口，部隊施展不開，求戰不得，隻好在沿江邊的狹窄地帶一字擺開。

當時環境對蜀軍極為不利，不但軍需物資供應困難，而且當時正值盛夏，酷熱難耐。蜀兵叫苦不疊，士氣渙散，劉備隻好下令轉入山林休整，待秋涼大舉進攻。陸遜卻出其不意放火燒林，使蜀軍八百裡連營盡毀。劉備隻率少數人敗退白帝城。

這次失敗，亦與地理條件有關。一是劉備忽視地理條件，屯兵不當，犯了兵家大忌；二是戰略決策失誤。長江三峽狹長水急，山高路險。從西往東是有利于速進，在峽口占據橋頭陣地後，需迅速展開，就地取食，避免長途供應；在這種地勢條件下，不利于部隊後退與停留，一旦被阻，常常全軍隻能全部停頓，一旦前方戰鬥失利，後面隊伍必然被逃亡的混亂敗兵沖垮。陸遜的勝，劉備的敗，莫不如此。

劉備猇亭之敗不僅進一步鞏固了三國新格局，同時，蜀國的實力下降，隻能與吳和好來牽制曹魏以保住益州。

對蜀來說，劉備去世，諸葛亮受托孤遺命，輔佐劉禅。諸葛亮深知劉備失敗，荊州已失，無望收回，隻能鞏固益州之後，再圖擴充。為此，他采取的戰略步驟是，首先，恢複與東吳的聯盟，對曹魏形成牽制。其次，設法安撫南方少數民族，解除後顧之憂。第三，待上述兩項完成之後，便專心對付曹魏。

諸葛亮為了伐魏，将前進基地設在漢中。由于國小、人少、兵力不足，經受不住重大損失，是以戰鬥務求穩；地形崎岖，千裡補給十分困難，戰鬥不能拖延，切忌被阻缺糧，不戰自退。是以諸葛亮由漢中轉向西北，從渭水上遊東下，利用該地距曹魏中心過遠，大軍支援費時；當地氐、羌雜居可以利用；勝則可以就地補給，收集部衆，順勢東下，進兵關中。

看來，諸葛亮的設想是以益、涼兩州與曹魏争天下。如果不利，則可依山防守，阻其進攻。因而，諸葛亮所謂“六出祁山”（實則五次）皆依靠其“萬全之策”，是以不敢取魏延出子午谷、直取長安之計。

但是，地形條件對蜀有利亦有弊。主要是給養供應與調動，加上兵力不足，難以形成合适戰機。司馬懿洞悉其弊，利用渭河谷地兵多、糧足、交通友善的條件，深溝高壘，堅守不出。實際上，司馬懿是以靜制動，用自己的“萬全之策”對付諸葛亮的“萬全之策”，使其尋不到戰機，隻能撤兵。諸葛亮雖然空有妙計，再加上姜維的英勇，但無法克服地理與人力上的限制。

在東吳，據有荊州之後，使其長江天險成為一體。防守上，可以上下響應，互相支援。另外，擁有荊州大部以後，東吳的國土、人口、勢力大增。由于西邊與蜀重新修好，遂可以專心對付曹魏。

從北方來說，魏占有全國13個州的9個，而東吳隻占3個，蜀僅占1個。魏國地大人多的優勢十分明顯，是吳、蜀無法相比的。加上三國後期吳、蜀統治者昏聩，失去了銳意進取的雄心，而魏則有司馬氏掌權并取魏為晉。是以，從東漢末年開始分裂了近百年的中國開始走向統一。

公元263年，司馬昭派三路大軍伐蜀。西路鄧艾與中路諸葛緒進攻陰平的姜維。東路主力鐘會經子午谷與斜谷直取漢中。蜀軍防守出現失誤，鐘會越過漢中進入四川。姜維得知鐘會入川後急速東進阻其與劍閣。鄧艾遂趁機攻陰平，經江油、綿竹，兵至成都。劉禅投降，蜀國滅亡。

唇亡齒寒，蜀國滅亡以後東吳孤立。晉當時考慮西北邊疆不穩，自己缺乏準備而未攻打吳國。到公元279年，晉在四川的船隻做好準備以後，就分六路出擊。四川東下的王浚水軍，順流而下，所向披靡，配合其他五路兵馬，直取建業。東吳孫皓隻好出城投降。

從魏晉的大舉攻蜀、吳來看，都是做了充分準備，多路并進，使蜀、吳首尾難以兼顧，最後不得不乖乖投

東漢末年以來的近百年的政治勢力變化，同曆史上的其他時期相比較，很具有典型性，反映了我國古代幾個基本政治地理現象：

以北方平原的經濟和人口為基礎而建立的中央政權一旦垮台，不但北方群雄四起，南方也會出現割據勢力。南北朝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由于北方平原在地理上是一個地域整體，，是以往往是北方先統一而後由北方統一南方。中國曆朝曆代中隻有明朝是由南方割據勢力統一全國；

四川盆地内有成都平原的“天府之國”，外有高山險阻。三峽水流湍急，棧道路險難行，封閉條件最好，是以在中國曆史上獨立次數最多，但封閉條件和位置偏僻也限制了其向外發展的可能。故有“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難治”的說法。縱觀曆史，建立在四川的割據政權，沒有一個能統一全國，原因就是于此。

長江天塹難以逾越，為南北分裂提供了條件。襄樊與合肥，加上後來因京杭大運河修建而興盛的揚州，成為北方南下進攻的突破口。南方實力強大時，北方多采取從上順流而下及配合多路進攻的戰略。蒙古消滅南宋便是采取的這種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