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有一種“騙子”讓你淚流滿面
圖/視覺中國
文 | 《财經》記者 辛曉彤
編輯 | 餘樂
淩晨兩點半，老張正在昆明的街頭吃燒烤，無意間看到一個熟悉的人影正在組織搬家公司搬東西。老張再仔細一看，這不是自己常去的那家健身房的老闆嗎？！大半夜搬器材，不是“跑路”是什麼？老張當即報了警。
這件事發生在5月下旬。老張在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說，健身房先是通知閉館裝修，後又以停水為由緊鎖大門。在會員們還沒意識到有問題的時候，老闆已經連夜安排組織搬家了。
另一位會員提到了一個細節，就在閉店兩個月之前，健身房經曆了一次轉讓，老闆換人後，又辦了一次大促，會員們還想着“生意越來越好了。”沒想到，這一次轉讓很可能為兩個月後的閉店埋下了伏筆。
常年從事健身房經營管理的王斌（化名）告訴《财經》記者，這個剛接手兩個月就跑路的“新東家”，很可能是上一任老闆請來的“專業閉店”團隊。
“有一群人，專門幫健身房老闆做‘收尾工作’。”王斌介紹道：這群人會跟健身房老闆達成協定，收取十幾萬到幾十萬不等的費用，更換健身房的營運公司，之後由這群人負責閉店工作。這樣，健身房破産之時，原老闆早已全身而退。
很多時候，新公司的股東是一個“替罪羊”。這些“股東”或許是身份資訊遭到冒用的人，或許是法律意識淡薄、主動出賣身份資訊的人，但他們大機率不知道自己已經成了企業負責人，或者更準确一點，是“負債人”。消費者找這樣的替罪羊維權，自然是得不到結果。
河南某地級市的一位市場監管局從業人員向記者透露，減資、更換股東和法人代表是不良商家跑路前最常見的套路，消費者往往難以察覺。出事之後，由于舉證困難，無法讓原股東承擔該有的責任。
《财經》記者詢問了多個健身房、體培教育等預付費商家，大部分人都表示聽說過此事。這在行業内早已不是秘密。這類團隊大多打着“安全閉店”的旗号，在從業者微信群裡招攬生意。健萌體育宣傳總監付赟虹甚至在朋友圈看到了線上課程。但這門課并不是教你如何“安全跑路”，而是為了給自身團隊引流，吸引商家購買他們的“閉店服務”。
消費者遇到門店突然歇業、老闆聯系不上、卡錢無法退還等一系列問題的時候，往往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團隊全程運作，使本就難以追回的“預付款”難上加難。這個脫胎于“行業需求”的“專業服務”，正在拖累整個行業的口碑。
“跑路”一條龍服務
健身教練羅明銳回憶，自己第一次看到此類“接盤服務”是2019年，在一個業内人士的交流群裡。當年是預付費商業模式崩盤的高發期，此後的疫情更是讓行業雪上加霜。羅明銳告訴《财經》記者，這樣的團隊主要做三件事。
第一，公司轉讓。老闆與接盤團隊簽訂合同，将公司股份、債務全數轉讓給對方。對方往往會表示自己有專業的律師和管理團隊，可以承擔風險。
第二，變更股東。這是比較關鍵的一步，接盤團隊或在老闆的原公司安排新的股東，老闆将股權轉讓給新股東；或者直接啟用新公司接手，用全新的股東和團隊營運。
這裡，接盤團隊會盯上那些居住在偏遠地區的、即便是公司出事也很難找到其本人的對象做“新股東”，承擔債務責任，使原老闆全身而退。
有人對這種方式提出質疑，表示幾年前工商變更就開始實行刷臉實名，簡單用他人身份證注冊公司已然不可行。然而有知情人告訴記者，這裡面仍然有操作空間，因為法律規定異地注冊公司不需要本人到場，可以找代辦公司辦理。“（上述方式）可行，例如找個偏遠山區的人，給他一些錢，用手機刷臉。”網上可以搜到不少代辦公司的廣告，提到“支援線上實名認證（人臉識别）、無需漫長等待……”等。
