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争鳴】
編者按
在上一期讨論中，圍繞藝術史研究跨學科的傾向，兩位學者進行了不同角度的闡釋。本期兩位學者将繼續就這一話題進行探讨。尚榮認為，藝術史研究者不應滿足于套用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而是要在學科交叉的同時，保持對藝術作品本體的洞察力；楊簡茹認為，面對越來越豐富的圖像生産方式，傳統的藝術史研究已經無力對相關問題作出解釋，這迫使藝術史研究開始調整方法和路徑。至此，就《學術争鳴》欄目的“藝術史研究是更注重本體還是更注重多元”這個專題已進行了三期的讨論，六篇文章見仁見智，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深入探讨與争鳴。本專題告一段落，但思考和探索仍在繼續。
同時，自2023年7月《學術争鳴》專欄開辦以來，編輯部收到來自理論研究者、畫家、美術院校師生等多方面的反響。本期開始，我們将選登部分回報言論，希望争鳴話題和争鳴精神能夠持續發酵，推動文藝評論和文藝創作不斷向前發展。
作者：楊簡茹（廣州美術學院跨媒體藝術學院副教授）
傳統的、狹義的藝術史研究，更注重藝術作品本身的曆史，比如中國古代的《畫史》，就是評論品鑒具體繪畫作品本身的著作。但是進入21世紀，更多具有人類學、考古學、語言學等學科背景的學者進入藝術史研究領域，在跨學科的互動聯系中推動了藝術史研究的發展。藝術史研究的現實情況是，從單一學科的“内部研究”轉向多學科交叉跨界的“外部研究”。在這樣的背景下，藝術史的研究對象也早已溢出了原來的範疇，更多的學者已經意識到，許多重要的學術問題恰恰被遮蔽在學科邊界的罅隙中。跨學科意味着藝術史的研究走向一種“大藝術史”的開放，這是原來的學科研究所不具備的。
對于藝術史研究的這種新态勢，學者們有一些争論：到底應該堅持藝術本體研究，還是要進行跨學科研究？這種争論背後，其實暗含一種學科焦慮：當藝術史研究開始進行跨學科探索時，是否在削弱藝術史作為一個學科的獨立性？
筆者認為，藝術史研究需要跨學科的空間拓展。因為藝術史跨學科的本質，是在不同學科的動态聯系中展開問題研究，進而拓展對藝術作品、藝術現象、藝術觀念的闡釋空間，并重新激活藝術史研究的知識生産。藝術史研究跨學科，不是簡單的合并關系，而是重組關系。
藝術史研究，不僅僅是對視覺的關注，也與政治史、商業史、經濟史、技術史、物質文化史等共享研究關注點、方法和文獻資料。與此同時，其他文史學科的學者也注意到藝術史的功用。無論是藝術史跨界到其他學科，抑或其他學科汲取藝術史的研究成果，都是在跨學科的視角下通過了解其他門類的研究，更好地促進本學科研究的發展。
在20世紀，面對越來越豐富的圖像生産方式，傳統的藝術史研究已經無力對相關問題作出解釋，這迫使藝術史研究開始調整研究方法和路徑。比如20世紀60年代，随着英國伯明翰學派的興起，對于大衆文化的分析和批評涉及電視、電影、廣播、報刊、廣告、漫畫、流行歌曲，乃至休閑方式等。對大衆媒介的關注成為藝術史研究的新熱點，進而跳出了傳統上對作為審美對象的藝術品的研究範疇。藝術史研究的領域不再僅僅聚焦于藝術家創作的文化作品，日常生活、大衆文化、流行文化等都進入了藝術史研究範圍。在文學理論、藝術批評和文化研究的啟發下，藝術史研究擴充到更廣泛的視覺文化研究，從對藝術家及其作品研究的關注轉向對消費問題、性别問題、媒介過程等新問題的關注。如今，藝術史研究又分化出藝術教育、藝術管理、文化産業等新興學科專業，進而生成新的專業方向，如拍賣、策展、文物與博物館等，這些變化正是跨學科思維的結果，這也說明研究者的立場和視角在發生轉變。
