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整理家中舊相冊時，先父攝于1978年的幾張老照片勾起了我的記憶。
1978年，後來也被稱為改革開放“元年”，載入史冊的全國科學大會在這一年的春天召開，由此不但吹響了向科學進軍的号角，也吹響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前奏。
為了大會的成功舉辦，早在大會召開的半年前，有關部門就成立了大會籌備辦公室。作為大會籌備辦負責人，我父親邀請時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著名油畫家常書鴻先生和夫人李承仙來京，為我國這次科學史上的空前盛會創作大型油畫，畫室就設在籌備辦所在地——北京展覽館。雖然曆經數月艱辛，畫稿幾經反複，但仍遲遲未能定稿，随着大會召開時間的日益臨近，年過古稀的常先生不免有些着急上火，我父親雖也内心焦急，但還是盡力寬慰常先生，并盡可能為其創作提供各種素材和便利條件。
正在常先生為素材標明而殚精竭慮之時，葉劍英元帥為全國科學大會賦詩：“攻城不怕堅，攻書莫畏難。科學有險阻，苦戰能過關。”這首五言絕句一經發表即被廣為傳誦，也給常先生帶來了創作靈感——科技工作者不正像登山隊員攀登珠穆朗瑪峰那樣，堅韌不拔，攻堅克難，砥砺前行嗎。于是，一錘定音，攀登珠峰的素材一經确定，常書鴻夫婦随即滿懷激情，奮筆作畫，不舍晝夜，全身心地投入到大型油畫的創作中。在大會即将召開之際，一幅名為《獻給敢于攀登科學高峰的同志們》的巨幅畫作驚豔亮相。
《獻給敢于攀登科學高峰的同志們》
在這幅600厘米×340厘米的畫面上，皚皚雪山，重巒疊嶂，高聳入雲，巍峨壯麗，一行登山隊員正在沿着陡峭山麓艱難攀登。畫作構圖雄偉，氣勢恢宏，攝人心魄，極具藝術感染力，觀者無不啧啧贊歎，為之傾倒。
畫作終于如期“殺青”。常書鴻夫婦、有關部門上司和籌備辦從業人員都非常高興，于是，大家就以這幅剛完成的油畫為背景合影留念，以示慶賀。
前排右三常書鴻、右一李承仙、右二武衡（時任國家科委常務副主任），後排右二本文作者父親
前排右二常書鴻、左一李承仙、右一本文作者父親，後排右二武衡
除了集體合影外，還有一張“三人照”引起了我的注意，照片中常書鴻夫婦分列兩旁，中間是一位戴眼鏡、着花襖的清秀女子，年約四十，一頭幹練的短發，面帶幾分腼腆的微笑。她是誰？原來，當年她還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小字輩”，是以并沒有出現在和北京上司的合影中。但常先生是特意把她從敦煌叫到北京，一起慶祝這幅心血之作完成的，于是，常先生讓她站在中間，專門拍下了這張很有紀念意義的“三人照”，足見常先生對她的格外器重。她，就是後來被譽為“敦煌女兒”的樊錦詩。彼時，在敦煌莫高窟潛心工作15個春秋的樊錦詩，已成為常先生的得力助手，時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長。高山景行，從這張40多年前留下的彌足珍貴的“珠峰三人照”，折射出常先生的謙遜人格和對敦煌事業後繼有人的欣慰之情。
左起常書鴻、樊錦詩、李承仙
1982年10月，常書鴻夫婦又以該畫稿為藍本，合作繪制大型油畫《攀登珠峰》（540厘米×340厘米）贈送給母校浙江大學。
1992年4月，常書鴻夫婦将再度合作完成的《攀登珠峰》贈送給日本創價學會名譽會長池田大作先生，此畫也成為常先生晚年完成的最後一幅大作。
是以，常書鴻夫婦以“攀登珠峰”為原始畫稿的大型畫作前後一共合作繪制了三幅，可見此畫稿在常先生心目中所占分量之重非同一般。
斯人已逝，生者如斯。中國古代登峰造極的敦煌藝術和博大精深的敦煌學研究需要代代傳承，而以“攀登珠峰”為主題的畫作又何嘗不是常書鴻先生本人窮其一生攀登敦煌藝術高峰的真實寫照呢。（李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