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老
編輯|法老
一、披風的形制
披風的形制得以明确，這證明了它并非今人對其字面意思所了解的披在兩肩且無袖的衣物，而是宋元褙子在明代的繼承演變物，但時至今日除了專門對此有過研究的人。
仍有許多學者會将披風以字面意思了解，将其與“鬥篷”混淆。
“鬥蓬”一詞的含義周錫保先生在《中國古代服飾史》介紹清代漢族婦女服飾時提過：“一扣鐘也稱‘一扣衷’或叫‘蓬蓬衣’即鬥篷，男子也有披者。”
據查證，“一扣鐘”“一裹圓”之名來自清代西清的《黑龍江外記》卷六：“官員公服，亦用一口鐘……一口鐘，滿洲謂之呼呼巴，無開禊之袍也。
亦名一裹圓。”這裡明确說到此種衣物的形制為“無開禊之袍”，即下擺無開衩的袍子，且穿上後輪廓像一口鐘。
按周錫保的觀點，此衣物與鬥篷是一物，其中的理由周先生并沒有說明，筆者也沒找到可以直接支援此觀點的文字證據，但明清小說中“鬥篷”的出現率很高。
二、鬥篷穿着
在許多明清小說中，鬥篷的穿法離不開一個“披”字：《紅樓夢》第49回中寫道：“正說着，隻見寶琴來了，披着一領鬥篷，金碧輝煌，不知何物。”
第120回中“賈政……擡頭忽見船頭上微微的雪影裡面一個人，光着頭，赤着腳，身上披着一領大紅猩猩拉的鬥篷，向賈政倒身下拜。”
又有第49回“見探春正從秋爽齋來，圍着大紅猩猩氈鬥篷，戴着觀音兜，扶着小丫頭，後面一個婦人打着青調油傘。”
第50回“遠遠見賈母圍了大鬥篷，帶着灰鼠暖兜，坐着小竹轎，打着青網油傘。”從“披”“圍”的描述可以确定鬥篷無袖且不是套頭穿的。
應該是用扣子或者系帶披裹在肩上，且有些還連有帽兜。又因為《西遊記》第三十六回“那長老卻丢了錫杖，解下鬥篷，整衣合掌，徑入山門。”
一個“解”字便可知鬥篷是用系帶相結于前。再結合清代《孫溫繪全本紅樓夢圖》的配圖（見圖19）和清代遺留下來的鬥篷實物（見圖20）。
都正好展現了鬥篷的形制模樣：無袖，圍披于肩上，用系帶系于脖前，四下無開叉，衣擺下垂正好把穿着者身體遮裹成類似一口鐘或半圓的形狀。
可見周錫保先生認為“一口鐘”“一裹圓”乃是鬥篷的觀點應是無誤的，至少二者形制極為相似，都是禦寒擋風的無袖披用外罩，這與本文所述“披風”的形制完全不同。
再者，周錫保先生還在《中國古代服飾史》裡指出南朝時期的服飾“假鐘”就是後世人所說的“一口鐘”，即“鬥篷”的源頭。
三、出現的朝代
按這樣說，鬥篷在南北朝時期就已現苗頭，曆史較為悠久，更證明它和後來來源于宋元褙子的披風完全是兩種服飾。
真正與明代披風形制相似的是命婦冠服之一“大衫”或“大袖衫”（見圖21），二者都受到唐宋大袖的深刻影響。
前面筆者簡單介紹過大袖起源于唐代，盛行于五代兩宋，而複興于大明王朝。
明代大衫（大袖衫）可謂是唐宋大袖的延續，它與霞帔作為常服一直出現在明代皇後畫像中（除了初代馬皇後），直到明朝滅亡。
五代馮晖墓磚雕畫中首次可見大袖領下端有系帶相結合的形制，《宋宣祖後坐像軸》皇後所穿大袖領下也有系帶相結，這也就不難了解為何明代大衫和披風領下綴有紐扣或系帶。
