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秋
編輯|北秋
希臘城邦的制度可以無休止地調整和修改，以适應不同的社群。定居的城邦本身可以對他們的制度進行即興的、縮小版的實驗。
在一個定居的城邦中，地方的次區域也常常被構造成整個城邦的一個縮影。流離失所的公民社群可以制作自己的公民機構的适應，以形成“流亡城邦”，沒有任何方向，往往甚至作為一個挑戰，在國内解決政權。也被早期的學者所識别，在其他地方的細節。
一、流亡者
密集的希臘國家系統意味着流亡者經常不得不在國家之間的空隙中形成他們的“流亡城邦”，特别是邊境地區或其他邊緣領土，這些地區不容易被定居的城邦控制。它們對這些毫無希望的環境的适應提供了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
流離失所者的“強迫代理”。也許最著名的是，當斯巴達支援的寡頭政治在雅典的伯羅奔尼撒戰争失敗後，一些雅典流亡者在雅典領土邊緣的菲萊建立了一個據點，從那裡他們與現任政權戰鬥，并取得了相當快的成功。
他們的内部政治組織沒有得到很好的記錄。然而，在重建民主制度後，雅典人紀念腓力流亡者作為一個更廣泛的雅典示範 它儲存了雅典的民主精神，也保留了它的一些結構，而城市本身是在寡頭的手中。
作為這場更廣泛運動的一部分,在雅典比雷埃夫斯港的更大一部分雅典民主流亡者可能會舉行集會,集體集資甚至圍攻。
這樣的團體也可以在公民模式下表現出紀律嚴明的、複雜的組織：從伯羅奔尼撒半島東北部的腓利烏斯城來的寡頭政治流亡者，在斯巴達人的幫助下，按照斯巴達人的模式，組織成了訓練有素的公共用餐團體。
這給斯巴達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提供了進一步的援助。在另一個邊緣寡頭流亡組織的例子中，四世紀初在愛琴海巡遊的一群被動員起來的寡頭流亡者從西弗諾斯島來到愛琴海。
他們任命了正式的流亡治安官來上司一場軍事行動，試圖奪回他們的家鄉。
“流亡城邦”和其他流離失所的群體可以參與希臘國家間關系的另一種方式，獲得承認和信譽，是使自己在希臘宗教生活的偉大共享中心可見。
特别是在德爾菲和奧林匹亞的聖所和體育節，這本身就是避難和庇護的地方。定居的城邦和其他國家，通常利用這些避難所和他們的活動作為宣傳他們的成就、虔誠和利益以及與其他國家交流的機會。
流亡團體是已知的模仿定居國家的這些特點的活動，成功地重新融入州際社群，盡管他們在其他方面的邊緣和間隙的位置。他們的活動包括在德爾斐和奧林匹亞建立紀念碑。
公元前5世紀，斯巴達的鄰近地區麥西尼亞的某些居民在試圖反抗斯巴達後被迫流亡，他們自稱是幾個世紀前被斯巴達奴役的古代麥西尼亞人的合法繼承人。
雅典人幫助這些流亡者在城邦建立了一個據點，這個位置位于科林斯灣，在5世紀雅典人和斯巴達人之間的競争中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在伯羅奔尼撒戰争期間，這些在麥西尼亞的人建立了勝利紀念碑，連同他們的主機，在奧林匹亞和德爾菲，伴随着銘文，以慶祝戰勝斯巴達人和他們的盟友。
由現代考古學家重建的碎片儲存。流亡者自稱為“麥西尼亞人”，風格與家鄉城邦的現任公民相同，這是一種強烈而自信的對一個城邦公民合法性的要求。
兩個世紀後約公元前220—217年，一群來自亞該亞的流亡者進行了類似的幹預，亞該亞是伯羅奔尼撒半島北部的一個地區，是一個邦聯，亞該亞聯盟的傳統中心。很快統治了整個伯羅奔尼撒半島。
就像前面提到的大多數其他群體一樣，這些流亡者被迫進入邊緣和有争議的領土：斯基羅斯地區或斯基裡斯特地區，位于斯巴達和阿卡迪亞地區之間有争議的邊境地區。他們的家鄉，聯邦亞該亞同盟，在這些年裡與來自科林斯灣北部的強大聯盟埃托利亞同盟交戰。
這些亞該亞的持不同政見者在埃托利亞的權力中心特爾斐建立了一座紀念碑，以紀念他們的埃托利亞恩人西莫斯：
盡管很明顯，這些流亡者利用德爾菲的環境和跨州的突出地位來獲得對他們的政治身份、合法性甚至自治的承認，但他們作為一個政治團體的性質比我所讨論的其他例子要複雜得多，混合得多，在這些例子中，城邦的身份似乎是不言自明的。
這些流亡者認同于整個亞該亞地區，而不是一個單一的城邦。他們在這裡的自我介紹中也特别突出了一個上司人，可能是一個反叛的亞該亞上司人。
他帶着一些追随者叛逃到埃托利亞人的事業中。這表明他們意識到了一個由一個無可争議的領袖上司的皇家或雇傭軍的模式，而不是共同指揮和集體主權的公民模式。
他們明确承認自己的持不同政見者和邊緣地位：他們沒有風格自己作為‘亞該亞人在斯基羅斯’，而是作為‘流亡者從亞該亞’。
希臘中部皮奧夏的普拉蒂亞，在公元前427年伯羅奔尼撒戰争爆發前不久，被斯巴達人和底比斯人長期圍困。
普拉塔亞人長期以來一直是雅典人的親密盟友。在他們被流放之後，雅典人采取了不尋常的措施，将雅典公民身份擴大到所有在雅典避難的柏拉圖派人。這一定有力地鼓勵了雅典的普拉塔人融入雅典文化。盡管如此，柏拉圖派在雅典也保持了一種身份和意識的分離。
