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來了就有病
2012年春節期間，一份深圳版的“歡迎體”海報在網絡上熱傳，畫報中的slogan精準地闡述了這座“移民城市”的魅力：
來了，就是深圳人。
創造這一“金句”的吳嘯對媒體解釋道，深圳是一個有1500萬人口的城市，其中深圳戶籍人口隻有200多萬，每年春節返鄉後，深圳就成為了一座空城。為了增強“留守”的外地人對深圳的歸屬感，吳嘯為當地一項聯立活動确立了“今年過年不回家，來了就是深圳人”的主題。
很顯然，這句多元、包容且信心十足的口号成為了深圳市最有特色的文化符号，也成為各級政府、各大組織“二創”、“三創”的競品。
例如2023年6月底，有媒體報道“夫妻先後把對方送入精神病院”。
牛B的是，收容的兩家精神病專科醫院來者不拒，充分展示了其“相容并包”的醫院文化：
來了，就是精神病人。
更牛B的是，西安衛健委在第二天回應此事時表态：
醫院兩次收治均沒問題。
如果說，争相下黑手的夫妻給這起婚内沖突抹上了一絲喜劇色彩，那麼無下限收人的精神病院則讓衆人感受到了驚悚的悲劇核心。
米蘭·昆德拉說：
悲劇在向我們展示美妙幻境的時候，多少為我們帶來了某種安慰；而喜劇則粗暴地向我們揭示一切的無意義。
❷ 失陷瘋人院
6月27日，經過記者多次實地采訪，西安《華商報》對“夫妻輪流扭送精神病院”進行了詳細報道，事件的脈絡與動機都是清晰的。
事情的背景是，當事人淵強（化名）和妻子屈豔（化名）開了一家公司，小日子過得還算不錯。
但入院記錄顯示，2021年3月起，淵強情緒開始不太穩定，脾氣相對暴躁，主要展現在：
懷疑妻子有外遇，私下收集妻子外遇證據，情緒低落（提示，這tm是重點，後面要考的）。
此時，家庭主婦屈豔表現得賢惠、堅強而專業。
淵先生說，屈豔沒有激動地與丈夫就“外遇”問題發生激烈沖突，而是第一時間懷疑丈夫患有精神疾病：
她說我情緒不穩，是不是工作壓力大等，建議我去醫院看看。
家人說得多了，淵強也就重視了：
他先後去過多家醫院，有時是自己去的，有時是家人陪着去的。他在2021年12月被診斷為“焦慮抑郁狀态”，在2022年9月30日被診斷與“雙相情感障礙”，為此還吃過一些藥。
當時，他覺得這是家人對他的關心。
值得注意的是，精神類疾病的診斷缺乏定量名額，通常是根據描述性的結果做出的綜合判斷。例如初次診斷醫生往往給出“抑郁症狀”的初步判斷，但如果你在家屬陪同下反複去看病，醫生可不得認為情況嚴重，給出“抑郁症”的進一步判斷嘛。
戲肉來了：2022年以來多次留下“家暴”報警記錄的曲女士，此前一直接受調解，但在拿到“抑郁症”的診斷結果之後，卻直接聯系醫院強制收容：
2022年10月10日，淵強稱他遭遇了人生的黑暗時刻：我下班剛走出公司樓門口，突然沖上來5名陌生壯漢，把我架到一輛越野車上，用我的帽子堵住我的嘴，擊打我的頭部、胸部，并用膝蓋壓在我胸口上使我不能動彈。同時還搶走了我的手機、車鑰匙、銀行卡、電腦等。
在被綁到醫院的擔架上、推進有三道鐵門的病房後，淵先生在病房裡見到妻子，他才意識到：
這一切是她早有預謀的。
事後接受記者采訪時，該醫院強調，收治流程是符合收治條件的。淵強的妻子提供了他打傷人的照片和就診記錄，以及他本人曾經在其他醫院關于精神疾病的就診證明。
依據《精神衛生法》第三十條第二款第二項，淵強既往于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就診考慮存在精神疾病，已存在危害他人安全行為，符合「非自願」住院标準。
好家夥，在醫院僅出具“焦慮狀态”的很長時間裡，屈女士忍辱負重；在拿到“抑郁症”結論後僅僅10天，屈女士重拳出擊，直接K.O對手——您這家庭主婦不簡單啊，這麼熟悉精神病院收治流程？