從文字描述來看，明代大衫（大袖衫）與披風形制似乎完全一樣，都是對襟，瓦領，領下有紐扣或系帶。
兩邊開叉，寬袖，收腰，但二者确實稱呼不同，其原因筆者總結有兩點：第一，它們的使用人群和場合不同。
“大衫或大袖衫”稱呼隻見于命婦冠服，是在較為正式的禮儀場合中穿着的。
四、披風穿着人群
披風穿着人群則廣泛得多，上至貴族皇親下至娼妓優伶都可穿着，這在明代後期繪畫和小說中有所反映。
例如《醒世姻緣傳》第一回裡，晁大舍對珍哥說：“你明日把那一件石青色灑線披風尋出來，再取出一匹銀紅素縷做裡，叫陳裁來做了，那日馬上好穿。”
又如《醒世恒言·吳衙内鄰舟赴約》中賀夫人吩咐女兒“若是不好，教丫鬟尋過一領披風，與他穿起。”
珍哥是妓女，賀小姐是官宦之女，她們身份差異懸殊，卻都可穿着披風，可見披風的适用階層非常廣泛。
正由于披風的功能與适用人群與宋代褙子相似，都是在普通場合可以穿着的大衆流行款，是以無論是服飾通史類書籍還是研究論文，都将披風劃為褙子而不是大袖的後續演變物。
第二，它們的袖型不完全相同。無論是明代曆代皇後畫像中的大衫，還是南昌甯靖王夫人吳氏墓出土的唯一大衫實物（見圖22）。
其大袖特征非常明顯，皆呈下垂布袋型，這也是大衫繼承了唐宋大袖禮服性質的展現。
而披風的袖子雖相較褙子袖子來說較寬，但似乎袖寬變動幅度較大，袖型不一，大緻可分為兩種。
第一種：例如孔府所藏的明代花鳥披風（見圖23）和這幅明代《婦人像》（圖24）中的披風，以及《朱氏舜水談绮》中所繪披風，它們的袖型與大衫類似，皆呈下垂布袋型。
大袖特征明顯。
第二種：晚明畫家陳洪绶《執扇仕女圖》中的披風以及此幅萬曆年間的婦人坐像中的披風（圖25）。
則更接近于《三才圖會》中所繪披風，袖形偏直袖，袖寬較前一種披風袖更窄。
披風之是以在袖型方面變化更為多樣，或許是為了适應不同場合功能的需要，也有可能是随着社會環境的變化而發生的改變。
明嘉萬時期人餘永麟在《北窗瑣語》有雲：“太祖制民庶章服……其後，民趨于便，雖士庶亦多用之，以衣巾為禮衣……尚有淳樸之風。
迩來…….婦人有全身披風，全衣大袖，風俗大變。故民謠雲：……‘蝴蝶飛腳下，浮雲起婦人……一可怪，四方平巾對角戴。
二可怪，兩隻衣袖像布袋……’秉禮者痛之，建言于朝，遂有章服詭異之禁。”
他指出明後期社會穿衣風尚較明初時已發生巨大變化，淳樸不再，且趨向誇張詭異的風格，婦人所穿披風變得更寬大，覆寫全身，袖子很大像兩個布袋，時人認為這是種怪異的風氣。
明代中後期商業文化繁榮，禮制漸松，社會風氣逐漸奢靡，人們吃穿用度多有僭越，服飾的發展也趨于繁複奢華，向上層模仿看齊。
“兩隻衣袖像布袋”與筆者前文所提的第一種袖型的披風情況恰好符合，這種披風明顯借鑒了命婦大衫的袖型，在明後期的女性群體中成為服裝潮流。
由上述内容我們可以總結出：大衫和披風基本形制相似，由于适用人群和功能等級的不同而稱呼不同，袖型細節處也有所差別，但總的來說二者屬于同一類對襟外套。
披風算是大衫的普及低配版，也可以說，大衫是特殊的進階披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