第三，收尾跑路。接盤團隊拿到新的營業執照，一邊安撫職工和會員，一邊準備跑路事宜。後續的戲碼不少消費者都經曆過——店鋪以裝修、維修等各種理由“暫停營業”，承諾兩三天後就開業。兩三天後消費者到場，發現已經人去樓空了。
團隊這麼做的主要目的一共有兩個：
首先是把原公司的股東“擇”幹淨。如果股東在經營過程中有一些違法亂紀的行為，跟消費者對簿公堂，有可能被記錄為失信人員、限制高消費，甚至涉嫌合同欺詐、虛假宣傳等等。但是，如果健身房營運公司股東變更，交割完善，那“原公司”的債務就與“原股東”無關了。
其次就是閉店的善後和收尾工作。例如轉移賬上資金，搬運裝置等，如果房東、員工、消費者等債權人報警，或者到市場監督管理局投訴，該團隊也要負責應對。即便是消費者将負責人堵在店裡，負責人隻要将欠債的人數和條目登記在冊，再“聲淚俱下地表達砸鍋賣鐵也會還債”，有些消費者就會被這種“真誠”所打動，有些甚至一時心軟放棄追款。
上述動作或需要法律團隊介入，或需要熟練團隊支招，既涉及專業知識也涉及經驗積累，對于那些沒有或較少經曆閉店的老闆而言，可能難以應付得來。
至于費用，“聽說10萬到30萬不等，視債務來定，肯定不會超過債務。”羅明銳表示。他提到這種套路在疫情的時候比較多，當時不少商家經營困難。
前後賺三次錢
王斌表示，接盤團隊的套路在業界早已不是秘密，手段也并不高明。“每個城市都有，這批人不停換馬甲，到處找健身房做收尾。”王斌認為他們的存在破壞了整個健身領域的生态，影響了口碑和顧客的信任，給正常營運的健身房同樣蒙上陰影。
根據王斌的觀察，接盤團隊的套路正在逐漸加深，能夠在一次跑路操作中賺到三次錢。
首先，這些接盤團隊會用“托管”等名義，主動聯系生存困難的健身房老闆，承諾“提升業績”，先收取一筆管理費用。
一段時間後，團隊會告訴老闆門店已“救無可救”，隻能倒閉，但他們可以提供閉店服務。然後再收一筆公司轉讓和股東變更的費用。
盤下門店後，接盤團隊會再做一波促銷，以極低的價格吸引消費者辦卡，王斌就見過隻賣365元的年卡。團隊會以“資金充裕”“重新營運”等話術騙取消費者信任，吸引心動的消費者充值，尤其是6月-8月的旺季，最後再撤店“跑路”。“兩頭掙錢，既掙了老闆的錢，又掙了消費者的錢。”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就連“接盤團隊”這條灰産中也出現了“詐騙團夥”——有些人以“托管”名義跟老闆收錢後，逃之夭夭不見蹤迹。
王斌向《财經》記者提供了交流群裡某接盤團隊留下的聯系方式，對方稱自己是“職業化引流爆破團隊”，承接區域以縣城、縣級市為主。記者以遊泳健身會所老闆的身份，聯系上了對方。對方的回複證明，這樣的服務确實是存在的。
（對方多次強調安全合法。）
接盤團隊不斷拓展“獲客管道”，網課就是其中一種。付赟虹在朋友圈看到網課微信直播的廣告時，早已聽說過類似服務，她對這些套路感到好奇，便花費39.9元報了名，并把心得發在了自己的公号上。
付赟虹表示，“課程”總共可以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講師描述了健身房營運的困難，付赟虹還覺得挺靠譜的，确實說中了業内普遍情況。
第二部分就不一樣了，講師舉了三個案例，這三個案例分别是由于合同欺詐、虛假廣告而産生的刑責，和轉讓門店經營權後仍然受到處罰。講師還作出了說明，解釋為什麼看似正常的操作手段，最終會構成犯罪事實。付赟虹認為對方挑選的案例都是從嚴從重的：“如果真的能夠每個案例都被如此追責，這個行業不至于出現這麼多經營亂象。”
第三部分，講師表示自己有成熟的解決方案，并不斷強調流程“安全合法”。“你們如果自己操作很可能面臨牢獄之災，來找我，我有全套解決方案。想要進一步咨詢的加我微信......”