而淵強入院後，事情變得更加離奇：
我從被強行送進的第一時間，就提出要見母親和兒子，醫院讓我給母親和兒子打了電話，但始終未讓見面，理由是因為疫情管控。可我妻子帶來的朋友，卻能見我，并勸我，讓我承認自己有病，安心治療。
而淵強21歲的兒子告訴記者：
後來，醫院給父親做出的診斷是焦慮抑郁狀态和偏執狀态，2022年10月27日，我去接父親出院時，又被醫生以“誰送進來誰接走”為由而拒絕。直到80天之後。醫生說我爸能不能出院，得我媽簽字，說我媽是我爸的監護人。
可見，屈女士帶着朋友一心勸告淵先生住院，在明知丈夫可以出院時不去辦理出院手續，任由兒子四處碰壁（淵先生的兒子甚至撥打市長熱線，也沒有把父親接出來），導緻淵先生在醫院多住了80天。試問，在入院前“賢惠”的妻子為何性情大變，恨不得丈夫永遠被關着呢？
到這時候，哪怕是正常人，也得懷疑屈女士是不是設局了吧。
于是淵先生出院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北京安定醫院做精神專項檢查。檢查結果說他沒有精神問題。
安定醫院7項檢查結果分析報告單顯示：
33項輕躁狂症狀清單（HCL-33）結果為“正常”；
心境障礙問卷（MDQ）結果為“報告未見異常”；
匹茲堡睡眠品質指數量表檢查（PSQI）結果分析為“睡眠品質很好”；
艾森克個性測驗-成人版（EPQ）結果分析為“無精神質傾向”；
抑郁自評量表測評（SDS）結果為“無明顯抑郁症狀”；
症狀自評表測評（SCL-90）結果分析為“無明顯心理問題”；
焦慮自評量表測評（SAS）結果分析為“無明顯焦慮症狀。
但經過一番解釋之後，淵先生失落地得知：
這些報告又不能說明啥，隻會讓他們認為，之前在西安給我把病看好了。
總之，在第一回合的交鋒中，淵先生完敗。
❸ 大家都有病
事實證明，被激怒了的淵先生同樣不是善茬，他深深地體會到：
隻有魔法才能打敗魔法。
下面，我們臨時切換到妻子屈女士的叙事角度。
屈女士告訴記者，“丈夫出精神病院後沒幾天便離家出走”（對應着淵先生去北京做精神鑒定的時間。有意思的是，淵先生是在兒子、表哥的陪同下去北京的，但屈女士卻認為是“離家出走”，你品，你細品）。
直到今年2月5日，（丈夫）給她打電話說要回家。然後就是：
我見到了丈夫和兒子，但沒說幾句話兒子就出了門。約過了五六分鐘，進來5名自稱是精神病院的陌生男子，上來就給我胳膊打了一針，很快，我全身沒勁兒。我是被他們架着出門的。
憋屈不已的屈女士被帶到另一家精神病院，在“換病号服——強制灌藥——束縛病床——電擊治療”的一套絲滑流程之後，求生欲極強的屈女士說：
她跟醫生明确表示，送她來的丈夫曾在此看過精神疾病，醫生不予理睬。屈豔要求與家人聯系，被拒絕。
事後該醫院解釋道：
人是她丈夫要求、醫院派人上門帶來的，雖然沒有其他醫院的就診病例，但醫院也收初次就診者，家人也提供了相關的傷人毀物視訊，符合非自願患者住院條件。
從上帝視角看，這事情就相當離譜。
首先，屈女士把丈夫送進精神病院，診斷書、物證一應俱全，那是專業級别的玩法；而淵先生僅提供了傷人毀物的證明，怎麼能由此判斷女方是“初次犯病”？這“濕活”做得簡單粗暴，不夠漂亮。
更何況，屈女士“機智”地提出，她的丈夫在該醫院看過病，暗示着醫院應當核實丈夫的行為是否正常。你個精神病院起碼得有個猶豫吧，抽空核實淵先生的入院記錄不難做到吧？為什麼不聞不問就急着收治新患者？
最後，屈女士在出院後披露了一個細節：
她的病曆裡，門診診斷一欄中寫着“精神分裂症”，出院情況标注“未愈”，但出院記錄一欄裡寫着“精神分裂症？”
屈女士說，剛入院既然确診了精神分裂症，怎麼治療了兩天後又懷疑不是精神分裂症？通常的情況是入院時候懷疑有病，出院時應該确診，怎麼反着來？
是以，我們就更加不了解，西安衛健委事後申明“經調查兩家醫院收治流程規範”，這“規範的流程”簡直讓人“大無語”。