在四世紀早期，一個名叫潘克利昂的人被懷疑非法要求雅典公民權，他的第一道防線是聲稱自己是一個被賦予選舉權的柏拉圖人。他一定已經計算好了陪審團對那些顯然是局外人的人的熟悉程度，這些人因為是柏拉圖人而變成了真正的雅典人。
雅典的柏拉圖派社團仍然有足夠的凝聚力群組織性，可以對這種成員資格的要求進行審查。呂西阿斯演說的發言人，起訴潘克裡昂為非法公民，聲稱通過與雅典本身的柏拉圖派社團核實，已經破壞了他的資格。
首先是與一位著名的柏拉圖派長老，然後是其他柏拉圖派的人，最後是柏拉圖派社群的其他人，他被告知，他們每個月的最後一天都會聚集在雅典的奶酪市場。
當時在奶酪市場的一個普拉泰人确實聲稱丢失了一個與潘克利昂的名字和描述相符的逃跑奴隸。受人尊敬的普拉泰人是以被期望作為一個集體體定期聚集，有一個獨特的普拉泰身份和普拉泰公民社會的意識，他們可以結合他們作為雅典公民的新角色。
很難确切地說出，除了社交活動之外，普拉泰流亡者在每月的奶酪市場集會上都做了些什麼，但這暗示着，許多定居的城邦，比如雅典本身，每月都有一個強制性的公民大會，會上做出了最重要的決定。
公元前三世紀，流亡者在一個東道城邦找到了避難所，形成了一個更加明确的政治集會。伯羅奔尼撒半島的梅格洛波利斯的公民，公元前223年，斯巴達人被他們的傳統敵人出他們的城邦，在他們的東道城市墨西拿舉行集會，拒絕斯巴達的和平提議。
這一決定受到公元前2世紀大都會曆史學家波利比烏斯的高度贊揚。這是一個更加即興的集會，沒有像迦勒底人和柏拉圖人那樣的正規化，但它确實代表了一個更短暫的“流亡中的城邦”在主城邦的核心。米裡納的卡爾西迪亞人、雅典的普拉泰人和梅西尼的大城市人在他們的家鄉被摧毀後形成了他們的流亡社群。
一個流亡的派系也有可能從設在東道城市中心的一個仍然存在的城市，采取更有争議的步驟，形成一個明顯的臨時和臨時的“流亡中的城邦”，以否認現任政權在國内的合法性。
法律演講和曆史記載描繪流亡派别與他們的基地在雅典在公元前四世紀的行為以這種方式。
普魯塔克，一個更晚的來源，報告了斯巴達在公元前382年占領底比斯後，流亡者在雅典期間模仿和增選民主制度。他們聽他們的上司人物的演講，伯羅奔尼撒成立臨時議會，并通過投票做出正式決定，就像一個定居的城邦所做的那樣。
有趣的是，這些流亡者在回國後成功地在底比斯建立了長期的民主制度，部分是受到他們流亡經曆的啟發。
在一個更接近當時的來源中，埃斯基涅斯在公元前343年的一次演講中報告說，後來從底比斯皮奧夏地區流亡的人舉行了一次會議，選舉擁護者代表他發言。這是另一個有趣的例子，就像那些卡爾西迪亞人和亞該亞人一樣，一個流亡群體建立了基于聯邦而不是單一城邦身份的臨時制度。
也許聯邦身份和臨時建立的聯邦機構為來自同一地區的完全不同的難民提供了一個團結的來源，其中沒有一個城邦有足夠的代表來建構一個更特殊的“流亡城邦”。
古典和希臘化的流亡者對公民制度和社群的适應，也可能比一群來自一個城邦或地區的流亡者在某處共同找到避難所，對城邦或聯邦特征的模仿更具原創性。
二、古希臘公民權模式
在古希臘流離失所者的情況下，公民權不僅僅是一種排斥或壓迫的力量；流離失所者自己也可以利用公民權的過程和理想來建立有效的臨時流亡社群。
中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相關的流離失所群體幾乎總是依賴于強大的定居國家的支援。流離失所的群體采用準公民的形式，有時可能使他們更容易受到這些外部力量的控制；這也使他們嵌入在規範的共識，集中在城邦作為最好的社會形式，在希臘的公民世界。
盡管如此，很難否認公民形式的采用和适應也給了流離失所群體代理權和自治權，特别是當它使他們能夠幹預國家間的外交和戰争時，就好像他們是定居國家一樣。以新的形式複制公民模式也給了局外人另一種自豪、尊嚴和社群的關注點，這在雅典邊緣化群體的協會和社群的記錄中尤其明顯。
不必為了尋找全新的政治共同體模式而直截了當地拒絕古希臘公民權模式；事實上，古希臘公民權是雙刃劍，而不是直截了當的壓迫，因為它本身可能是外來者的資源。正如阿倫特所論證的那樣，流離失所者重新選擇公民權的最壯觀的例子是流亡者建立的新城市，這主要發生在古希臘世界公元前500年之前。
盡管如此，即使用盡了自發城市基礎的新機會，在一個國家保護自己領土的密集世界裡，複雜的州際規範在發揮作用，古希臘流離失所的個人和群體仍然找到了新的方式來适應臨時“流亡城邦”的公民原則和制度。
這些現象促使人們重新思考現代公民權，這種公民權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希臘的形式：在其根源上，它比通常所允許的要靈活得多，流動性大得多，對再創造的開放性也大得多，而且不需要與任何特定的地方甚至種族捆綁在一起。
正如古希臘的情況一樣，對公民身份的更複雜和開放式的了解可以為流離失所者和東道主雙方的政治互動和機構提供豐富多樣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