付赟虹認為這個團隊用了一套銷售常見的套路：代入--恐吓--營銷。先用共同的困難經曆引起對方共情，産生信任；再以誇張的表述讓對方感到驚吓，急于找尋破解之法；最後再提供解決方案。
付赟虹表示，并非每個個體事件都如課程案例講述一般被如此追責，因為執法成本太高。湖北正尺律師事務所合夥人項鳴宇律師告訴《财經》記者，實體店因經營不善而關業，很難涉及刑事犯罪，市場是允許部分商家破産清算的。
在接盤團隊的不斷變化的套路中，商家、員工、消費者被一層一層割了韭菜。
為什麼消費者維權困難？
事實上，所謂的接盤團隊其實是抓住“消費者維權沉沒成本高”這一特點，鑽法律和監察漏洞，同時也在割商家的韭菜。
項鳴宇表示，消費者難以追回預付款，主要原因判決生效後是公司的賬戶沒有資金償還而導緻執行難。至于為什麼沒有資金，有些公司是源于經營不善，有些公司則動用了手段。
消費者發現問題後，第一反應往往是報警，如果不涉及刑事犯罪，報警不能解決問題，警察會引導消費者找市場監督管理局投訴，市監局接到投訴後展開調查，這也需要時日，而最終的結果大機率是隻能組織雙方調解。前後可能需要一個月的時間，大部分消費者會失去耐心。
也有消費者選擇到法院起訴。但如果沒有對方違法犯罪的證據，法院往往就是判決消費者與商家之間的服務合同解除，商家需要向消費者退款。可此時商家賬上沒錢，仍然無法退款。
如果走到起訴階段，一審大約4個月左右，如果有二審，考慮到交接時間，再加3個月左右，這還是一般情況。
時間是魔鬼，消磨一切熱情。當消費者意識到付出的時間和卡裡的金錢不成正比時，往往就不了了之了。
有的消費者認定其中有存在某種問題或陰謀，涉嫌違法，願意死磕到底。項鳴宇表示，消費者可以借助“财務審計”對其進行審查，這是一種司法鑒定。不過費用很高。
所謂财務審計，就是查每一筆資金的進出。如果細查，或許能查出一些公司違法犯罪的證據，例如虛開增值稅發票、僞造一些合同、财務造假等。
項鳴宇表示，因為無罪推定原則，“主觀惡意”很難證明的，除非有比較明顯的詐騙行為。例如“關店之前再割一波韭菜”，從表面上看，無法證明公司是為了自救，還是卷款跑路。需要調查它的資金流向。
但财務審計并非萬能，例如有人做着兩千元的工作，拿着三萬元的工資，又或者公司有幾個人“吃空饷”，再或者公司買一個非常偏門的裝置，顯著高于市場價格，這些問題财務審計可能都發現不了。
多數預付費商家都是因為“資金鍊斷裂”而退場，也就是說将消費者的預付款投資到了其他領域。但商家用賬上的錢款進行投資，本質上就是一種市場行為，并非經濟犯罪。也談不上非法集資或者詐騙，因為沒有承諾給消費者利息。
此外，讓消費者感覺到自己受到欺騙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看到老闆仍然有錢出國、投資、住豪宅，卻沒錢給大家退款。
項鳴宇表示，除了依靠團隊利用法律漏洞，市場規則本身也有保護創業者的部分，這就是“有限責任制”。
所謂有限責任，指股東對公司債務承擔的責任是有限的，公司資不抵債的時候，就看股東認繳了多少出資額，這是股東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上限。比如說一家公司注冊資本100萬，一個股東認繳70萬，那即便公司負債1000萬，股東最多虧損70萬。如果認繳的70萬已經實繳50萬，那股東最多再掏20萬就行。
“從消費者角度看，有限責任制是對維權的一種障礙，但這也是對投資者的一種保護。這種保護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必要制度，否則投資創業的意願将極大減少。”項鳴宇表示，“法律是一種平衡的藝術。”
如何識别出即将跑路的商家？
“記住最重要的一點：别貪便宜。”項鳴宇表示。
商家在引導消費的時候往往祭出各種套路，最常見的套路就是每多加一點錢，消費時間就成倍延長，例如3000元10節課，4000元20節課，4500元30節課等等，讓消費者以為自己得到實惠，殊不知一旦出現問題，損失也是翻倍的。
上述市監局從業人員表示，自己經手過多起類似事件：商家的房屋租賃期隻有半年或一年，主要器材和裝置是租用的，但賣給消費者的都是五年甚至十年的會費。這類商家往往拖欠房租、員工工資，一旦跑路，一夜之間人去樓空。
羅明銳表示，之前上海有家健身房，一場預售下來，甚至店面都沒裝修好，會員都沒看到器械，老闆就跑路了。
但随着消費者警惕性越來越高，這種低端行騙方式，買賬的人也越來越少。
羅明銳總結了商家跑路前的幾個迹象：
一、小物件的更新頻率降低，例如洗手液、紙巾、垃圾袋等。說明健身房的經營狀況出現了問題，現金流可能吃緊。
二、教練或從業人員頻繁離職。内部從業人員比消費者更容易洞察健身房的經營狀況。
三、推出“離譜”的促銷活動，例如五年卡、十年卡甚至終身卡。“這種大機率是準備要跑路了。”