而從當事人淵先生的角度看，這事兒雖然不道地，但卻有“今日大仇得報”的既視感。
然鵝，淵先生忽視了妻子的專業性，也低估了妻子“朋友圈”的力量。
屈豔的朋友赫先生向記者說：
那兩天裡，他們查找了西安的多個醫院，都沒找到屈豔的住院記錄。
大醫院沒查到，就找小醫院，想到淵強曾在西安腦康醫院看過病，便前往打聽，也沒問出資訊。
2月7日，他們一行人向主管部門求助，才問出屈豔的确入住該院。當晚8時，家人前往醫院将屈豔接了出來。
初看起來，這位赫先生上演了一場“不抛棄、不放棄”的年度大戲，值得點贊？
但這一幕細思恐極。
首先，赫先生神通廣大。屈女士“失蹤”後，熱心的赫先生迅速查遍了西安市所有的精神病院，當發現患者裡沒有屈女士之後，直接向醫院的上級主管部門求助，才問到具體資訊并接出醫院。
這一套流程下來，赫先生總共用了：
2天。
相比之下，為了淵先生出院，他的兒子向市長熱線及紀委舉報後，花了80天才把父親接出去。
從“拯救被精神病人”這個事實看，淵先生與屈女士的段位差距太大，連朋友圈都不是一個檔次，感情破裂是遲早的事吧。
其次，赫先生身份尴尬。我們要相信一點，記者在調查時是不會放過每個細節的，人物的身份盡量精準。例如《華商報》說到兩人先後入院，為淵先生奔走的是“母親、兒子、表哥”，為屈女士打call的是“妹妹、赫先生”。
很顯然，這位赫先生并不是屈女士的親戚（否則不會與“妹妹”分開叙述）。那就是傳說中的：
朋友？
問題來了，這位赫先生為何成為屈女士的緊急聯系人，甚至充當了“第一監護人”的角色？聯系到上文特意标準的“重要考點”：
（淵先生）懷疑妻子有外遇，私下收集妻子外遇證據。
你是不是感到一種“無中生友”的巧合？
再聯系到屈女士在送丈夫進精神病院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冷靜與專業，以及赫先生在醫務系統内的遊刃有餘，還有淵先生入院後做限制行為能力人鑒定時“恰巧”抽中收治醫院，甚至在淵先生入院後赫先生陪同屈女士探望…
我有一個大膽的想法：
有沒有一種可能，醫療系統的赫先生與家庭主婦屈女士建立了超友誼關系，先把淵先生送進精神病院，再鑒證出“無行為能力”，就可以把屈女士的丈夫關上一輩子，并順利取得淵先生的家産以及公司？
廣大淫民群衆對這套路很熟啊。600多年前，在清河縣開着包子鋪的某位小業主有很多話要說…
大郎，該吃藥啦
而要打消大衆的疑問，其實也很簡單：
請有關部門本着“紅紅臉、出出汗”的原則，把赫先生在哪裡工作、擔任什麼職務…等資訊公布出來，讓強大的司法機構介入調查，還當事人一個清白。
嗯，如果問心無愧的話，這對赫先生也是一種保護。畢竟我們這個社會啊，不能讓“為好友兩肋插刀”的熱心人：
流汗又流淚。
❹ 神奇的精神病院
2004年上演的大片《史密斯夫婦》中，布拉德·皮特與安吉麗娜·朱莉這對特工夫妻表面說着甜言蜜語，暗地裡卻痛下殺手，急不可耐地“實體淨化”對方，讓觀衆大呼過瘾。
但其實，我覺得它的港譯版片名更貼切：
《史密夫大戰史密妻》
如果僅從“冤屈二人組”（淵先生+屈女士）的角度看問題，廣大吃瓜群衆頗有“看熱鬧不嫌事大”的想法。
但如果琢磨一下此案中精神病院的角色，沒有哪個吃瓜群衆可以笑出聲來。
2018年6月，第十一屆全國人大通過了修改後的《精神衛生法》，它剝奪了醫療機構強制收治的權利，規定患者住院實行自願原則。
第三十條 精神障礙的住院治療實行自願原則。診斷結論、病情評估表明，就診者為嚴重精神障礙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對其實施住院治療：
（一）已經發生傷害自身的行為，或者有傷害自身的危險的；
（二）已經發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險的。
