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聯軍之役後，中國喪失了大片領土，中國主權蒙受更嚴重的侵犯，而且都通過不平等條約明确地記載下來。列強從中國名正言順攫取了協定關稅、領事裁判、内河航行等權及最惠國待遇，中國關稅、司法已不能自主，中國對外亦已無國防秘密可言。戰争結束後不久，清廷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為專理對外事務的總機關，又開始推行洋務運動以學習西方軍事實業。此外，清廷還與外國勢力聯手，共同鎮壓當時的太平天國運動。
自明末清初西學東漸以來，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時續時斷，其中政府禁止是一大阻力。經過兩次鴉片戰争，外國人終于可在華内河航行及四處傳教。中國大地上洋教堂和新式學校、醫院漸興，華人信洋教漸多，但也多了發生教案等的中西沖突。另一方面，更多中國人出國謀生，大大加速了海外華僑的發展。
1860年侵華的英法聯軍艦隊。兩次鴉片戰争皆慘敗，令中國意識到必須引進外國先進軍備，軍事改革尤其武備更新，成為戰後洋務運動的主要内容。
英法聯軍之役後，除了京、津、滬等大城市外，新開口岸的外國領事館也日多。圖為1867年設于台灣打狗（今高雄）的英國領事館今貌。戰後，中國明白須面對全新的外交形勢，遂于1861年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處理外交事務，其後更陸續設立駐外大使館。
英法聯軍後，列強加快在中國的經濟活動，開設銀行是重要一環。這雖屬經濟侵略，但也為中國引入先進金融制度。圖為1867年英國人在上海建造的彙豐銀行大樓。
1860年的香港維多利亞港。英國藉《北京條約》割占九龍後，維多利亞港成為英治香港的内港，香港曆史進入新一頁，對日後香港乃至中國的發展影響巨大。
1860年，一名外國女子在上海乘轎。随着戰後加快開放，來華外國人日多，中國人和外國人的接觸大大增加。
1873年，上海租界工部局的蒸汽救火車（消防車）。新事物加快進入中國，開闊了國人的眼界。
十九世紀橫渡太平洋輪船上的華工。中國與英、法簽訂的《北京條約》中，有準許華人與外國人立約出國做工的條款，自此華工出國漸多。
清代後期，許多人因生活困苦而出國到美洲、東南亞等地打工。1850年代起放洋華工日多。他們出國前，大都會先收到預付金，但會遭招工中介扣除部分作介紹費、交通費等，然後就完全聽任安排，有如被賣的“豬仔”，故廣東人稱這種出洋打工的方式為“賣豬仔”。華工一般要承擔重勞動的苦力工作，如起鐵路、開礦等。中國人稱幹粗活的人為“苦力”，西人遂稱對華工招募、轉運等有關的生意為“苦力貿易”。廣東人稱幹粗活為“做咕喱”，“咕喱”一詞即由“苦力”和“Coolie”而來。不少華工在外落地生根，發展成華僑群體和社群如唐人街等。華僑當中很多因痛恨清朝腐敗而大力支援反清革命，孫中山曾稱華僑是“革命之母”，足見華僑對祖國的關心和貢獻。
另外，香港是苦力貿易的重要中轉站，大多數華南勞工都經香港出洋。據統計，1851至1872年，自香港前往美洲、澳洲及東南亞的苦力達320349人。受惠于苦力貿易，香港在1854至1859年間平均每年增加487艘出入境船隻，共251350噸，每年平均增長68%，促進了香港航運業增長，許多從事苦力貿易的公司大發其财。由于生活和工作環境惡劣，又時常受到虐待，許多華工客死異鄉，亦有不少于乘船途中即染病而死，故苦力貿易實為一門肮髒生意。
因中外條約開放教禁，清朝後期越來越多外國傳教士到中國傳教、建教堂。圖為北京王府井天主教堂。
1870年代後期，浙江甯波一教會學校的師生合影。外國傳教士在中國辦學校、孤兒院、醫院等，對引入先進文化、改善部分窮人生活等，有正面意義。
洋人來華日多，因文化背景不同等原因，華洋沖突随之增加。以洋教為例，外來傳教士日增，地方上不時發生反洋教事件，稱為“教案”。1870年的天津教案為較嚴重案例，圖為當時教堂被焚、傳教士被殺的情況。中國民間的反洋教和排外情緒，最終激成1899至1901年間的義和團運動及八國聯軍之禍。
天津教案：1870年，法國天主教傳教士在天津開設的育嬰堂爆發疫症，多名嬰兒死亡，當地群衆認為是傳教士殺嬰、以嬰兒器官制藥等，聚衆數千反教排外。在事件中，法國領事豐大業被毆斃，法、英、美、俄、西教堂及法領事署遭焚，數十名傳教士、其他外國人員、中國信徒被殺，西人斥為“天津大屠殺”。英、美、法等七國軍艦随即集結天津、煙台一帶，以武力向中國交涉。清廷派直隸總督曾國藩查辦。曾國藩将天津知府和知縣革職充軍，另處死十六人，充軍廿五人，賠款修建教堂。清廷另派員赴法國道歉。
兩次鴉片戰争如何加速西風東漸？
古代歐西文化曾多次東漸，但因曆代王朝禁放不定，故時斷時起。以宗教為例，唐代來華的有景教（基督教東方教派），元代有天主教，明末清初有天主教耶稣會等，清代中期有基督新教。但自1840年後，中國被外國炮艦洞開，清廷對外屈辱投降，西風東漸已不限于宗教或文化，而是從軍事、經濟、政治、外交、教育、文化全方位輸入。經過英法聯軍一役，連鴉片輸入、内地傳教、勞工輸出及外交來往都全部合法，學習西方先進事物的洋務運動也應運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