市監局從業人員從合同簽約等方面提醒消費者提高警惕，例如消費者轉賬時應注意，轉到對公賬戶而不是個人賬戶。如果必須是通過個人付款，需要用“轉賬”而不是“發紅包”，并注明金額用途，以防商家跑路不承認消費關系存在。
還有一種“隐形跑路”的方式——減店并店，多發生于連鎖品牌。有些門店在合同簽訂時會告知消費者，如果自己的店面經營不善，可以将會員轉至品牌下其他門店。很多消費者認為這是一種保障，事實上也是在侵害自己的權益，畢竟轉入其他門店後，變相提高了交通成本、降低了消費體驗。
史上最嚴格監管細則，能刹住“跑路”風嗎？
要想徹底解決問題，光靠消費者防範是不夠的，關鍵還是從制度上規範預付費商業模式，從源頭扼制商家“跑路”現象。所謂的源頭，就是對商家預收資金進行管控，限制商家将一次性出售的年卡等長期卡金額在短期内“揮霍”，用未來的錢填今日的坑，保證商家資金細水長流，降低其欠債閉店風險。
早在2018年8月，國務院就出台了《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規範校外教育訓練機構發展的意見》 （國辦發〔2018〕80号），其中提到不得一次性收取、或通過拆分合同等形式變相收取時間跨度超過3個月的費用。
此後，各地紛紛出台了不同力度的整治政策和指導意見，涉及各個方面，從合同規範、到部門備案、再到預付卡限額等等，逐漸加強對預付費商業模式的管理。其中2019年7月上海出台了管理辦法，首次提到開設存管賬戶。
所謂“存管”，意思是經營者選擇轄區内一家商業銀行開通預收資金存管專用賬戶，消費者付費後，有一定比例的錢存在存管賬戶裡，到期後經營者才可提取。
上海規定，如果企業預收資金餘額超過一般風險警示标準，應當将全部存量預收資金餘額的40%采取專用存管賬戶管理；如果企業采取同業企業互保的方式，繳納的存管資金比例則在2%—10%之間。
但是，每一條政策或指導意見的落地都需要時間，2020年疫情來襲，個體經營面臨困境，各地對新規的實施監管也有所放松。2023年疫情結束後，監管再次趨嚴，尤其是近期一些大型連鎖機構紛紛出現負面新聞，例如一兆韋德部分被曝出泳池關閉和人員欠薪情況；在此之前，經營二十多年、瑜伽行業内最有影響力的梵音瑜伽被曝出全國性場館停業；更不用提一些社群型中小機構。多方面都在提醒，對預付費商業模式的管理刻不容緩。
4月18日，北京市體育局、北京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等聯合多部門印發了《北京市體育行業預付式消費領域資金監管實施細則（試行）》（以下簡稱“實施細則”），是業内公認的“最嚴格監管細則”。
此番《實施細則》的最特别之處在于明确了預收金存管制度。《實施細則》規定，銷售3月及以内卡應将預收資金的40%作為存管資金，3月-1年預存80%，超過1年預存100%，期限内服務完成後，存管資金将于2-5個工作日打進經營者賬戶。
商家要在細則釋出的90天内落實存管賬戶，也就是說，最晚到7月中旬，全市便開始對商家進行監管。
健身房資深管理者、極練體育的吳承翰告訴《财經》記者，《實施細則》一旦落實，必然會有一部分傳統年卡模式的商家面臨經營困難。因為當下健身房多以消費者新繳納的年卡費用充作當下的現金流，例如2000元的年卡可能需要投入到最近一個季度的房租水電中，然後賭消費者不來消費。是以，一旦大部分乃至全部資金被存管，不少健身房或将面臨現金流被截斷的風險。
是以吳承翰認為實施過程将會是“軟着陸”，循序漸進，但頭部品牌肯定會被第一時間監管。
事實上，《實施細則》也制定了獎懲機制。如果商家全年信用評級為A，投訴率低于一定值，那存管比例也會相應降低。反之，商家接得拿出更多的預付款存入存管賬戶。
《實施細則》出台後，吳承翰認為，大部分業界從業者的态度是逃避、有些恐懼，以至于很多人不相信該細則會完整執行，是以多數健身房還沒有開始動作。但吳承翰注意到，朝陽區和海澱區的體育教培行業已經在落地存管賬戶，那健身行業無非是遲早的事。
“不要逃避了，行業内需要根據監管細則尋找新的解決方案。”吳承翰表示，他提出了四條解決方案。
第一，改變産品政策，“年卡，兩年、三年卡基本是不能賣了，因為資金100%被存管，對當下而言是沒有意義的。”商家需要在月卡、季卡上下文章。
第二，當卡值變小，商家承擔現金流壓力，就需要投入更大的資源去赢得顧客，健身房要轉變在街上發傳單“健身遊泳了解一下”的粗暴政策，而是建立品牌營銷意識，做出自己的口碑。“從銷售轉型成為市場營銷的年代已經到來了。”
第三，産品從“一次性銷售”轉變為“重複性銷售”，商家應該調整KPI考核，以“留客”為目标，刺激消費者不斷續費。
第四，由于“續費”成了目标，那商家必将圍繞這個目标提升品牌和服務，做好員工教育訓練，才能打動消費者。
消費者和商家都期待的一場大變革，或将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