理論上，違背這一原則的精神病院去抓人後，都應當負刑事責任：
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具有毆打、侮辱情節的，從重處罰。
也就是說，兩家提供“強制治療、強迫束縛、強行電療”的醫院上司，看起來就：
很有判頭。
為什麼事情被報道後，當地衛健委的介入與申明看起來分外可笑？因為這不是一則簡單的醫療糾紛問題，而是一個嚴肅的司法問題。應當第一時間介入的，首先是當地公檢法系統（尤其是GA機關）。
先要弄明白，這是民事問題還是刑事問題
第二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為什麼精神病院不顧流程的嚴肅性，“來了就是精神病”？
這是因為，與公立醫院的非營利性醫療機構性質不同，大陸的精神病院是營利性機構。在利益驅使下，精神病院有動機放松收治的标準，從更多病人身上賺取更高利潤。
而精神病院既當裁判員（鑒定收治标準），又當運動員（收治病人）的超然地位，又為潛在動機提供了友善。例如，隻要家屬拿出“診斷報告”，甚至隻要簡單地描述一些“症狀”并願意付錢，醫院就敢把人關起來“觀察治療”。所謂的職業倫理，在盈利的驅使下什麼都不是！
也許在他們看來：
錢沒了，可以再賺；可良心沒了…賺的更多？
老實說，這個問題的解決千頭萬緒，在短期内最有效的方法是：
優先避免第二類錯誤（typeⅡerror）。
所謂第一類錯誤，是拒絕正确假設而導緻的錯誤，例如精神病院讓真正的病患蒙混過關，不收治入院；所謂第二類錯誤，是原假設錯誤卻被接受的錯誤，例如明明沒有患病，卻被當作精神病人而強制入院。
統計學上，在觀測手段與樣本容量未發生變更的情況下，是不能同時減少兩類錯誤的。
但現實中，兩類錯誤導緻的後果存在差異，甚至給當事人與社會帶來迥異的觀感。
打個比方，你覺得“甯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第一類錯誤）與“甯缺毋濫”（第二類錯誤）哪個更恐怖？
我想，任何一個正常人都希望是後者吧？為此需要放大精神病院“誤收人”的後果：
例如查實一起類似案件，就以非法拘禁罪處理、處罰精神病院（接收方），以故意傷害罪對病人家屬（送入方）入刑，進而避免“沒病找病”的強制收治悲劇。
這個思路的目的是增大犯罪成本。起碼，如此判決幾次後，蓄意扭送他人入院的人，以及随意接收他人入院的人，在起歹意前都得心裡打個哆嗦。
當然，現實中夫妻競相送配偶入院，這是個别現象。最常見的，反而是利用公權力把“刺頭”扭送入院。
早年間“被精神病”的重點觀測人群就不提了，2023年1月，南昌就發生了“被送精神病院”的事件。
（以下省略305字）。
是以我建議：
對公職人員亂送人，以《公務員法》中“上司成員因工作嚴重失誤、失職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社會影響的，或者對重大事故負有上司責任的，應當引咎辭去上司職務”，以及“對捏造事實，誣告、陷害他人的，依法追究法律責任”論處。
不知道你們資瓷不資瓷啊？
1961年，約瑟夫·海勒等人開創了“荒謬的事實并列、殘忍與柔情共存”的黑色幽默文學流派。他在其代表作《第二十二條軍規》中平靜地叙述：
Catch-22規定，隻有瘋子才能獲準免于飛行，但必須由本人提出申請。可問題是，你一旦提出申請，恰好證明你是一個正常人，還是在劫難逃。
我希望，那不是我們一眼所望到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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