明确的問題導向會集結起不同學科的學者共同交流合作，從不同的方面帶動跨學科研究。比如新中國的美術作品，其内容不再像傳統作品那樣，僅僅表達藝術家個人的某種感受，而是更多地展現出新社會的發展面貌和人民大衆的審美需求。要研究這些作品，需要通過研究同一時期創作的戲曲、小說、音樂、電影等，才可能獲得更豐富的資訊。新中國美術史，是在藝術與政治、社會和經濟的互動中建構起來的，從藝術本體之外對相關問題進行分析，能更好地幫助我們了解美術作品的發展。是以，藝術史學雖然依賴于學科内部研究，但是也要借助其他學科的知識和方法來解決本學科的問題，不同學科可以實作有效的跨界合作。
從國内藝術學院的研究所學生招生情況來看，常常會有大學階段學習設計學、計算機科學、人類學，甚至農學等不同專業背景的學生選擇藝術史。實踐證明，跨學科交流有助于打破人們固定的思維方式，進而推動學術研究創新發展。随着科技的飛速發展，跨媒體藝術、實驗藝術、科技藝術等新專業不斷出現，都以“跨界”視角推動着傳統文科的轉型。
誠然，從研究方法來看，符号學、圖像學、風格學等經典方法在藝術史研究中仍具有重要的位置和适用性。同時，一些社會科學的實證研究方法，如統計分析法、認知神經科學實驗法等已率先在設計藝術史研究中得到應用。邏輯分析、系統研究、堅持求證的科學方法，也可以糾正以往藝術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觀臆斷等問題，為學術結論提供科學的決策依據。是以，社會科學的實證研究方法，可以促使藝術史研究在方法論層面取得新突破。當然，如何将實證主義方法上升為一種普遍的、經典的藝術史研究方法，還需要研究者長期的努力和自覺的探索。
當然，跨學科不是裝點門面的時髦用語，也不是當代藝術史研究獲得新發展的“萬金油”。在藝術史的跨學科研究中，要保證研究者做的是藝術研究，而不是假借跨學科之名從事其他學科的研究。真正的學科發展不會懼怕跨學科吞噬本學科的獨立性，因為跨學科的終極目的是通過吸取其他學科的優勢來強化原來的學科。在這個過程中，藝術史研究需要跨學科的空間拓展，借鑒其他學科的方法擷取有價值的研究成果，進而實作理論體系的更新，并不斷地重塑藝術史的面貌。
張萱，唐朝人，作品以工筆仕女畫著稱，在他的衆多畫作中，《搗練圖》最為著名，然而原作未能流傳于後世，現收藏于美國波士頓美術館的《搗練圖》，系宋徽宗趙佶摹寫之作，雖然對原作的環境略有删減，但整體内容儲存較為完整。作品展現了十二名仕女專心搗練的場景，内容雖然簡單，但構圖、畫式、設色等極為精細，服飾細節刻畫生動自然。《搗練圖》再現了當時鮮活生動的勞動場景，後世學者通過研究其構圖形式、繪畫内容與意境，探讨畫作的文化藝術價值及其對現代各領域研究的意義。例如，有研究者通過分析《搗練圖》中服飾元素對畫面構成的影響,啟發當代人物畫創作者對于服飾元素的應用方式和内在關系的處理,進而在人物形象塑造、畫面氛圍營造等方面取得創新；也有學者以畫中的女性形象為研究主體，從繪畫形式語言和女性主義視角等進行分析；還有學者從畫面中搗練、縫衣（織修）和熨帛等工序中，分析唐宋時期紡織工藝的發展等。上圖為北宋趙佶摹張萱《搗練圖》。
南宋畫家牟益繪制的《搗衣圖》也描繪了搗衣侍女勞作的情景，其白描輕墨的手法與《搗練圖》工筆設色風格不同，但同屬相似題材，互為參照，為後世學者研究此類主題提供了審美與史料價值。
《搗衣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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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團隊：光明日報記者 張玉梅、于園媛、許馨儀）
《光明日報》（2024年01月05日 07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